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法律与社会-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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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者，政平讼理也〃 。〃吏急〃即官吏过于苛酷。可见，司马迁〃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的确是有的放矢。
二、酷吏与执法
汉武帝时期是汉代官吏执法由〃循谨〃而〃暴酷〃的转折点。就史书的记载而言，不论是《史记》，还是两《汉书》，都不曾把酷吏当作〃法治〃的典范来记述。《史记》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为声〃 ；《汉书》云〃上替下陵，奸轨不胜，猛政横作，刑罚用兴。曾是强圉，掊克为雄，报虐以威，殃亦凶终〃 ；《后汉书》称〃故临民之职，专事威断，族灭奸轨，先行后闻。肆情刚烈，成其不桡之威；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智。至于重文横入，为穷怒之所迁及者，亦何可胜言！〃
与循吏比较而言，可以说酷吏在〃富而教之〃方面毫无建树，他们既对发展经济、为民兴利不感兴趣，更不擅长道德教化。酷吏的最主要特点就是以杀伐立威，而且其苛酷的程度远远超出法律所规定的范围，令人发指。下面就具体考察一下酷吏在执法方面的表现。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绝大多数酷吏对汉代的法律比较熟悉，而且有些酷吏还参与了汉代法令的修订和编纂工作。如张汤、赵禹等，是汉武帝时期立法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和组织者。而且酷吏对法律的掌握程度，更可以从他们在执法活动中的〃不俗〃表现得到证明：比较典型者如严延年〃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 。诸如此类的事例比比皆是，下面还会提到。这里旨在说明，汉代的酷吏是懂得甚至非常熟悉当时的法令的，但是知晓法律是一回事，严格依法办事又是另一回事，二者之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王符说：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观之，中材以上，皆可议曲直之辨，刑法之理（可）；乡亭部吏，足以断决，使无怨言。然所以不者，盖有故焉。
王符认为，对于〃中材〃以上的人而言，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判断是非，公平执法，并不难做到，之所以做不到，当另有缘由，不能完全用不懂或不熟悉法律来为这些官员开脱罪责。酷吏正是这种知法而不守法的官吏的典型。
熟悉汉代律令的酷吏恰恰在司法活动中并不严格依法办事。〃所以不者，盖有故焉〃其主要动机，或揣摩皇帝旨意，以取悦于君主；或以杀伐立威，博取名声，从而受到君主赏识。
在史籍所列举的两汉酷吏中，只有郅都〃伉直，引是非，争天下大体〃，赵禹〃时据法守正〃。 至于张汤，据《史记·酷吏列传·张汤》记载：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监史轻平者。
也就是说，张汤在执法过程中，并不依法断案，而是看君主眼色行事，皇帝想要治罪的，张汤就将其交给喜欢陷人于罪的属吏去办；皇帝想要网开一面的，张汤就将其交给务从宽容的属吏去办，总之不是以法律为准绳。杜周更加露骨：
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杜周不仅毫不隐讳自己执法不公的行为，而且还振振有词。皇帝固然拥有最高的立法权，但汉代皇帝的制、诏并非都能称为法律上的〃令〃 ，至于君主的〃意指〃只不过是社周通过察言观色揣摩到的，更不可能是〃令〃了，因此他的回答只不过是偷换了〃令〃的概念，从而为自己的〃从谀〃寻找合法的根据而已，真可谓厚颜无耻！其他诸如宁成〃好气，为人小吏，必陵其长吏；为人上，操下如束湿薪，滑贼任威〃 ；周阳由以个人喜怒随意轻重，意在专威，〃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诛灭之。所居郡，必夷其豪；为守，视都尉如令；为都尉，必陵太守，夺之治〃 ；王温舒巴结权贵，〃善事有势者，即无势者，视之如奴。有势家，虽有奸如山，弗犯；无势者，贵戚必侵辱〃，因此，〃有势者为游声誉，称治〃 ；咸宣〃治主父偃及淮南反狱，所以微文深诋杀者甚众，称为敢决疑〃 ；周纡〃迁博平令，收考奸臧，无出狱者〃 ，以〃威名〃升官为齐相 。严延年则以其娴熟的法律知识和非凡的司法才能玩弄法律，〃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桉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 。严延年所为，虽有〃摧折豪强，扶助贫弱〃的动机，但蔑视国法，〃违众用己，表其难测之智〃 ，毕竟不得人心。
酷吏在司法活动中，多以苛酷之吏甚至地痞无赖为爪牙。义纵为定襄太守，〃猾民佐吏为治〃 ；王温舒〃督盗贼，素习关中俗，知豪恶吏，豪恶吏尽复为用，为方略〃 ；尹赏为长安令，大规模搜捕长安中所谓〃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捍持刀兵者〃，计数百人，一举处决，却留下其〃魁宿〃和〃故吏善家子失计随轻黠愿自改者〃，〃皆得其罪，诡令立功以自赎，尽力有效者，亲用之为爪牙〃；王吉〃专选剽悍吏，击断非法〃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主管官员法外造法，恣意用刑，豪恶属吏望风而动，变本加厉，这是对法律制度本身的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律的威信，其对国家法制的破坏程度，绝非普通人的违法行为所能与之相比。
法家主张重刑主义，认为对轻罪处以重刑，可以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但是轻罪重刑，并不是无限加重，而是有一定标准的，执法官吏故意超出法定标准的过重量刑或过轻量刑，在秦律中称为〃不直〃，在汉律中分别称为〃不直〃和〃故纵〃，是犯罪行为 。然而几乎所有酷吏，都无视法律所规定的标准，量刑苛酷，刑罚残忍，肆无忌惮。例如《史记·酷吏列传·义纵》：
军数出定襄，定襄吏民乱败，于是徙纵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轻系二百余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亦二百余人。纵一捕鞠，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余人。
武帝多次出兵定襄攻打匈奴，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社会秩序，造成治安状况恶化。义纵作为一郡之首脑，不对当地吏民加以安抚，反而以残酷的手段进行镇压，对触犯法律者不问轻重，一律滥杀。《史记·酷吏列传·杜周》：
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于是闻有逮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有余岁而相告言，大抵尽诋以不道以上。
〃以笞掠定之〃，不问事实根据，强迫被告认罪的作法，绝对不是法家轻罪重刑原则的体现，更与〃法治〃风马牛不相及。《汉书·酷吏传·尹赏》：
赏以三辅高第迁长安令，得壹切便宜从事。赏至，修治长安狱，穿地方深各数丈，令辟为郭，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穴〃。乃部户曹掾史，与乡吏、亭长、里正、父老、伍人，杂举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无市籍商贩作务，而鲜衣凶服被铠捍持刀兵者，悉籍记之，得数百人。赏一朝会长安吏，车数百两，分行收捕，皆劾以为通行饮食群盗。赏亲阅，见十置一，其余尽以次内虎穴中，百人为辈，覆以大石。数日壹发视，皆相枕藉死，便舆出，瘗寺门桓东，楬著其姓名，百日后，乃令死者家各自发取其尸。亲属号哭，道路皆殻ъぁ�
在这一事例中，酷吏尹赏的作法可谓残酷而离奇！这种手段决不是法律中所规定的刑罚种类。而且〃见十置一〃（即每十人中留下一人免于惩罚）的判决方法也不可能是法定的审判方法，因为这根本不是根据犯罪的轻重，而是看被审判者的运气。前面曾提到，尹赏在处决这批人时，却把很多〃魁宿〃（罪魁祸首）留下，这更违反了首犯从重的法律原则。总之，整个事件，从审问、判决的方法到所使用的刑罚，都远远超出法律之外。我们从这里看到的，只是执法官员对法律的公开蔑视，根本不是什么〃法治〃。《后汉书·酷吏列传·王吉》：
若有生子不养，即斩其父母，合土棘埋之。凡杀人皆磔尸车上，随其罪目，宣示属县。夏月腐烂，则以绳连其骨，周遍一郡乃止，见者骇惧。视事五年，凡杀万余人。其余惨毒刺刻，不可胜数。郡中惴恐，莫敢自保。
酷吏之〃酷〃，表现在各个方面，真可谓〃惨毒刺刻，不可胜数〃。〃至若蜀守冯当暴挫，广汉李贞擅磔人，东郡弥仆锯项，天水骆璧推咸，河东褚广妄杀，京兆无忌、冯翊殷周蝮鸷，水衡阎奉朴击卖请，何足数哉！何足数哉！〃
酷吏因刑杀过滥而被免官甚至被治罪者更是不胜枚举：如严延年〃拜为平陵令，坐杀不辜，去官〃 ；尹赏为江夏太守，〃捕格江贼及所诛吏民甚多，坐残贼免〃 ；李章〃迁千乘太守，坐诛斩盗贼过滥，征下狱免〃 ；周纡为司隶校尉，虐待囚徙，〃坐左转骑都尉〃 ；阳球〃出为高唐令，以严苛过理，郡守收举，会赦见原〃 。这反过来也说明，汉代酷吏已残酷到何种程度，以致于他们的主子也不得不对这些鹰犬们稍加约束，以平民怨。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酷吏往往刚刚罢免，又被起用因为在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眼中，这些官吏是〃能吏〃，能〃治剧〃，有〃功效〃。尹赏对此深有领悟，以致于临死时还向儿子传授做官的秘诀：〃丈夫为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贪污坐臧。慎毋然！〃当政者急功近利，不计后果，只看到血腥的镇压手段可以暂时取得表面上的平静，却看不到社会在恐怖高压下所蕴积的反抗力。
置国家法令于不顾，另搞一套，法外造法，刑外造刑，这既不体现法家〃轻刑重罪〃的原则，也不是对法律的尊重，而是对〃法治〃的严重破坏。酷吏的所做所为，可以收一时之效，却难以持久。从长远看，它只能使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甚至激起大规模的民变，威胁统治阶级的长治久安。据《史记》载：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不通过发展生产来改善百姓的生活，不能有效制止贪官污吏的巧取豪夺和不法豪强的武断乡曲，一味依仗滥刑滥杀，实行恐怖政策，其结果，只能是饮鸩止渴。〃猛既穷矣，而犹或未胜〃 岂止未胜？广大民众蕴育已久的怒火终有一天像火山一样喷发出来，摧毁昏聩凶残的暴政。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
吾独不解，螅Хㄖ耍次ǚㄖ耍毫何溱闪睿喝ü蠖崩枋凰逦内倚蹋录扇沃牵劣诘钔ド比恕；钍凡幔皇っ毒佟７⒍皇兀环ㄖ蛔闵校斯坦沤裰蟛∫病Ｗ岳词埔咽吨耍蟮植恢ㄑ问拢涫胤ǎ蚍雌苹抵朔ㄖ阅研校е运ヒ病�
这是沈氏在对中国法律史进行全面、系统研究之后所发出的沉痛感慨，仔细体味这段话的含义，再看一看汉朝天子及其所赏识的〃能吏〃们的所做所为，或许会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第二节 关于秦汉时期执法的思考
法律的作用是什么？在对国家的治理上，究竟是人的因素重要，还是法律的因素重要？这些问题在先秦诸子中曾进行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法家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并强调严格执法，主张〃一断于法〃，注意树立法律的威信，使法律取信于民。儒家则强调礼的作用，主张通过教化来提高人的品德，希望由〃贤人〃来治理国家。
荀子认为国家是否有健全的法制和良好的法律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决定国家兴衰治乱的根本因素是〃君子〃。他说：
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传曰：〃治生乎君子，乱生乎小人。〃此之谓也。
在《荀子·君道》中，他对此又有进一步的阐述：
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