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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

世界近代后期哲学思想史-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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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条不紊也。命于穆而不已,求之于理,则元亨利贞诚之贯乎通复者,在吾 

                        ② 

  心且时出不穷也。”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命”主宰天地万物,也可说是“理” 

  最终主宰天地万物以*0社会道德伦理。 

        曾国藩宣扬以“诚”为本的思想,认为“诚”是宇宙万物及其变化的根 

  源。在他的著作中,“诚”被说成是一种具有客观属性的精神实体。他说: 

   “窃以为天地万物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圣人德业所以大兴,皆诚为之 

                                                         ③ 

  也。故曰:‘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同时,曾国藩的“诚”说也 

  带有陆王心学的痕迹。他在许多的地方把“诚”又解释为一种道德修养与主 



① 《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复颍州府夏教授书》。以下凡引曾国藩文,均出自《曾文正公全集》。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顺性命之理论》。 

③ 《书札·复贺耦耕中丞》。 


… Page 72…

  观精神。他说:“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唯立诚才有可居之地,诚 

                   ④                                                        ⑤ 

  便是忠信。” 又说:“君子之道,莫大乎忠诚为天下倡。”曾国藩比较看 

  中“诚”的主观属性的一面,主张充分发挥这种主观精神与运气搏斗。之所 

  以如此,是基于他与太平天国长期对抗的实践经验。他把自己历经挫败,最 

  终赢得胜利既看作是天意,又看作是主观精神奋斗的结果。 

        在认识论上,曾国藩承继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说,并有所发挥;在论 

  述知、行关系时,也表现出一些不同于宋明理学的特色。 

        曾国藩对“格物致知”的理解,基本上与程朱一致。他说:“格物致知 

  之物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 

  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格者,即格物而穷理也”, 

                        ① 

   “此致知之事也”。在他看来,一切现象,不论是主观精神,还是客观物质, 

  皆为“所格之物”,而格物在于“穷理”。朱熹有言:“心具万理,万理具 

          ② 

  于心”,曾国藩也说:“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其省察涵养以存 

                              ③ 

  心之理,即格物也。”即把“格物”的目的说成是“究其存心之理”。 

        曾国藩引用朱熹的话来论证“格物致知”的命题。他说:“朱子曰:‘人 

  心之灵,莫不有知。’此言好恶之良知也。曰: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唯 

  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此言吾心之知有限,万物之分无穷,不研 

                                               ④ 

  乎至殊之分,无以洞乎之一理也。”这里,所谓“人心之灵,莫不有知”, 

  是就认识主体而言,“知”乃是存于心中的“天理”,即曾国藩所指的“存 

  心之理”、“好恶之良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是就认识客体而 

  言。如何识得“天理”?在朱熹那里,万物产生于“一理”,“一理”统摄 

  万物。因此,在曾国藩看来,只有认识“至殊之分”,才能把握“一理”, 

  也就是说,只有认识到具体的事物,才能认识抽象的“理”。而这统摄万物 

  之“理”,在封建社会中主要表现为维护封建秩序的伦理纲常。这样,封建 

  伦常也就成为“格物”的对象,而道德完善自然就是认识的最终归宿。 

        曾国藩关于知行关系的论述,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他认为,“知” 

  与“行”是不可分割、互相依存的,“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学亦在此”。 

  就“知”与“行”的先后而言,曾国藩主张“知”先“行”后。他在解释“诚 

  意”时说:“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 

                         ① 

  此力行之事也。”可见,在“致知”与“力行”之间,他强调“力行”,认 

  为“行”是“知”的根本目的。所谓“力行”,就是“脚踏实地”,不说空 

  话,“知一句便行一句”,“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因此,曾国藩很注 

  重实效,主张“凡程攻立事,必以目见为效”,反对“但凭心所悬惴者为高” 

  ②。为此,他认为,王守仁的“即知即行”说乃是“任心之明”,终将“别无 

  所谓实行”;陆九渊强调的“先立其大”,站稳封建立场,这并不是一句空 



④ 《杂著·居业》。 

⑤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朱子语类》,卷九。 

③ 《家书·致诸弟》。 

④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① 《家书·致诸弟》。 

② 《杂著·克勤小物》。 


… Page 73…

  话,而要从具体小事先下手。在此,曾国藩发扬了理性维系封建纲常的传统, 

  抛弃了理学的空疏及只讲心性的迂腐,表现出经世致用的鲜明色彩。 

        关于人性问题,曾国藩的观点承袭程朱理学。他认为,人性源于天理, 

                                                                     ③ 

    “凡人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曾国藩主张人性本善, 

                                                           ① 

  认为只是“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他同朱嘉一样,竭力主张“力 

                            ② 

  去人欲,以存天理”。为了恢复善良的本性,他提出了“格物”、“诚意”。 

  他说:“格物,则剖仁义之差等而缕晰之”,“诚意,则举好恶之当于仁义 

                 ③ 

  而力卒之”。他不仅要求人们认识恪守封建道德的规范,而且要求竭力实践 

  之,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具备完全的封建仁义道德。 

        如何把人们的行为纳入封建道德规范,以“天理之公”克尽“人欲之私”? 

   曾国藩很强调心性修养的工夫。他从孔孟、程朱出发,提出“以敬恕为养心 

          ④ 

  之法”。他说:“作人之道,圣贤千言万语,大体不外‘敬’、‘恕’二字。…… 

                       ⑤                                                                       ⑥ 

  此立德之基。”在他看来,“‘敬’则存心不放,‘恕’则不蔽于私”。 

  在此,他把“敬”、“恕”,看作是实现道德完善的重要手段,是封建伦常 

   的根本所在。由此出发,曾国藩提出了“八德”作为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 

  这“八德”是:“勤、俭、刚、明、孝、信、谦、浑”。他说“勤、俭、刚、 

                                                                                  ⑦ 

   明四字,皆求诸己之事;孝、信、谦、浑四字皆施诸人之事” 。 

         曾国藩的道德思想,总体上来看,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特别是在 

  封建制度日益腐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有所发展的近代,其阻碍社会前 

  进的消极作用是极为突出的;不过,由于它重视身心修养、品德节操,对于 

  整顿封建地主阶级的恶劣、腐败作风,抑制统治者的奢靡与堕落,也多少起 

  一定作用。 

         曾国藩虽“一宗宋儒”,服膺程朱理学,但并非象一般理学家那样,脱 

  离实际事务,一味潜心于性理玄谈与“存养”工夫,而是“详览前史,讲求 

                 ① 

  经世之学” 。长期督军、治政的活动,使有着辅物济时抱负的曾国藩,在鸦 

  片战争前后掀起的经世致用思潮的刺激下,超越了以讲求封建伦理为目的的 

  理学圈子,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从而把理学与经世之学统一起来。 

         曾国藩是主张“理学经世”的。他早在从唐鉴学习理学时就说过:“镜 

  海先生 (指唐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致经济之 

                               ② 

  学,即在义理之内。”后来他一直坚持认为,“苟通义理之学,则经济该乎 

  其中矣”,反复强调经世之学应包括在“义理之学”内。在曾国藩看来,“义 

  理”包举“经济”,“经济”服从“义理”,“义理”与“经济”是体用本 

  末的关系,理学为体,经世之学为用。他说:“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分, 



③ 《杂著·日课四条》。 

① 《嘉言钞·治身》。 

② 《杂著·日课四条》。 

③ 《书札·答刘孟蓉书》。 

④ 《书札·与葛睾山》。 

⑤ 《家书·喻纪泽》。 

⑥ 《家书·复邓寅阶》。 

⑦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① 《年谱》。 

② 《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 


… Page 74…

                                                  ③ 

  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他又把 

  义理与经济视为内与外的关系,说“大本内植,伟绩外充”。 

        基于理学经世的思想,曾国藩对儒学的“礼”作了独到的发挥,说:“尝 

                                                                      ④ 

  谓古人无所谓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壹衷于礼而已。” 又说:“古之君子之 

  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 

  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 

  ⑤在此,他把“礼”或“礼治”理解为“治世之术”,学“礼”也就是学“治 

  世之术”。曾国藩崇尚礼治,就是他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表现。 

        在理学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曾国藩主张“荷道以躬,讲求务实创新。他 

  针对“仕途积习益尚虚文”,提出,“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 

                                               ① 

   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因此,他“于朝章国故,如《会典》、 

    《通礼》诸书,尤以究心”,“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史,钩 

                                                                 ② 

  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他还向清廷建议:“欲 

  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 

                                       ③ 

  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他反对不思变故,主张因时变通,提出“道之 

  废兴,亦各有时”,认为“适时则贵,失时则损”,而“善趋时者,贵先时, 

                ④ 

  不贵后时” 。他竭力主张:“前代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代之所未及 

  者,可以自我创之。”⑤ 

        总之,曾国藩接受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其理学经世思想在一定程度 

  上适合于当时的实际需要,所以他能在晚清大厦将倾之际起突出的作用,成 

  为“中兴名臣”之首。 



                              3。戊戌变法前后的重要思想家 

                 ——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鸦片战争以后的几十年间,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不断发动侵华战争。战争 

  的结局,都是清政府被迫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 

  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 

  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即所谓西学、新学也如潮水般地涌进中国,猛 

  烈地冲击着中国封建的旧文化。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维新派于1898年发 

  动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变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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