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1-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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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万里”，就肉眼角度看来，直如同义反复，视觉意象均为平面铺陈而欠缺立体感（这也使下文“欲与天公试比高”缺乏照应）。倘将前一句依毛泽东本人的个性意象改成“百丈冰封”，是否稍好些呢？毛泽东最为出格之处，私意以为在《卜算子·咏梅》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按两句最可惊异者，在第四字均为“春”。若假设词人具大家手笔，我们当能从此两“春”中得到相对更多的审美愉悦，正如我们曾从李商隐叠用“昨夜”中得到过莫大享受一样。但也许是我的鉴力太低下了，因为我不仅没瞧出什么韵外之致，反而越来越坚信这是一次误操作，第一个“春”系“冬”之误。春天才“归”又“到”，虽然在感受上并非不可能，但又与“梅”何干呢？“归”“到”之间又焉能速成出“悬崖百丈冰”来呢？诗题既为“咏梅”，当以贴合梅的生理特性为宜，梅的生理特性（其审美特性即由此生发）正在于它能够“经冬复立春”，笑傲霜雪，然后报告“春消息”──这已不是“字不重犯”的问题了，而是诗意是否准确到位。当然，即使将首“春”改为“冬”字，诗句也未必就佳，但至少可确保没有问题。
　　识者或谓，长短句于“字不重犯”法本不必恪守，宋词中一字两现乃至三现、四现的例子所在多有，且未必都能确保诗意的加强。此说有理，所以对词格向来比较马虎的苏轼，在名篇《水调歌头·中秋》中，“月”、“圆”各两现，“不”、“人”均三现，“有”字竟至四现，较之毛泽东任何一首词，都更为出格，却也同样光耀千秋。然而毛泽东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即使在原则上应该杜绝重字的律绝体中，毛泽东同样不甚介意，以至屡屡违禁。我们是否可得出结论：毛泽东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字不重犯”呢？例证如下：《七律·送瘟神·其一》中，“千”“万”各两现，《其二》中“天”两现，《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中“妖”两现，《五律·看山》中“一”两现，《七律·咏贾谊》中“千”两现（按此诗格律不工之甚），又《七律·长征》在经人提醒修改前，“浪”亦两出。我没有算上《七绝·五云山》中之“五云山上五云飞”，《七律·洪都》中之“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处处鲜”，当然是因为那属诗人有意为之，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类，虽高下有别，但用意相似。
　　
　　六、节约原则
　　诗词奉行节约原则，追求用最少的词，包含最大的美感容量，中国古典诗词尤其如此。个中一个不必成文的规矩是：不宜像翻译体诗那样，把一个意思用两句诗来表达，更遑论花费三句了。相反，将两层乃至三层意思浓缩在一句之中，则永远受到鼓励。
　　毛泽东诗词（尤其是词）对节约原则似不甚留意，有时还会出现惊人的浪费现象。毛泽东《沁园春·雪》公推杰作，有说当年蒋介石展读后都大加叹气，深愧无地。蒋介石先生的文学鉴赏力如何，我不得而知，不过我对此颇有保留，因本文不拟对某首诗单独探讨，且搁置不论。我要指出的只是，许是因“长调”之故，该词的句子颇显大手大脚，难称经济。该词下阙，颇似清人孙髯翁那副“古今第一长联”，试作一比较。孙髯翁曰：“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毛泽东的写法是：“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不难发现，孙氏笔墨比毛泽东经济得多，且有形象可以捉摸，有动作可供遐想；毛泽东的诗句多为判断，形象系数较低，诗味直截了当，读者无需想象介入，只要接受诗人的断语就是了。必须重点注意的是后三句，因为我们看到，那实在只是一句大白话，前两句缺乏独立诗性功能，仅只充任末句的注解，即告诉我们谁在“弯弓射大雕”，且第二句又只是在补足第一句未竟之词，仿佛西洋诗中的“待续句”。严格地说，这是散文，没法按诗法相衡。附带说一句，“成吉思汗”四字不宜入诗。我不敢断言将四字人名（如澹台灭明、长孙无忌）直接作为独立诗句属毛泽东首创（柳亚子先生就曾将人名“纳兰容若”单独成句），但“成吉思汗”四字皆平声，乃词人大忌。也许毛泽东不知“汗”读“寒”罢。
　　毛泽东类似诗句还有一些，“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亦可合二为一，如“三十八年弹指”，可惜他已经用过一回了，那便有明知故犯之嫌。毛泽东又好袭用、化用前人陈句，如“飞起玉龙三百万”，“莫道君行早”、“一唱雄鸡天下白”、“天若有情天亦老”之类，因有元散曲之风，且不再絮叨。然直接援经典入诗，至于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字不易地堂皇入诗，视如己出，或许我们只能哑然了。也许有人会从大伟人之通脱、不拘陈见的角度加以譬解。这当然属无可无不可的事，只是通脱一味，可求难遇，虽是绝顶高才，也难以手到擒来，故无论魏武帝之“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还是毛泽东之“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脱则脱矣，通则未必。所以纵使想为尊者讳，亦当慎之又慎。我则宁可存疑。
　　
　　七、格律问题
　　以往对毛泽东诗词的有限质疑，多集矢于平仄之类小节上。看来在格律上，毛泽东的确问题多多，以公木先生为代表的评家已颇有指出，不必我再加饶舌了。这于我当然是一件幸事，因为以我有限的格律学知识，本不配对他人说长论短。所以这里只想避重就轻，单就毛泽东对待诗词格律的态度，稍加探讨。
　　或曰毛泽东雄才大略，达变知通，创调之才高峻，根本不屑于斤斤死在格律之下。这样的话听上去当然总是不愁没道理，但能否请“拿证据来”。毛泽东为什么不提倡青年人学习旧诗呢？因为他认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如果旧诗只要求字数不差，于对仗、平仄、粘对之类全无讲究，那又何尝会束缚思想？除非将本来就需要“戴着镣铐跳舞”的诗全部理解成“束缚思想”。毛泽东强调旧诗“不易学”，指的正是格律。毛泽东总不见得一面要求别人要么不写旧诗，要写就得遵守格律，一面自己却无所顾忌，仗着天下雄才的优势，随心所欲大逾矩吧？另外，毛泽东为什么要对陈毅说“律诗要讲平仄，不讲平仄，即非律诗”呢？这话听上去颇像老师对学生的训导。显是毛泽东对陈毅诗词之格律欠工有点看不上眼，虽然他也坦然自陈，自己的律诗“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着重号为原文所加）。就是说，若我们相信毛泽东上述表白是诚恳的，关于格律，我们只能认为：并非毛泽东不想注重，不想仿效杜工部的严谨，而实在是照顾未到，力有不及。
　　这么说其实与毛泽东未见得有何亏损。私意以为，格律究属小学，其法也未见得多么深奥，若肯下一点功夫，以毛泽东的资质，知晓近体诗的格律，诚非难事。但知道格律是一回事，在诗歌创作中运用自如，不为格律所缚，又是另一回事，那不仅需要大量阅读（毛泽东具备这个条件），更需要反复实践（毛泽东不具备这个条件）。若仅仅满足于符合格律，即本人也可做到，只是以填字游戏法做成的诗，早已不再是诗了。所以毛泽东既然实践不够（仅有26首律、绝句），为避免死在格律之下，在作品中留下若干格律上的瑕疵，也就不足为怪了。鉴于一方面毛泽东已经多次坦言自己不通格律（曾屡次恳请郭沫若修改润色），一方面毛泽东诗中的格律问题又太过突出，我反而觉得没必要再加纠缠。
　　
　　八、忽上忽下
　　我很喜欢毛泽东的散文，佩服它言之有物，白话地道，表达清晰，说理透彻，文质彬彬，气概可观。但反映在诗词上，尤其当我不得不以“横绝万古”的超一流大诗人标准进行考察的话，偶尔也会有不以为然之处。尝试论之：中国古代诗词的一大特色（弊端？），窃以为在太过经营字词，至走向篇以句名、句因字驰、“一句跳出，全篇驰名”之境，则属走火入魔，如对王安石“绿”的激赏，对潘大临“满城风雨近重阳”的啧啧称奇，均是此类中魔的体现。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深具古风，即他的诗词，几乎每首皆有可句摘可圈点的，然全篇皆可称许、无一弱笔者，则为数寥寥。我想原因在于，毛泽东情感丰饶而诗思有限，语言超强而结构较弱，所以，他有时会犯下低级错误，有时又能写出令人颔首击节的佳句，遂使佳句与劣行交错，奇构与庸局纷呈。
　　例如，“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极好，语言、气势、节奏若棋局之“三子归边”，佳句天成而无斧凿之痕，然下忽接“今日得宽余”，诗味陡降，竟忽生不伦不类之感。再如，“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除末句有力外，其余诸句，无非饤饾铺陈，与范仲淹名文《岳阳楼记》中“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云云，命意相同，笔法酷似，然后者为文，无妨铺排，前者属诗，却效不得两汉大赋。谁知话音未落，蓦见“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三句，竟是怎一个“奇绝”了得。再如《蝶恋花·答李淑一》，开篇“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颺直上重霄九”，何其舒缓凝重，情郁意结，忧思悱恻，真可谓有“石破天惊逗秋雨”之势，然下紧接“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两句，不觉骤为之气咽鼻塞。其中既无想象可言（思绪既已“直上重霄九”，吴刚、嫦娥云云，便属现成之典），亦乏怀人之思。《毛泽东诗词大观》的作者甚至从中瞧出“幽默感”来，说是“首先向吴刚问候，然后顺便幽默地问一句：吴刚，你这位名仙有何特殊之物啊？”这便更让人觉得不痛快。如果这真是幽默的话，这当儿它来的可不是时候。再往下竟愈益不堪，至“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已无可娱目。“伏虎”不知典出何处，其象征含义虽然一目了然，但就意象而言，却与由首二句领起的情感氛围，扞格难入。
　　也许，喜欢写诗填词的毛泽东，只是缺乏足够的训练，或有意识研习不够，或干脆就是创作态度不够严谨。我欣喜地发现，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颇有容人之德，亦能做到闻过辄改。在《七律·长征》下他曾作一“自注”，襟怀坦荡地提到一件本来也不妨隐瞒的事：“水拍：浪拍改。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改的。他说一篇内不要两个浪字，是可以的。”当然反过来，在“五岭逶迤腾细浪”之后，隔行又写出“金沙浪拍云崖暖”，在“七律”中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其错误的性质相当于围棋九段国手突然莫名其妙地自紧一气，致使大龙被屠。
　　
　　九、魄性的诗
　　在谈论毛泽东对“大”“小”的偏爱时，我曾提到感性与知性的问题，这里再略加展开。
　　中国文化是较为感性的文化，正如西方文化是更具知性的文化，一般我们也会说女人比男人更感性些，哲学家较诗人更知性些。就中国诗歌鉴赏传统而言，知性的诗人不仅极少，偶尔出现个把，在主流评价中亦难获激赏，易被视为旁门左道，相反，人们感兴趣的，多是以感性见长的诗人，更愿意津津乐道的，也多是充满感性的句子，如“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之类。即使说到对知性的欣赏，提供的样品，也总是巧智、谲智或理趣的成份居多，是惊鸿一瞥式的哲理，并无法纳入某种系统的思辨体系之中，著例如“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若暂时从这一角度切入，我立刻发生了困惑，即发现很难把毛泽东归于感性或知性诗人之中，也不像两种诗人的综合。就是说，在毛泽东诗词创作中，我们既找不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式感性超强的例子，而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之类表达得直截了当的生命奇智，同样难觅踪迹。也许，诗人毛泽东追求的，乃是“魄性”吧？
　　“魄性”是上海方言，在上海青年人的口语圈内，指的是某种胆气，比如某人在股指升高、市场难测时果断投入大量资金，就会被伙伴们说成“魄性大”。如果我们顾名思义，将“魄性”之“魄”还原为“气魄”，或许便接近了毛泽东诗词的魅力。毛泽东的大量名句，我们往往既没有觉得传递出多少微妙的诗情诗味，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