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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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是走向永生的光明，另一个（夜幕下的上海）却是死亡的黑暗。不仅如此，《人的状况》在许多方面都与《失去的地平线》构成最鲜明的对比，不论是事件，还是人物……马尔罗笔下的中国城市，是他所能想象到的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地方，就像香格里拉是希尔顿当时所能想象到的世界上最美好的地方一样。实际上它们都不是什么现实的地方，而是想象创造的“乌托邦”。
三想象天堂或想象地狱，两部小说都将异托邦的场景设置在中国。这是一种文学幻想，但并非没有历史依据。其中不仅包含着某种关于历史事实的想象，而且也包含着西方人对世界与自我的某种想象。
香格里拉“与其说是西藏的，不如说是中国的”，作者这样说。但是，中国与中国之西藏，都是知识地图上的一个地方，而香格里拉，则在想象的地图与知识的地图之间。美国地理学家怀特（J。K。Wright）提出想象的地理学，宣称，在人们的头脑中，既有一张知识的地图，又有一张想象的地图。想象的地图是不同民族文化与个人根据自身的欲望、恐惧、爱与焦虑等情感构筑的世界图景〔7〕。出现在知识地图上的中国，是一个已知的、现实的国家，由特定的地理信息确定；而出现在想象地图上的中国，比知识地图上的中国，历史更加久远。当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未知的国度时，西方人关于世界，尤其是关于东方的想象中，就已经出现了中国形象。这个中国形象，可能表现为想象中西方人欲望的地方，也可能表现为想象中西方人恐惧的地方。
中国首先是作为一个莫须有的地方，出现在西方想象的视野中。这个“地方”可能叫“赛里斯”（丝人国）或契丹蛮子〔8〕，也可能叫“大明”或“中央帝国”。它可能因为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怖的未知的地方，更可能因为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对已知世界的遗憾，而成为一个欲望的乌托邦。中国出现在西方人的知识地图上，最早也要到十七世纪。但早在马可·波罗时代（十三世纪），中国已出现在西方的想象地图上。那是一个欲望之地，一个可能期待“长老约翰的国土”与巨大的财富出现的地方。马可·波罗前后的旅行家，直接或间接地都证明他们在中国或中国周边发现了“长老约翰的国土”〔9〕。这种想象与西方传统的东方想象是相关的，即东方是财富与智慧的家乡。博岱（HenriBaudet）在《人间乐园》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就是将异域理想化为人间乐园。”这种心理也是西方地理大发现与资本主义扩张的精神动机：“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互不相关。一方面是物质因素，欧洲与非欧洲的关系反映在客观现实上；另一方面，与种种客观现实——诸如金银香料之类无关，是一种内在精神的冲动，更强烈更有力，它产生于一种深层的、理想的怀旧情绪，对体现着创世的真正意旨的终极和谐的向往……起初，我们的文化在时间中追求这种和谐，在我们自身或他者的‘绝对往昔’中追求这种和谐。……然后，我们又在空间中追求这种完美的和谐：在一个现实的或非现实的同时代的世界中，追求完美的和谐，于是，所有想象中的外部世界，在某种程度上都有可能被理想化……”〔10〕《失去的地平线》就是西方想象同时代异地空间体现着完美和谐的地方。将完美和谐的异托邦设置在中国，在西方历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11〕。在西方的想象地图上，中国一直被传说为某种类似人间乐园的地方。在马可·波罗那里，中国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乐园，在启蒙哲学家那里，中国是文化与道德的理想国。而从马可·波罗的游记到启蒙哲学家的著作，其中中国形象的原型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十八世纪后期以来，贸易、战争、殖民加速了知识的增长，中国在西方的知识地图上的轮廓渐渐清晰了，开始驱赶想象。当知识地图上的中国大部已容不下乐园想象时，想象地图上的香格里拉只好“迁址”西藏。所以利·费贡（LeeFeigon）在《解密西藏》一书中说：“许多西方人将西藏当作中国的替代性自我”（manyWesterners perceived Tibet as China's alter ego）〔12〕。曾经将中国当作“长老约翰的国土”的人们，现在将西藏当作“长老约翰的国土”。例如，在希尔顿描写香格里拉的时候，希特勒派了一个考察团去西藏，试图证明藏民是雅利安人种。在人们的头脑中，知识的地图与想象的地图经常混淆不清。莫尔写出《乌托邦》后，真有航海家去南太平洋寻找“乌托邦”这个地方，而1998年底，英国考察团还在西藏寻找香格里拉，他们的探险纪录片在圣诞夜的晚上由BBC四套节目播出。
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封闭遥远的亚洲社会，首先是印度、中国大陆、日本，最后到中国西藏地区，便成为西方的乌托邦想象的场景。二十世纪西方人关于香格里拉的想象，重复了几个世纪以前西方人关于“大汗的国土”和“康熙治下的中华帝国”的形象特征。在启蒙哲学家那里，哲学家统治的中华帝国曾是拯救西方的希望，如今，香格里拉又成为拯救西方的希望，甚至拯救世界的希望。在二十世纪人的想象的地图上，只有万山之巅的青藏高原，才是遥远、封闭、永恒的，适应乌托邦想象生长的地方。彼得·毕少（P。Bishop）在《香格里拉的神话》中总结道：“希尔顿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是西藏乌托邦的精华，其最基本的权威性不仅表现在经验上比较可信，还表现在它基本符合当代人关于乌托邦的想象。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文明，‘丝毫没有来自外界的污染’，尤其没有‘舞会、电影、霓虹灯’，没有电报；只有一种神秘，‘深藏于爱的核心’的神秘；这里没有时间的紧迫，甚至让人感觉不到时间，一切都适度、悠闲，温文尔雅，四周的高山是‘一道纯洁的屏障’，幸福山谷即使处在四周的荒蛮之地、也丰腴富饶，甚至可以找到大量的黄金……”〔13〕如果对比《消失的地平线》中描述的“香格里拉”与《中国佬的来信》〔14〕中描述的中国，我们便知道，在西方人想象的地图中，那是同一个地方，一个表现西方人缺憾与向往的乌托邦，只是在知识的地图上，它的背景从传统中国的核心移到边缘的青藏高原上了。
四想象东方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种特殊的浪漫。它可能是美好和谐的，也可能是邪恶恐怖的。从西方古典时代想象的波斯帝国与食人部落、中世纪的地狱与魔鬼部族，到浪漫主义时代怪诞、奇异、阴森恐怖的东方，都是西方关于东方想象的一部分，或另一个极端。
小说想象并不是随意的，不管是将中国想象为人间乐园还是人间地狱，都有其深远的历史传统，都可以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找到根据。在西方想象的地图上，地狱也出现在遥远的东方。古典时代，这个东方地狱在印度，老普林尼（Pline）的《自然志》总结了古希腊人关于印度是魔鬼的故乡的各种稀奇古怪的想象〔15〕。基督教中世纪的传说中，地狱在乐园的旁边，在东方的某个地方，所谓大墙之内哥革与玛各的故乡。蒙古人入侵，使西方纯粹想象中的地狱有可能获得一个确定的地方，即鞑靼人是来自地狱的魔鬼，他们的家乡鞑靼就是地狱所在，拉丁语中的鞑靼与地狱是同一个词，柏朗嘉宾出使蒙古时，他是准备下地狱的〔16〕。从马可·波罗时代到耶稣传教士时代，西方旅行家在遥远的东方没有见到地狱却找到了世俗天堂。直到浪漫主义时代，现实领域的殖民扩张与精神领域中的哥特文化复兴，才使地狱幻象再次出现在西方人的东方想象中。德昆西在鸦片梦幻中见到的中国景象是一座地狱，恐怖的密林、深谷与各种可怕的怪物，都与西方人传统的地狱想象相吻合，而德昆西在鸦片梦幻中看到的遥远的东方的地狱景象，麦都思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也看到了。在他们那个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中，想象的地图中的人间地狱与知识的地图中的中华帝国几乎重合了〔17〕。中华帝国便是西方人可以想象到并已经“认识”到的人间地狱。如果将德昆西的梦幻、麦都思的报告、帕斯卡尔的警句〔18〕与马尔罗的小说放到一起读，我们又可以发现，在中国的“人的状况”恰恰是可以想象到的地狱景象。
十九世纪使西方想象的东方乐园变成神秘恐怖的东方地狱，而中国在西方的想象中不管表现为天堂还是地狱，其文化功能都是确立一个表现差异的他者。卡巴尼（RanaKabbani）在谈到“欧洲的东方神话”时指出：“欧洲关于东方的叙事，不断处心积虑地强调所谓不同于西方的性质，从而将东方置于某种万劫不复的‘他者’地位。在欧洲叙述东方他者的众多主题中，最明显的有两点：一是反复强调东方是一个纵欲堕落的地方；二是强调东方的内在残暴性。这两类主题出现在中世纪观念中，并断断续续、时强时弱地重复叙述到今天。其中十九世纪这两类主题被表达得最淋漓尽致。因为十九世纪东西方出现了一种新的对立——帝国主义时代的对立。如果能够证明东方人是懒惰的、淫荡的、残暴的、混乱而无法自理的，那么帝国主义者就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的入侵与统治是正义的……”〔19〕不管怎样，西方想象的中国或东方，总是一个与西方截然相反的世界。这是西方文化认同的策略。十九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除了鸦片帝国的所谓“本质特征”外，也具有西方人想象的那些“东方性”。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皇朝，却没有结束西方想象中的鸦片帝国的邪恶与堕落。革命后的中国，在许多西方人看来，不是走向复兴，而是陷入更深的混乱与罪恶，甚至是一种集东方与西方罪恶之大成的人类存在的黑暗深渊。马尔罗选择上海作为“人的状况”的背景，就是以文学的方式解释、重构、发挥西方传统关于中国想象的另一个极端——地狱中国的原型。
香格里拉位于中国未知的大山深处，但又明显像是西方人进入、建立并管理的殖民地。《失去的地平线》表面上看是西方向东方寻找启示与救赎，实际上却包含着明显的殖民话语。《失去的地平线》中平庸的想象是对十八世纪以前欧洲中国传奇的一次回忆与纪念。那时候他们对中国所知极少，少数的冒险家、传教士、商人去过那里带回来许多离奇的传说，而夸张是旅行家的爱好，他们所有投资的利润都体现在这里。马可·波罗、曼德维尔爵士等中世纪的旅行家，描述过中国动人的财富与秩序，这种叙述传统后来被耶稣会士继承了，它曾令欧洲第一流的头脑为之神往。莱布尼茨或伏尔泰，都是讲叙这种中国神话的欧洲先知。西方在自己的文化视野中不断构造“中国形象”，启蒙运动前这一形象的主导价值是肯定的，西方对中国情感主要是敬慕中的欲望与恐惧；启蒙运动以后，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否定性形象占主导，中国不再令人仰慕而是令人鄙视，中国不再是欲望之地而是惩戒之地。西方将许多可怕的异域景象安排在中国。尤其是二十世纪革命爆发之后，动摇、混乱的中国又为西方的地狱想象提供了许多素材。西方的中国形象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富饶变成贫困，开明变成专制，古老变成停滞，道德堕落、民风靡烂、无商不奸、无官不贪，中国文明是邪恶的文明，中国人属于劣等民族，怯懦、懒惰、愚昧、狡诈、残暴……西方的中国形象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革命前的中国是一个没落的“停滞的帝国”，革命后的中国又是一个残暴的、“动荡的帝国”。
文学是文化的梦幻，马尔罗《人的状况》中描述的场景与人物，也同样令人想起西方传统中的地狱想象：“地狱是一处狭窄、潮湿、黑暗的监狱样的地方，那里只有魔鬼与失去灵魂的丑类，乌烟瘴气、烈火熊熊……那些受诅咒的人相互残害、折磨，每个人都认为他们的罪恶注定在此遭受惩罚。他们是绝望的，被复仇与贪婪的魔鬼追逐着，根本无法逃脱……”〔20〕中世纪人的地狱想象，竟与二十世纪马尔罗小说中描绘的景象基本相同。《人的状况》中的人物，大多是在地狱的泥泞与烈火中挣扎的丑类。他们在大革命的血腥中昼伏夜出，面目狰狞。有长着一双细眼睛、朝天鼻子、面露挖苦神色，有着悲剧色彩的流亡革命者（卡托夫），有面孔呆滞、身材矮小的暴动领导人（伏洛金），有长着酒糟鼻、歪嘴的恐怖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