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法律与社会-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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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大臣于定国为廷尉，黄霸等为廷平 。不仅如此，宣帝还注意整顿吏治，据《潜夫论·三式》载：
昔宣皇帝兴于民间，深知之，故常叹曰：〃万民所以安田里、无忧患者，政平讼治也，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于是明选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见之，观其志趣，以昭其能，明察其治，重其刑赏，奸宄减少、户口增息者，赏赐金帛，爵至封侯，其耗乱无状者，皆衔刀沥血于市，赏重而信，罚痛而必，群臣畏劝，竞思其职。
重视官僚队伍的建设，加强对官吏执法情况的监督，政平讼理，赏信罚必，终于促成〃昭宣中兴〃的良好社会局面。
由此可见，同样的法律，由于执法者的态度不同，其社会效果就会大不相同；在治理国家方面，良好的法律与认真执法的官员二者都同样重要，不可偏废。正如王符所说：〃牧守大臣者，诚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选练也：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
二、倾法亡国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法律能否得到贯彻执行，一般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拥有最高立法权和执法权的专制君主能否自觉遵守法律，二是各级官吏能否认真执法。不管哪方面践踏了法律，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商鞅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强的道路，使之由西陲之〃夷狄〃而成为中原之霸主。商鞅死后，其法未败。可以说，商君之法与法家学说对秦国社会各个方面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成效是显著的。
然而秦统一以后，仅仅维持了十五年的统治，就被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迅速覆亡，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贾谊把秦朝短祚的原因归纳为〃仁义不施〃、〃繁刑严诛〃与〃赋敛无度〃，这代表了汉代大多数士大夫的意见 。早在秦统一六国前夕，荀子在赞扬秦国〃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的同时，也以〃无儒〃而讥之，认为〃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 荀子的话不幸而言中，这样，法家学说不适合统一以后的秦王朝，而秦王朝不知改弦易帜，因而导致覆亡，这种观点在当时几乎成了众口一词的定论，而且至今在学术界仍然有很大影响。
应该说，〃仁义不施〃、〃繁刑严诛〃与〃赋敛无度〃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秦朝历史的实际情况，但是把秦统治者的这些暴行简单归咎于法家学说极端化，未免过于武断。汉代以后，儒家学说开始成为官方的指导思想，可是不施仁义、横征暴敛、滥杀无辜的昏君、苛吏仍然史不绝书，这双归咎于哪种学说？具体的史实告诉我们，统一以后的秦王朝，随着形势的变化，其政治指导思想开始偏离原来的法家路线，正常的法律秩序与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这才是秦朝速亡的真正原因。
在秦国的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君主，无不把求贤与强国当做其治理国家的首要任务，最著名的如秦孝公的〃求贤令〃：〃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其求贤之心，强国之志，跃然纸上。巨大的军事胜利，冲昏了统治集团的头脑，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秦始皇，更是忘乎所以，逐渐把注意力转向个人享乐方面，修阿房宫，建骊山陵，四处寻游，求仙无度。秦二世则赤裸裸地宣称：〃夫人生居世间也，譬犹骋六骥过决隙也。吾既已临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穷心志之所乐，以安宗庙而乐万姓，长有天下，终吾年寿，其道可乎？〃 统治者对个人享乐的追求，使秦原先的国策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法家本来主张刑、赏并用，不论是早期的李悝、吴起，还是后来的商鞅，都不曾放弃奖赏而只强调严刑酷法。秦律中也有奖、罚两方面的条文（如《厩苑律》及《法律答问》中的某些条文），并非只讲繁刑严诛。可是丞相李斯为邀宠固位，极力迎合秦二世，提出了〃督责之术〃，全盘主张君主独裁与严刑峻法，认为这样可以〃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揜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 。这既不符合法家的一贯精神，也违背了秦律本身的原则。王夫之曾痛斥〃督责之术〃，认为〃尽古今概贤不肖，无有忍言此者〃 。
从现存秦律条文看，《田律》中有关于刍稾税的征收标准：〃顷入刍三石，稾二石。〃 据此推测，其他赋税当也有固定的征收标准。秦始皇的横征暴敛本身就是在破坏而不是强化法制。始皇死后，二世继续建阿房宫，〃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 。这仅仅是百姓所受压榨的一个侧面而已。
秦律本身确实贯彻了法家的〃轻罪重刑〃原则，但〃重刑〃是有严格标准的，对于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超过标准的〃不直〃之罪都要加以惩罚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说明秦始皇时期尚比较注意严格执法。秦二世以阴谋手段登上皇位，时刻担心〃大臣不服，民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于是在赵高等人的怂恿下，〃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于杜〃 。我们已无从考证这些人被杀的罪名如何，但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害事件却足以证明此时秦刑罚之滥：二世以〃不臣〃之罪名派人逼迫将闾兄弟三人自杀，将闾据理力争，申述自己无辜，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兄弟三人只好饮剑自杀 。〃不臣〃之罪，纯属莫须有，将闾兄弟以公子身份却在劫难逃。其他如扶苏、蒙恬、蒙毅、冯去疾、冯劫等等，也无不含冤而死。最后，连大倡〃督责之术〃的李斯也被〃具五刑，夷三族〃，自食恶果。贵族、大臣尚且受到非法之迫害，普通百姓就可想而知了。
有功者赏，有罪者罚，赏信罚必，这是法家的一贯主张，也是秦国国力不断强盛的法律保障。秦二世弃此不顾，而实行〃贱者贵之，贫者富之〃的政策 ，不问被重用者的政绩与能力，其用意无非是为了培养、提拔一批专制魔王的忠实奴才。
虽然说在中国古代，专制君主的意志就是法令，但君主的个人意志有很大的随意性，与比较稳定的法律条文毕竟不能等同。本文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论述秦末统治者破坏法律的行为的。统治者的荒淫无度，加重了百姓的负担；法律秩序的破坏，增加了政治的黑暗；滥杀无辜，残民以逞，不仅加剧了阶级矛盾，也使统治集团内部人人自危，苟且偷安。全国已变成秦王朝的监狱，全体臣民已变成几个政治寡头的囚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因此，秦之暴亡，既不能归咎于法家学说，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已奉行了一百多年的秦律，而是秦王朝正常的法律制度被最高统治集团严重破坏的必然结果。李斯直到死到临头才翻然醒悟：
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 。
《汉书·刑法志》的评论是：
至于秦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班固所讲的〃先王之法〃是指禹、汤、文、武、周公之法。如果将其改为指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历代所遵奉的法治传统的话，这一评论就比较符合历史事实了。
后 记
一九九○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张传玺先生指导下学习中国古代史，开始接触秦汉简牍资料，并以《简牍所见汉代考绩制度探讨》一文通过硕士论文答辩。一九九三年，我又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林甘泉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现在的这本书，其主体部分，作为博士论文，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
在北大和社科院的六年学习生活中，两位导师以其严谨的治学精神、深厚的理论素养，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我在学术研究上的每一点进步，都倾注了两位先生的心血和汗水。在社科院学习期间，谢桂华先生在秦汉简牍方面经常给予指导，并多方为我提供资料，对我撰写学位论文给予了很大帮助。毕业后，我离开北京，来到地方工作，迫于生计，流徙奔波。在千里之外，三位老师们仍然时时关心着我的学习和生活：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及时给予鼓励和鞭策；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尽其所能地为我做每一件事。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感谢！
我还要感谢李祖德先生，他曾在百忙中审阅了我的毕业论文，从内容到篇章结构，提出许多中肯的批评和建议，这为我进一步补充和修改这篇论文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本书在修改的过程中，得到湖南省有关专家的支持，被立项为湖南省社科联1998年度重点科研课题，并获得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出版基金的赞助，岳麓书院的陈谷嘉、朱汉民等领导也为本人在各方面给予关照。正因为有了这些关心和支持，本书才得以顺利完成。
与当年的毕业论文相比，现在的这本书除了对篇章结构有所调整之外，又增加了很多新内容，如〃秦汉法律与经济发展〃和〃秦汉时期的执法〃两章，就是根据各位老师的意见而补写的。然而，研究工作是没有止境的，有些问题，限于资料不足，加之作者才学疏浅，目前尚无力进行研究；即使本书已讨论的问题，也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作者恳切希望得到师友们的批评指正。
结 语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剧烈变革，奴隶主贵族世卿世禄的政治体制被摧毁，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秦汉统一中央王朝的建立，进一步确立并巩固了这一变革的成果。与此相适应，这一时期的法律内容和法律制度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一变化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研究这一时期的法制史，对于了解中华法系的源流，认识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和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法律既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同时又反作用于社会，规范人们的行为。法律与社会相互影响又相互制约，不同时代的法律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研究法律发展的历史，不能脱离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具体的社会环境；制定法律更不应该无视社会现实。因此法律必须不断调整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同时，法律还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否则就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不仅无益，甚至有害。法律能否有效地发挥作用，不仅仅取决于法律条文本身是否公平合理，还取决于法律的运行机制，取决于执法者的态度，必须考虑到多种社会因素。本文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来讨论秦汉时期法律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本文主要论点如下：
一、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连续性，有所否定也有所肯定，有所创新也有所继承。在研究秦汉法律时，也应遵循这一规律，既要看到它发展变化的方面，也应看到它与传统法律的密切关系。单纯强调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春秋以前，〃设范立制〃与〃正刑定罪〃分别属于〃礼〃和〃刑〃两个不同的范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的变革，各国逐渐颁布新的法令，这些法令往往兼有〃设范立制〃与〃正刑定罪〃的内容，已非传统的〃礼〃或〃刑〃所能包容，于是便采用〃法〃、〃律〃等新的名称加以区别。李悝的《法经》以及以此为蓝本的秦律，尽管其体例为后代法典树立了楷模，但其内容要达到完全以〃正刑定罪〃为主，则要到魏晋以后。秦律是在总结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法律成果的基础上，针对秦国的具体情况而制定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对秦国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秦朝的灭亡，主要是最高统治者以个人意志代替法律，严重破坏法律秩序的结果，不能完全归咎于〃秦法繁苛〃或〃纯任法术〃。汉初基本沿用秦律，约法省刑的工作是从汉高祖至汉景帝期间渐次进行的。《九章律》自萧何时初具规模，到景帝时才基本成为定本。汉代法律有律、令、科、比等形式。其中的〃律〃与〃令〃尚无〃正罪名〃与〃存事制〃的分工，二者的法律效力也大体相等；〃科〃很可能是根据律、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