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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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异托帮：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
中国异托邦：二十世纪西方的文化他者？ 周 宁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旅人认出那微小的部分是属于他的，却发现那庞大的部分是他未曾拥有，也永远不会拥有的。
——卡尔维诺二十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在西方文化中，中国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政治伦理意义的异托邦，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他者的空间”。
一伊塔罗·卡尔维诺是位让人捉摸不透的小说家。他写过一部离奇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小说的主人公是著名的马可·波罗。伊塔罗·卡尔维诺是意大利人，出生在南美洲，他想用自己同胞先贤的事迹，表现一个带有魔幻色彩的道理：空间在想象中变成文化符号。世界是人的观念构筑的，每一个地方，在人的头脑中，都有特定的意义，它们可能是家乡或异乡，是亲切的或危险的，令人向往的或令人恐怖的；每一处有意义的地方，都成为我们存在的环境并构成我们存在的意义。想象将这些有意义的地方“镶嵌”到这个世界上，这些“地方”，大到一个洲、东方或西方，小到家中的一个角落或书桌上的一个抽屉……〔1〕世界是人创造的，在人的头脑中。小说开始的时候，黄昏的御花园里，苍老的蒙古帝国皇帝忽必烈汗，倾听来自远方的威尼斯青年马可·波罗讲叙他的旅行。大汗统治着一个无比广阔的帝国，他治下的许多城市，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的权力所及在他的知识之外。马可·波罗云游天下，用双脚丈量过大汗的国土。蒙古大汗与威尼斯青年在殿前台阶的晚风中对话，权力与知识结合了，世界像花朵在记忆中一一开放，那是未知的庞大的世界帝国的各种城市：记忆的城市、欲望与符号的城市、死亡的城市、轻盈的城市与隐匿的城市，所有他所统治的、似真似幻的、未知且看不见的城市……
马可·波罗在“城市与天空之二”的标题下，讲到一个名叫比希巴的地方，在那里人们的信仰中，除了一个他们所在的城市之外，还有一个优于他们所在的地方和一个劣于他们所在的地方，分别悬在他们头顶，陷在他们脚下：在比希巴（Beersheba）有这样的信仰流传：有另一个比希巴悬在天上，城市最崇高的德性与情感都位居那儿，如果地上的比希巴以天上的比希巴为典范，两座城市就会合而为一。传说中的景象是一座纯金之城，有银制的锁和钻石门，可以说是一座宝石城，全部是细致的镶嵌，是在最珍贵的材料上殚精竭虑、费力费神的成果。比希巴的居民对这个信仰笃信不疑，他们崇敬一切让他们想起天上城市的事物：他们收集贵重金属和珍奇宝石，他们弃绝一切转瞬即逝的奢侈纵欲，他们发展出各种镇静沉着的样态。
这些居民也相信地底有另一个比希巴，是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低劣无用事物的贮藏所，时时刻刻，他们谨慎地从眼前的比希巴抹去任何与地下的比希巴的关联或相似之处。他们想象在地底的比希巴，垃圾桶翻倒在屋顶上，倾泄出干酪皮、油污的纸张、鱼鳞、洗碗水、吃剩的意大利面，以及旧绷带。甚至倒出来的东西又黑又粘稠，像是从阴沟倒出来的沥青，是人类胃肠的延伸，从一个黑洞流到另一个黑洞，直到它泼溅在最底层的地下室地板上，而且从底下缓慢围绕的泡沫开始，一层一层地，升起一座粪便滓渣城，有着螺旋状的尖顶。
在比希巴的信仰里，有真实的部分，也有错误。这座城市的确伴有两个自身的投影，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狱，但是关于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居民却弄错了。在比希巴最深的地底酝酿的地狱，是由最具权威的建筑师设计的城市，用市面上最贵重的材料建造，采用了各种设计机械和齿轮系统，所有的管线与杠杆上都装饰了流苏、镶边和缘饰。
为了堆积它完美的纯度，比希巴将填满自身的空洞视为美德，但现在这已经成为严酷的巅狂；这座城市不知道它慷慨抛弃的惟一时刻，是那些它脱离自身的时候，是当它放手、伸展的时候。在比希巴的天顶，沉积了一个闪耀着城市所有财富的天体，圈围在丢弃物品的宝藏里：那是一个飘浮着马铃薯皮、破伞、旧袜子、糖果纸的行星，铺着电车票、剪下的指甲屑和硬皮、蛋壳。这就是天上的城市，长尾的彗星扫过天际，它是由于比希巴市民惟一感到自在快乐的动作而被释放出来，在天空中运转。比希巴是一个只有在排便时才不吝啬、算计与贪婪的城市。〔2〕比希巴城信仰中想象的两个地方，一个是高于自身的优越的地方，一个是低于自身的卑劣的地方，只有在这两个地方的投影里，比希巴城，这样一个虚构的荒诞的地方，才能确认自身的存在。马可·波罗用手势与语言，向苍老的大汗讲述他旅行中见闻的城市，高尚的或堕落的、平凡的或神秘的。在这些异乡的城市中，大汗确认了自己的帝国与身份，确认了汗八里皇城与宫殿的意义。没有旅行带回的这样一个异在的、他者性的世界，个体或主体，不论是东方君主还是西方旅行者，都无法认同其存在。福科提出特定文化系统中的“空间他者”问题，便创造了一个术语：异托邦（Heterotopias）。跟乌托邦（Utopias）一样，两者都属于特定社会文化中异在的、超越性的空间，处于该文化的现实环境之外，或优于或劣于该社会现实，与现实构成一种关系，现实在这个他者空间中认同自身的意义。所不同的是，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地点的地方，它与社会的真实空间直接相关或恰好相反，其自身展现了一个完美的社会形式，或者一种倒反的社会形式，但不管怎样，乌托邦都是乌有乡。然而，异托邦却不同了，它既是一个超越之地，又是一个现实的地方。
二在西方文化的中国形象中，中国并不是一个实在的国家，而是一个隐藏了西方人欲望与恐怖的梦乡。卡尔维诺的小说《看不见的城市》中，马可·波罗用手势与语言反复向疲倦的忽必烈大汗讲述他治下无数的城市时，似乎就在说明这个道理：城市是一个梦，源自人的内心，是塑造与表达欲望与恐惧的地方。
公元1933年，西方世界出版了两本有关中国的畅销书，一本是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JamesHilton）的《消失的地平线》〔3〕，一本是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eMalraux）的《人的状况》。这两本书想象的中国，一个是人间乐园，一个是人间地狱。
《消失的地平线》写一位英国驻印度殖民官在一次飞行事故中迫降到喜马拉雅山脉或昆仑山脉中的一个幸福的山谷——香格里拉或蓝月谷。人们或许不知道《消失的地平线》，但都听说过香格里拉。这是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幸福的山谷”。小说主人公康韦叙述自己在那里的经历，像是天堂记游。康韦已经记不清自己是怎么到达香格里拉的了。那是一个清凉神秘的夜晚，稀薄的空气有一种梦幻的质素，与瓦蓝色的天空连成一体。每一呼吸，每一触目所见，都使他陷入一种深深的“如痴如醉的宁静”。康韦一行参观幸福山谷，他们发现“这个远离人烟的山谷竟是一个富饶迷人的乐园，山谷里的气温随着海拔的升高与早晚的温差变化，从温暖到炎热再到清凉；土地各尽其用，精耕细作，农作物品种繁多，丰收在望。沿着山谷开垦的田地呈狭长状，长约十二英里，宽在一至五英里不等。正午时分，这里能够享受到温暖的阳光，雪峰上融化的雪水，化作清流蜿蜒在山谷中，灌溉着这片富饶的土地，温暖的和风拂着万物，却使在阴凉处的人们也丝毫不会感到寒冷”。
在香格里拉度过的那段日子，是康韦一生中最幸福的。这是一个魅力无穷、富饶丰腴的国度。逶迤绵亘的精美的草坪与花园，溪水边点缀着茶亭，民居村舍都是那么精巧亮丽。在康韦看来，山谷里的人民都是汉藏混血，是最出色的人种，他们清洁、英俊，许多优良品质是其他民族都不具备的。他们世代生活在这和平宁静的山谷里，并没有一般封闭社会近亲繁殖所造成的人种衰退，田野边、道路旁、村舍门前、茶亭栏畔，到处都是欢乐的人民，他们向坐在轿上的康韦一行人笑着，热情地打招呼，温文尔雅、落落大方、无忧无虑，每一个人都致力于手边各种各样的工作，但谁也不会显得匆忙。这是康韦见过的最可爱的地方，不仅有东方式的自然灵性的美与神圣，还有西方式的物质文明的完善。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幸福的谷地”是惟一未被污染的地方，那里仍保持着天堂的纯洁与爱，“神在东方的伊甸设了一个乐园给人安居”〔4〕。西方人永远也忘不了这段启示，它是幸福的回忆，也是永恒的许诺。
《消失的地平线》是一部乌托邦小说，采用了乌托邦作品通用的叙述模式，而且将乌托邦“落实”在中国西藏的某个山谷里，而且人物都有历史暗示，如神秘的大喇嘛圣佩罗的经历令人想起耶稣会士穆敬远〔5〕。《失去的地平线》在英国出版的同一年，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人的状况》〔6〕。希尔顿描写了一个远在中国西藏的人间乐园香格里拉，马尔罗描述了一个远在中国上海的人间地狱。所谓“人的状况”，就是人在地狱中的状况，而这个地狱的背景就是充满血腥与暴力的上海。在那里，革命者正在进行谋杀，政府无情地镇压，大众则贫困、肮脏、混乱、疯狂、仇恨、绝望……中国这座城市可能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地方。
地狱般的上海既是一个现实的城市，又是一种想象的场景。春天是令人绝望的雾水季节，浸在潮湿中的黑夜，一切都在腐烂。天空低垂，拥挤着奇形怪状的乌云。仅有的几颗星星，像几盏即将熄灭的灯，透过阴冷的云缝，绝望地燃烧着。混浊的河水喘息着流淌。在这座乱七八糟的城市里，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辰，都在滋长着罪恶。小说开篇，是一位姓陈的中国革命者正在进行的谋杀。血终于从刀口喷涌而出，整个雾蒙蒙的空气中，都渗着血腥味。
上海是一个城市坟场，死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在这部以“四·一二”政变为背景写成的中国的小说中，想象的中国城市天空总是阴云密布，肮脏、混乱、恐怖的夜晚用寂静掩盖着谋杀，等到黎明，凄厉的号声中，刽子手走过旧城，一只只乌黑的笼里装着砍下来的头颅，头发上还滴着雨水。很多人说马尔罗去过他笔下的这座城市——上海。马尔罗没有认可，但也没有否定。他是个艺术家，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中，生活在充满恐惧与欲望的梦幻中。就像当年拉文那街头的市民指着但丁蹒跚的背影说：那就是去过地狱的人，但丁也并没有回过头来承认或否认。
马尔罗想象的中国城市是一座坟场，人们在死亡中体验生命的意义：“荒凉的夜幕笼罩着遍布水田和沼泽的中国……”用马尔罗的话说，大概从菩萨的年代开始就是这样。他用了许多描写黑暗死亡的词汇描述上海或武汉，批评家甚至认为，但丁以后西方语言中描绘地狱的词汇，从来没有像在《人的状况》中那样被丰富过。恐惧、荒凉、残酷、迷雾、狂乱，在那个永远黑暗的国度里，重重叠叠挣扎着的人都陷入同样的绝望中，饥饿、贫穷、虚弱、愚昧无知、萎靡不振，混浊的河流像地狱中的血，从那里流向生活。陈将枪口伸进嘴巴开枪自杀，失败的革命者被鞭打后，一个个投入燃烧的火车头煤炉中烧死……马尔罗的小说不需要再现什么现实，在他用语言操纵的那一小块世界里，他享受绝对的自由。他把一座中国城市描绘成地狱，那是因为也需要一个地狱的背景，把脚踏在血泊与污水中，感觉与思考“人的状况”。但问题是，他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个地方。为什么“人的状况”的背景是中国？是什么原因使他在如醉如痴的激情中将中国描绘成一个只有黑夜的地方？
《失去的地平线》与《人的状况》的背景都是作家主观臆想的中国，这两本书同一年出版，但是呈现的背景反差却如此之大，形成最令人吃惊的对比。一个（香格里拉）是走向永生的光明，另一个（夜幕下的上海）却是死亡的黑暗。不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