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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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的一篇社评《人民观点和国家观点》强调了孟子“民为贵”的观点。1972年8月的社评《人民、政权与领袖》中金庸再次引用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说：“中国的政治，几千年来都是口中说一套，实际上是另一套。……政治领袖向来第一抓住自己的权力和利益，第二照顾本集团的利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最后。君为贵，社稷次之，民为轻。”在《儒家幌子，法家手段》社评中金庸进一步说：“历来皇帝都是打起儒家的幌子，作‘仁君爱民’状……而行法家之辣手，那是更加高明的一着罢了。”他熟读《资治通鉴》，深知几千来大大小小的皇帝，不管是暴君还是仁君，没有一个时候真的做到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没有外在的制度约束，仅仅依靠君王的道德自觉，去实现儒家的民本理想，无疑只是一个幻想罢了。但金庸摆脱不了儒家文化所给予他的局限，对现代文明缺乏足够的认识，只能在传统文化的漩涡中打转，只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创造一个以中国哲学为根基的思想，进而设法解决全人类的根本问题。”
这是他在1972年4月26日提出的。事隔二三十年，当金庸登上北大和岳麓书院的讲坛，演讲“中国历史大势”时，依然和当年一样陶醉在中国固有哲学救世界的美梦中。他说：
英国一个大历史家叫汤因比，他写了一本《历史研究》。这是一本很有思想见地的书。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西方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西方世界的行为方式、思想逻辑已经行不通了……他认为将来人类的出路就是要用东方哲学，也就是中国的哲学。中国的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用这种方式的人类将来才有前途。我很同意他的意见。我想未来世界人类的前途怎么样呢？全世界的人类都能接受中国的哲学，开放，对任何人都不歧视，是什么国家的人都不要紧，美国人、中国人都是一回事，互相融合，互相合作。这样，这个世界战争就可以避免，人类才有光明的前途。我想中国哲学的前途就是这样子。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条路就是最好的路。……可以说是人类的出路和前途，也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教训。
汤因比的文明史观对人类文明史所作的研究博大精深，并没有简单地像金庸所说，得出了中国哲学救世界的结论。正是因为超越不了儒家文化的影响，金庸才会抓住其中的片言只语任意夸大，得出如此荒谬的结论。就是他所谓的中国哲学“讲究调和、合作、开放、融合”，也没有充分的依据，只是想当然的一面之词。
以民本思想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说穿了是以泯灭人的个性，扼杀创造性、独立性为代价的，维护的是现世的等级、专制制度，传统的中国哲学在根本上可以说是奴化哲学、服从哲学、工具哲学，无非教人做一个恭顺的奴隶。即便是以无为、逍遥、逃避为核心的老庄哲学也不过是一种对儒家学说的消极补充罢了。在孟子概括的民贵君轻出现之前，早在《尚书》、《左传》这些典籍中，先贤就提出了“重民”、“恤民”、“视民如子”这些观点。“民”都是相对于“君”而言的，“君”对“民”的重视是自上而下的，是一种恩赐，“民”只是处于被动、等待着被拯救的地位，永远没有自己的自主性，没有个性、尊严，只能随“君”的意志为转移。“君”不会把“民”当作人看待，至多当作需要爱护的“子”看待，“视民如子”是对“父母官”和拥有天下的君王的道德期待。这样的“民本”思想实际上是专制、等级制度的一种装饰，或者说是一个硬币的另一面。
金庸一辈子热衷于《资治通鉴》，在中国历史中寻找评判世事局势的灵感和规律，以人性之恶预测政治风云的变化，往往中的。他年轻时虽然读的是外文系，读过大量西方十九世纪的文学作品，酷爱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作品，还翻译过罗素的《人类的前途》，但他的阅读本身是有选择的，他喜欢读那些故事性强的小说，对现代科学基本上是陌生的，对西方哲学也几乎没有涉猎，尤其对洛克、孟德斯鸠他们的政治哲学一片空白。金庸的知识结构是有严重缺陷的，很少受到西方近代文明的影响。他自己崇尚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自由，那只是一种类似庄子式的逍遥，最终还是走不出民本思想的胡同，以为靠好皇上就可以解决“人类的根本问题”。他的历史观尽管强调人民性，但也同样是“民为贵”思想的另一种说法。包括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以及他的美国观都可以从这里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迎合市民口味、意识的香港商业文化。金庸曾一而再地表明，他的武侠小说只不过是“娱乐性的通俗读物”，“无所谓的通俗小说”，不是“真正的文学著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说过：“武侠小说本身是一种娱乐性的东西，不管写得怎样成功，能否超越它形式本身的限制，这本身就是个问题。”二三十年后，他对池田大作也这么说：“我以小说作为赚钱与谋生的工具，谈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会目标，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没有怀抱兴邦报国之志，说来惭愧，一直没有鲁迅先生、巴金先生那样伟大的动机。”
在香港这个商业社会，一个偶然的机会金庸开始武侠小说的写作，因为有一定的读者市场，就一路写了下来。这一偶然性改变了其一生的命运。如果不是武侠小说，金庸是否走上办报之路也是个未知数。他的武侠小说本来就是为了娱乐市民而写的，所以在写作过程中总是尽可能地迎合市民的口味、意识。吸引人、好读是金庸写作的主要目的。特别是《明报》创刊初期，为了报纸的销量，金庸拼命施展武侠小说攻势，更不能不时刻想到读者的喜好。所以他要让小龙女坠入深谷后奇迹般地活下来，而且十六年后与杨过重逢。
金庸也希望自己的武侠小说“多少有一点人生哲理或个人的思想”，“可以表现一些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而“不单单是打打杀杀”，停留在低级的娱乐层面。这一点可以说他完全做到了。不得不承认，金庸是一个有才华的、有极强的文字表达能力的中国人，但是他终究不能摆脱香港商业文化、市井文化的框框。
在现实生活中同样如此，金庸处世当中不时显露出狡黠与机心，如精打细算、斤斤计较、讨价还价，其中固然有江浙商业传统中的精明，然而更多的恐怕还是来自香港商业文化的影响。他晚年闹得沸沸扬扬的“评点本”官司等，都与其精明过人的商人心理有关。作为一个文化商人，金庸登上了成功的峰顶。诚如他自己说的：“我办报办了几十年，对于一磅白报纸的价格、一方英寸广告的收费、一位职工薪金和退休金、一篇文章的字数和稿费等等，长期来小心计算，决不随便放松，为了使企业成功，非这样不可。”当年《明报》的员工说金庸是“抠门”的老板，《明报》作者也对其低稿酬不满，站在他自己的立场，这一切自然都无可厚非。金庸是一个商人，为了赚钱，“为了使企业成功”，不这样行吗？
金庸的金钱观应该是逐渐形成的，这里面有他少年时代颠沛流离、连袜子也没得穿的困苦记忆，有《明报》创业之初的艰辛足迹……他说自己“也曾觉悟到，一个人在世几十年，最后终究要死，一死就什么都没有了。几十年的光阴，如果全部花在以多得一万、两万、十万、八万元的金钱为目标，心灵中充满了贪婪、空虚、疑虑、寂寞、挫败、恐惧、忧愁、失落、嗔恨、烦恼……是不是十分不值得呢？”可惜迄今为止，我们还一点都看不出他真的按自己的“觉悟”去做了。
金庸自称买股票总是赚，做《明报》更是赚得一塌糊涂，而且武侠小说也使他财源滚滚。如今除了《明报》之外，金庸的其他生财之道确也依然顺畅。金庸之所以到处奔波，不断制造娱乐新闻的热点，频频出现在大众的视线中，其深层动机或者潜意识中恐怕还是出于商业目的，虽然他不会承认。在香港商业文化中，“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利字当头，无止境地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乃是天经地义的。金庸早年在《明报》执笔写社评，就一再地引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中国箴言。
金庸的金钱观和宗教观之间的不协调，让人不解。其实，从1948年来到香港，金庸走过的每一个脚印都让他自己记忆犹新，这一切，归根结底无非是殖民地香港商业文化的畸形产物。他成为香港精英中的精英不是偶然的，其身上浓缩了香港商业社会的典型特征。
民族主义（大中国主义）情结，对古老的大一统之梦不灭的追求。金庸出生在一个世代科甲、诗书传家的江南名门望族，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在民族观念上，汉族正统思想在他早期的武侠小说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以后他认识到了这种大汉族主义的狭隘性，如他自己说的：“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念比较有了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的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每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他之所以能够摒弃大汉族主义，和他对人性的认识是分不开的。他深刻地看到了契丹人里有萧峰这样的英雄，汉族也不乏秦桧这样的卖国求荣的人。在大千世界形形色色的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中，不同的民族之上，还有一个共同的人性。
乔峰是他笔下英雄中的英雄，是千万人心目中真正的大侠。他是契丹人，却是汉人将他抚育成人的。在两个相互仇视、敌对的民族之间，他注定了只能落得折箭自杀的命运，其死让人无比悲痛，也促使人们认真思考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如何和平共存的问题。从《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到《天龙八部》、《鹿鼎记》，金庸笔下的民族矛盾大多基于政治原因，只有《白马啸西风》通过一个父母双亡的小女孩的眼睛，以其纯洁无瑕的心灵、质朴的语言洞悉了——“各民族的人当中，都会有好人，也会有坏人”。
金庸摒弃了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观念，却未能超越民族主义的藩篱。金庸的爷爷因“丹阳教案”被罢官，金庸永远忘不了小学课堂上历史老师在讲到鸦片战争、割让香港时，全班同学哭成一片的情景，从小就尝到了中国人被欺侮的滋味。上初中时，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踩过美丽的家园，金庸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一个曾经显赫的书香之家从此中落，他便流亡千里到浙江南部继续求学，失去了家庭的接济。在抗日的烽火中，学校教育自然也要向每一个学子灌输民族意识，诸如对汉奸的痛恨，对民族英雄的赞美，这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这一切，即使到了香港之后，导致他的民族意识也丝毫没有减弱过。1959年，他在《明报》社评中说：“首先声明，本报乃民族主义者，对中国人之利益，几乎都勿肯牺牲。如美国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美国；如苏联人损害中国，本报反对苏联。
中印就边界问题发生冲突，他说：“既然是中国人，在涉及民族利益的时候，应当捐弃私见，支持中国人而不支持印度。”在谈及西藏、外蒙的问题时，他认为：“我们的立场很明显，谈不上左倾右倾，只是坚决主张维护中国领土之完整。西藏是不能让它独立的，外蒙在苏联的全力左右下独立，必须设法收回，让它像西藏一样，是中国范围之内的一个自治区。”
金庸虽然不是一个大汉族主义者，但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从第一次踏上台湾的土地，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频频穿梭于两岸三地之间，金庸心中始终有一个梦，一个大一统的梦。见了蒋经国之后，金庸说：“他是浙江人，我不把他看成政治家，他一开口讲话我就觉得他是同乡，觉得好亲切。”见了邓小平，他除了表示自己发自内心的钦佩，更说：“邓小平说的话，我全部都赞成，发自内心的赞成。”金庸一直寻求在两岸之间保持一种平衡，他说：
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