克格勃全史-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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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也不足为奇了。但是斯大林又遭到了反对。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特舍夫试图证明，
将组建集体农庄经济的问题全部推到富农身上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总是喊叫说富
农、敌对分子、旧官吏、彼得留拉分子（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和其他诸如此类的
家伙，在破坏庄稼的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农
业政策遭到如此强烈的批评，以至斯大林在其一生中也不得不最后一次承认：“我
们错了。”他的话，被作为“布尔什维克自我批评”的范例，登在了一家党的杂志
上。
　　　　这个阶段，在党的领导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斯大林及其支持者想要赋
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势力做斗争的全部自由权，而其他人则坚持恢复“社
会主义法制”。当时斯大林认为公开反对后一种倾向是不明智的。于是1933年5　月，
经他同意，下发了一份文件，指责在农村搞大镇压的行动，一个月后建立了苏联检
察机构，目的在于限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
　　　　在1934年初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又有所抬头。现在已准确
查清，当时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斯大林得的票数要比基洛夫少300　票。但是，
党内反对斯大林的势力实在弱小，以至绝大多数俄罗斯居民并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而今天我们也只能猜测这一反对派的真正规模。
　　　　与此同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也在不断增长，到1934年，这种势头已可以扼
制任何一个反对派了。虽说他未能全面控制党组织，但却越来越牢固地将专政机关
的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1934年5　月，被疾病折磨的缅任斯基去世了，接替他的
是亚戈达，　实际上他已行使了一段时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职责。7月，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易名为“国家安全总局”，归由亚戈达领导的重新设立的内务人民委员
部管辖。　政治警察局、　正规警察局、刑事侦察局、边防军和内务部队，从此时起
（而所有刑侦系统从1934年10月起）都归属同一机构管辖。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了政
治警察局的同义词，尽管形式上后者不过是前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整个这部庞大、
强劲的机器都直属斯大林。斯大林通过自己的秘书处（由A　·波斯克列贝舍夫领导）
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着直线联系。据跑到西方的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亚历山
大·奥尔洛夫说，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格奥尔吉·马林科夫领导了一个“小委员会”，
专门对政治局得到的情报进行评估。从斯大林的书记处出来的，还有他的宠臣尼古
拉·叶若夫，　他于1936年接替了亚戈达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的职位，　并领导了
“大清洗”。
　　　　斯大林的潜在对手基洛夫的遇害，使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权力更为加强。1934年
12月1　日，当基洛夫走出列宁格勒党组织中央大楼自己的办公室时被人从背后开枪
打死。杀害基洛夫的凶手，自认为是曾暗杀过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民粹主义者的继
承人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明显是精神错乱。必须指出的是，尼古拉耶夫行刺前
曾两度被基洛夫的卫兵拦住，尽管发现他的包里有装了子弹的手枪，但两次都根据
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把他放走了。半个世纪之后，凡是和戈尔季耶夫斯基
谈论过刺杀基洛夫一事的克格勃的人员，无一不怀疑是斯大林亲自下令干掉基洛夫
的。很多人认为，斯大林并没有让亚戈达参预此事（因为当时亚戈达尚未取得斯大
林的完全信任），而是通过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菲利普·梅德韦季及其副
手N　·扎波罗热茨行动的。后来赫鲁晓夫认为，亚戈达曾接受过斯大林的口头命令，
也是此阴谋的参预者，这种臆断显然有误。基洛夫遇害后，斯大林来到列宁格勒，
扮演了其一生中最动人的角色，表现出其卓越的表演才能。梅德韦季在火车站迎接
了斯大林，但他得到的不是问候之辞，而是挨了斯大林出人意料的一拳。斯大林满
怀哀痛，从火车站直接前去向基洛夫遗体告别。而后，梅德韦季和扎波罗热茨因该
职而被解除了职务，但两人仍在远东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中工作，直到1937年在“大
清洗”中被枪决。赫鲁晓夫后来认为，这样是为了“对刺杀基洛夫一事杀人灭口”
　　　　基洛夫遇害的当天晚上，从上面就下达了指示，要求立刻惩办所有有搞恐怖活
动嫌疑的人，包括判处死刑。据赫鲁晓夫称，该指示的下达“未经政治局”批准，
是斯大林个人的倡议。这样，内务人民委员部获得了对苏联公民的生杀予夺之权。
二十年间都是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确定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第一批被指控与
基洛夫之死有牵连的是所谓的从波兰、芬兰、拉脱维亚边境潜入俄罗斯的白匪阴谋
分子。有104　名“阴谋分子”为此遭殃，他们被抓获并被枪决。基洛夫遇害三周后
又披露了一桩实际并不存在的阴谋。1934年12月22日宣布，尼古拉耶夫是季诺维也
夫的追随者建立的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斯大林亲自罗列了被定名为“莫斯科中心”
和“列宁格勒中心”两个“季诺维也夫集团”的名单。后来又宣布说，尼古拉耶夫
从拉脱维亚领事馆那里领取过5000卢布（此人后来被驱逐出境），而这个人曾帮助
季诺维也夫分子与被驱逐出国的托洛茨基进行联系。12月30日又宣布一条消息，所
有阴谋分子在未有辩护情况下经过简短审判都被枪决了。1935年　1月，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作为前反对派领导人，在政治诉讼案中，以主要被告者身份出现在审判
会上。含糊的控词指出，他们对基洛夫之死应负有类似教唆性质的政治责任，对此，
二人并未表示异议。法庭判处季诺维也夫十年监禁，加米涅夫五年监禁。尽管这一
审判是如此荒唐，但苏联人对此却是十分严肃的，因为他们早已对此类揭露各种阴
谋和地下组织的事情习以为常了。　审判过后，　斯大林将亚戈达叫到身边对他说：
“您干得很不好，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他认为，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
就该折磨到他们对一切都招认了为止。亚戈达异常震惊，以至于在把这次谈话讲给
自己的副手格奥尔吉·普罗科菲耶夫听时，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1935年，斯大林又对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派展开了新一轮的、更密集的进攻。
从1933年开始并持续到1934年末的党内清洗、　主要是为了根除腐败和懒散。　到了
1935年，清洗便呈扩大趋势，并开始蒙上了一层政治色彩。斯大林宣称：“对基洛
夫同志恶毒的暗杀，”让“党内许多可疑分子现了原形。”只有精良的镇压机器才
能将他们清除，因为据一名党内活动家称，“骗局、政治诡计和两面三刀是党的敌
人的基本战术。”地方的所有党组织中都展开了自我批评和坦白交待的运动。用叶
甫根尼·金兹堡的话来讲，“挤满人的大礼堂成了忏悔室。”每一次这样的集会都
有自己的一套内容。人们忏悔说，他们对持续革命理解不正确，还说1932年对反对
派行动纲领一事投票时投了弃权票。他们承认“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和对‘二五’
计划的意义认识不够。他们表示后悔与‘罪孽的家伙’们保持了联系，并对‘梅耶
霍德剧院’（1920－1938年由梅耶霍德领导的一个莫斯科剧院，经常上演宣传鼓动
的、政论性强烈的戏剧——译者注）盲目迷恋。
　　　　尽管列夫·托洛茨基当时处在斯大林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斯大林对这个主要的对手越发感到不安。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后继者们在对“政治犯”
的逼供时总是用同一个问题发问：“您是否也认为托洛茨基是资产阶级反革命先锋
队的领袖呢？”大部分被开除出党的人都被称为是托洛茨基分于或季诺维也夫分子、
对于被驱逐中的托洛茨基来说这是个鼓舞人心的事情。1936年1　月他写道：“在最
近几个月被开除出党的一、二十万托洛茨基分子中，也就有不超过几十名，最多也
不超过几百名是1923——1928年那时的老一辈反对派，而大多数人都是后来者……
可以肯定地说，尽管遭受了十三年前所未闻的野蛮和残酷的迫害、诽谤和折磨，尽
管有比迫害本身更危险的失败主义和背叛变节的存在，（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今
天在苏联仍有着最强劲、最庞大、最团结的队伍。”
　　　　应该说，无论是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生活在他们臆想出来的世界中，并总
是以虚幻之景相互慰藉。斯大林对实际上已不复存在的托洛茨基分子危险性的坚信，
也传染了托洛茨基本人，于是托洛茨基便不能不为这些不存在的继承者而欢欣，而
这又使得斯大林相信，托洛茨基主义具有比其所预料的更大的威胁。
　　　　但是，为什么托洛茨基分子在苏联消踪．匿迹了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简单不
过了：要知道，除极个别例外，他们确实没有在国内。但是斯大林以及大多数内务
人民委员部的人认为，他们的消失恰恰证明了这一事实：托洛茨基分子已转人地下，
他们常常扮演成最忠诚的党员。1936年夏，中央委员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通过了一
项秘密决议，赋予内务人民委员部肃清所有“人民之敌”的特权。七月，以政治局
的名义，但多半是根据斯大林的个人命令，向所有党组织下达了秘密通令：
　　　　“现在，我们已经清楚，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之流正联合所有我国劳动人
民最凶恶、最不共戴大的仇敌——间谍、奸细、破坏分子、白匪、富农之类的人进
行反苏维埃政权的斗争。此时区分托洛茨基分子还是季诺维也夫分子已变得毫无意
义，因为他们是一丘之貉。我们所有的党组织、所有的党员都应明白，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需要共产党员们保持警惕。在目前的情况下善于辨认党的敌人、不被他
们乔装打扮所迷惑，是每个布尔什维克所不可缺少的素质。”
　　　　在此后的几周里，报纸上连篇累续登载一些文章提醒大家，“由于一些党员无
原则的自由主义和警惕性不高”，使得党的队伍内仍然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败类”在活动。
　　　　8　月19日，开始了对主要的“败类”的审判。这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及
其“帮凶”的“供词”比1935年1　月的供词又进了一步，他们承认说：他们是刺杀
基洛夫行动的“直接组织者”，他们把刺杀基洛夫视为刺杀包括斯大林本人在内的
其他党的领导人，　进而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准备阶段。　他们从1932年起就一直依照
（根本没有的）转达的托洛茨基的指示在行动。一个被告甚至讲了他和托洛茨基的
儿子在哥本哈根的宾馆里的会面情况（而据后来所知，这次会面的实际时间与供认
的时间相差了近二十年）。因为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所有“托洛茨基——季诺维也
夫恐怖分子中心”的成员都被判处死刑。
　　　　他们的当众忏悔，是斯大林建立又一个阴谋理论的重要一步，即通过这一事件
来证明国内外敌人企图合流的勾当。公审不仅将“左翼反对派”残余分子和流亡中
的托洛茨基联系起来，还将他们同白匪和法西斯主义联系起来。法庭定论说，“托
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中心”已经陷入“白匪”的泥沼并和他们同流合污，
“他们构成了已被苏联根除的剥削阶级残渣余孽”。他们还同盖世太保合作，托洛
茨基曾与其商定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苏维埃政权。在法庭最后的表白中，季诺维也
夫用极简单的话概括了自己的拥护者们与纳粹主义和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之间的关
系：“托洛茨基主义是法西斯主义的一种，而季诺维也夫主义又是托洛茨基主义的
一种。”
　　　　令斯大林满意的是，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还提到了“右翼反对派”的残余分子：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托姆斯基深知这会导致什么结果，便以自杀了之。11
月中旬，斯大林在索契例行休假之时得到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经过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调查，布哈林和李可夫被宣告无罪。于是，斯大林对亚戈达由来已久的怀疑开
始公开化了。亚戈达当时正沉醉于国家安全委员这个新头衔（它和元帅军衔相平）
以及克里姆林宫的新住宅。他实在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被荣耀的光芒刺昏了
头脑。他实施了新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卫换岗程序，这一音乐伴奏下的换岗仪式很
容易使人想起沙皇时代。11月25日，晴天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