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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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身上的文化基因对他人格、思想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目睹家族的衰微、时代的变迁，他有哀伤、有感叹、有失落，但他终于没有割断这根脐带。金庸对世俗价值的在乎，使所追求的人生境界，都未能摆脱海宁查家挥之不去的影子。在金庸香港的客厅中始终挂着他的祖先查升手书的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其中透露出的都是旧式文人的心境和态度。
回首自己的一生，金庸清楚地知道，没有香港，就没有金庸。无论是他的武侠小说还是他创办的《明报》，都是香港殖民地时代的典型产物，是香港造就了金庸。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来到香港，金庸留在大陆，以他的家庭出身，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的经历，以他曾在国民党背景的《东南日报》和“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的工作经历，就算逃过了1957年，也绝对难逃过1966年；和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金庸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注定了将在漫长的流放、苦役和批斗中度过。因此，他曾说过：
如果我不来（香港），情况可能就完全不同了，我会继续留在上海，在上海《大公报》干下去，但可能在“反右”的时候就给斗掉了，（笑）最有可能就是在“反右”时给斗掉了，到后来在“文革”时可能又糟糕了。
在动荡的乱世中，金庸的求学生涯并不顺利，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他因言闯祸，以一篇发表在壁报上的《阿丽丝漫游记》得罪了炙手可热的训导主任，被迫离开学校。转学到了衢州中学后，他又因卷入反对训导主任的学潮而上了“黑名单”，差点被开除。在重庆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他再一次因冲撞校方，只读了一年多就失学了。青春时代的金庸向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而且不时露出锋芒，不见容于权威，但他从来不是一个左派，从来没有想过要反抗这个现存的不合理的社会。金庸向往自由，好学上进，对未来有幻想、有憧憬。1947年10月，他考入上海《大公报》是其人生中重要的一步。这时离《大公报》“文人论政”理想的陨落虽然已经不远，但他毕竟赶上了末班车，有幸亲聆胡政之他们的教诲，近距离领略他们文人办报、文章报国的风采。在香港《大公报》转型之后，金庸在那里继续工作了近十年，从翻译电讯到编辑副刊，从《大公报》到《新晚报》，从影评到武侠小说，最终还是脱离了《大公报》。这一出走类似于他早年在学生时代的几次波折。金庸自称与左派思想有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是事实，在同样是左派机构的长城电影公司他也很快感到不适应。最终金庸走向独立创业的道路，自办《明报》，历经艰辛在香港林林总总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办报的“副产品”，金庸的武侠小说也陶醉了、娱乐了成千上万的读者。
度过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困境之后，金庸的壮丽人生一幕幕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展开。金庸与《大公报》笔战，其笔挺立在“文革”变幻的风云中，他在香港“六七”风暴中成了暗杀对象，他的《明报》王国屹立在这个世界的自由港。这样一个报人，一个对世局人生有深切了解，对中国历史现实都有着精到观察的知识分子，假如能始终如一地坚守自己的独立品格，坚持当年的新闻理想，未尝不能成就其现代人格，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不是武侠小说家载入史册。然而，金庸没有做到，当历史出现了某些变化之后，他的许多选择只能让人失望。在忧患中，金庸保持了清醒，并有所承担，然而，在安乐、在无边的鲜花和掌声中他却不能自持。他的权力观、新闻观、金钱观、宗教观以及他强烈的反美、仇美观点，都暴露出其性格中懦弱、自私、贪婪、虚伪、狭隘的一面。一句话，在人格、思想、心理结构上，金庸还没有走出古代。
二、金庸的思想世界
金庸的权力观。金庸曾在《三十三剑客图》中说过：“研究中国历史上这些大人物的心理和个性，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千百年来物质生活虽然改变极大，但人的心理、对权力之争夺和保持的种种方法，还是极少有甚么改变。”
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对权力进行了无情的否定。书中写到，正是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乾隆背叛了六和塔上的盟约，践踏了海宁潮前兄弟击掌、互不伤害的誓言。美丽的香香公主最后留下血写的遗言“不要相信皇帝”，撕破了乾隆道貌岸然的面具，用鲜血刻画出了他的阴险、毒辣和狡诈。《碧血剑》对李自成杀进北京以后迅速腐化、堕落的描述，也见证了“权力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腐败”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不具备做“政治领袖”的条件，却是个可以信赖的人，他有许多美好的品质。在人性的尺度之下，小说中的朱元璋和张无忌相比却显得暗淡无光，美丽的周芷若也一点都不可爱。就是从《天龙八部》到《笑傲江湖》，金庸小说中常常出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不过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另一种说法而已。从宫廷到江湖，都是如此。东方不败因掌握大权而腐化，任我行也免不了同样的结局，那是人性中的普遍现象。岳不群、左冷禅掌了权也一样如此。他们都野心勃勃，将无限的权力视为人生的最高目标，这是中国社会被数千年专制政治所毒化而出现的畸形现象。与写作武侠小说几乎同步，自1959年创立《明报》以来，金庸执笔写社评，特别是他的早期社评也贯穿着自己对权力的批判、否定。他在《笑傲江湖》后记中得出了“政治上大多数时候是坏人当权”的结论。
如果不是《鹿鼎记》的出现，金庸在他的武侠小说世界对权力的否定几乎达到了现代认识水准，不幸的是，他还是以最后的《鹿鼎记》完成了对权力的肯定。正如吴霭仪已深刻地指出的，《鹿鼎记》的真正主角不是韦小宝，而是康熙这个雄才伟略的英明君主，其主旨是，什么样的英雄豪杰、“侠之大者”都比不上一个开明的当权者，世间的一切最终都得靠一个康熙这样的英明君主。
既然“侠以武犯禁”，与依靠好皇上实现一切人生社会理想的白日梦不和谐，那么，到这一步，金庸的武侠小说确实写不下去了。在这一意义上，二月河大肆吹捧康熙、雍正、乾隆之类创造“盛世”的好皇上不过是延续了金庸的这一思路罢了。
1994年，金庸访问台湾时亲口说：“在中国皇帝中，我对康熙的评价很高，他不但思想开明，而且很好学，还去学了外国的学问。”从否定权力到回归权力，金庸的权力观的演变表明他最终未能走出传统士大夫式观念。也就是说，对皇权的依附和对好皇帝的期盼曾是中国读书人几千年的梦。
因为办报成功，从麦理浩到尤德、卫奕信，金庸成为历任港督的座上客，他们几乎每天都要读金庸的社评。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金庸曾担任香港廉政专员公署市民咨询委员召集人和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1985年，他应中国政府邀请，担任香港基本法草委近五年。在香港回归问题上，他坚决地站在大陆一边，与北京的立场不谋而合，遭到香港社会、舆论的攻击，市民游行示威、焚烧《明报》，他都不为所动。1992年笔伐彭定康之后，1995年，金庸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一度还有人说他想做香港行政长官（他对此坚决否认）。
有一种看法认为，金庸晚年日趋保守，在功成名就之后，安享富贵，失去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批判的锋芒。其实，金庸是个极为复杂的人物。他曾说过：“我的立场，就像一双笔直的筷子，从来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桌子上摆放食物的圆盘。”1981年7月，他应邀访问北京，受到邓小平的亲自接见以及国宾待遇。事后他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对大陆政权“有一种绝非客套而是由衷的认同与回归感”，对邓的“仰慕”也出于真心而不是客套。即使在“文革”时期，他在《明报》社评中猛烈抨击林彪、江青的同时，也一再表示对周恩来、邓小平等发自内心的崇敬，曾多次为邓小平等仗义执言。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了。他身居英国治下的香港，精通外语，阅读过大量的外文书，有机会接触先进文明，但他还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他潜心古代题材的武侠小说创作近二十年，对《明报》的治理有浓厚的人治色彩，没有多少现代企业精神可言。有多位熟悉金庸的人（如黄霑、林燕妮等）都说到他的“独裁”、“不民主”。作为一个非常传统的中国人，金庸有着强烈的忠奸观念，身上有着类似古代士大夫那样根深蒂固的“忠君情怀”，其对康熙的崇拜完全是由衷的，发自内心的。
金庸的新闻观。从1946年11月在杭州开始报业生涯，到1993年出售《明报》，金庸的大半生都没有离开新闻界，《明报》成全了他，使他成为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报人，在两岸三地尤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尽管金庸的武侠小说是蒋经国和邓小平的共同读物，但他同时被两岸政治领袖所器重，相信主要不是因为武侠小说，而是《明报》。金庸最信奉一句格言：“事实是神圣的，评论是自由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他办的《明报》恪守了客观、独立和公正的原则，也就是追求新闻自由的理想。
早在1960年5月20日，金庸就在《本报创刊周年感言》社评中说：“……在政治上我们力求中立，决不对左派或右派作任何不公平的偏袒。……本报自始至终要信守‘明辨是非’之信条……本报不接受任何方面的经济支援。”1969年5月20日，他发表《创刊十年，亦喜亦忧》社评，再次表示：“我们相信读者，所喜欢《明报》‘客观报道，客观评论’的作风，赞同我们‘明辨是非’的办报方针。”先后当过《明报月刊》和《明报》总编辑十几年的董桥也回忆说：
当年，查先生给我的聘书上提醒我必须“遵照《明报》一贯中立、客观、尊重事实、公正评论之方针执行编辑工作。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在文化上爱护中华民族之传统，在学术上维持容纳各家学说之宽容精神”。
毋庸置疑，金庸早期的新闻观受到了新记《大公报》“四不”方针的影响，直到晚年他还说过：“我投身《大公报》，心里很佩服《大公报》当时的不党不倚，评论事件很公正，完全报道。”他认同胡政之时代《大公报》的理想、立场，也就是在大时代风云的变幻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该赞成的就赞成，该反对的就反对。
情况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即在有关香港前途问题的争论中，金庸充分利用《明报》这个载体表达自己的意见，受到广泛的批评，大学生甚至在明报大厦前当众烧毁《明报》以示抗议。作为报纸老板，金庸不得不面对报纸到底是社会公器还是老板私器的质疑。对此，他本人在多年以后公开提出：“报纸是老板的私器。”“新闻自由其实是新闻事业老板所享受的自由，一般新闻工作者非听命于老板不可。”“新闻自由，是报社员工向外争取的，而不是向报社内争取的。报社内只有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并没有谁向谁争取自由的关系。”他坦率直言：“我在主持《明报》时，关于香港回归后行政长官直接选举还是间接选举的问题，和主持编务的编辑主任看法不同，他消极抵制。我并没有即刻将他解雇，仍保留他的职位，但不让他处理实际工作了，换一个听话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