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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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种文化，连骂带咒，而且包含着独断与专制，再加上激进的绝对化倾向，如果要说其“新”，不知道新在哪里。然而，这却是二十世纪文化之始。孕化之初就胎位不正，后来的三十年代、六十年代等，就不过是它的复制、扩大、变形与恶化罢了。
胡适虽然是五四新文化的首倡者，是新文化之源，但“形势比人强”，上面指出的那个数量化的对比，“他”与“他们”的对比，就注定了他的边缘化，也注定了五四后新文化的命运。因此，面对“五四新文化”，如果要问是“谁的新文化”，就应该说，不是胡，而是陈与鲁。陈后来从事政治，胡、鲁五四后也文化分流，形成了不同的“胡文化”与“鲁文化”，但，分化在后，萌芽于前，新文化运动之始，他们的价值分殊就清清楚楚。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大陆这一支的新文化就在抑胡扬鲁的文化旋律中结束。今年是2004年，为新世纪文化创制之始，它距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的1915年百年纪日，还差短短的十来个年头。此刻，返观上个世纪的文化历程，并检讨其得失，其实是在为本世纪文化招魂。历史大门的钥匙往往藏在历史的密室里。回头看，近一个世纪以来打进历史暗箱从而被冷藏起来的“胡文化”，恰恰能给二十世纪的文化创制提供良好的价值参系。当然，这里所说的“胡文化”（包括相对应的“鲁文化”），在精神层面上，主要不是指语言文化、学术文化、艺术文化等，而是指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或者说，是文化在思想、政治、伦理等领域的体现。就“胡文化”而言，它在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和平主义，伦理上的宽容主义，以及文化形态上的多元主义和文化思维上的非绝对主义等，是二十世纪的文化缺环（因为“鲁文化”不但没有这些内容，而且在价值上正好相反），也是二十一世纪文化构建的重心所在。当然，“鲁文化”也是一种资源，并非丧失生命力，它的体制外的批判性，正可补“胡文化”之不足，也为新世纪之所需。只是，就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创制而言，那种偏斜于“动物上阵”的文化形态，是不是应当逊位于整体上体现了自由主义文明的“胡文化”的？因此，在新世纪文化建设的方向上，本文写到这里，也就剩下四个字：回到“胡适”。
注释：
〔1〕《而已集·意表之外》，《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6页。
〔2〕《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文集》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8～309页。
〔3〕胡适：《双十节的鬼歌》，《胡适文集》卷九，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8页。
〔4〕《鲁迅年谱》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4页。
〔5〕《华盖集·导师》，《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
〔6〕高长虹：《一九二六，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转引自《鲁迅论争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2页。
〔7〕〔8〕《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7、227～228页。
〔9〕转引鲁迅：《集外集·选本》之注十四，《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9页。
〔10〕转引周质平：《胡适与中国现代思潮》，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页。
〔11〕《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文人相轻”——明术》，《鲁迅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84页。
〔12〕《胡适日记全编》卷五，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页。
〔13〕《胡适致杨杏佛》，《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1页。
〔14〕《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附记）》，《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页。
〔15〕〔21〕《胡适致苏雪林》，《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9、337页。
〔16〕《胡适日记全编》卷八，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7～788页。
〔17〕《集外集拾遗·通讯（复吕蕴儒）》，《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1页。
〔18〕转引《集外集·田园思想（通讯）》，《鲁迅全集》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19〕《胡适致周作人》，《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97页。
〔20〕《苏雪林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6页。
〔22〕〔56〕转引《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下，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第551、134页。
〔23〕《华盖集·补白》，《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页。
〔24〕胡适：《名教》，《胡适文集》卷四，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3页。
〔25〕《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3页。
〔26〕《华盖集·并非闲话》，《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5页。
〔27〕《华盖集·“碰壁”之余》，《鲁迅全集》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5页。
〔28〕转引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台北联经1984年版，第1988页。
〔29〕〔34〕《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鲁迅全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1、110页。
〔30〕〔31〕《胡适日记全编》卷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5页。
〔32〕《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91～292页。
〔33〕〔35〕《且介亭杂文二集·七论“文人相轻”——两伤》，《鲁迅全集》卷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219、405页。
〔36〕孔另境：《我的回忆》，见《鲁迅回忆录》中，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551～552页。
〔37〕〔48〕〔55〕转引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台北联经1984年版，第3690、3860、629～630页。
〔38〕〔39〕《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4、236页。
〔40〕《两地书·十九》，《鲁迅全集》卷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8页。
〔41〕《集外集拾遗补编·新的世故》，《鲁迅全集》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
〔42〕《南腔北调集·答杨*8人先生公开信的公开信》，《鲁迅全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28页。
〔43〕《三闲集·通信》，《鲁迅全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
〔44〕转引自《大学人文读本·人与国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页。
〔45〕〔46〕胡适《我的信仰》，《胡适文集》卷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47〕《胡适日记全编》卷一，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19页。
〔49〕《鲁迅致章廷谦》，《鲁迅全集》卷十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页。
〔50〕〔53〕〔54〕转引自《鲁迅论争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38、332、338页。
〔51〕〔52〕转引《花边文学·谩骂》，《鲁迅全集》卷五，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1页。
〔57〕《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全集》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3页。
〔58〕〔59〕转引胡适：《容忍与自由》，《胡适文集》卷十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27页。
〔60〕《朝花夕拾·〈二十四孝图〉》，《鲁迅全集》卷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51页。
悲壮的理想
——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 程亚文
电视上又看到戈尔巴乔夫，香港凤凰台的访谈节目，阮次山这回找上了那位曾经风光一时的苏联总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苏联第一夫人赖沙·马克西莫夫娜不幸于1999年仙逝后，这位一度乃是一个超级大国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权倾四野的人，彻底地老了，他不再像当年那样神采奕奕，尽管还在谈论着“如何让全世界的人，都能过上更好生活”，但他的言词、理念与陈述的语气，都已如他额上的白发，已经陈旧而苍茫无味了。故时曾为万人景仰，今日不过无关紧要闲客，一位政治家的寂寞晚年令人叹息，戈尔巴乔夫在探访者面前的平和令人感觉更多的是无奈。在永远地丢失了权力的魔杖之后，一切理想都已是悲歌一曲，谁还会理睬一位“烈士”暮年的“壮心”呢？
在戈尔巴乔夫“将一国总统的权力交出后最初的几分钟”，他便深刻感受到了自己所效力的这个国家的世态炎凉：“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时间里从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新上台的掌权者，还是一般百姓，戈尔巴乔夫都已经是该翻过的一页，不值得再度提起了。失败者是容易被人忘记和轻贱的，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六年内（1985～1991），苏联经济年增长率从百分之二点三跌至负百分之十一，外债从一百零五亿美元增加到五百二十亿美元，黄金储备从两千五百吨降为二百四十吨，货币汇率从一美元等于零点六卢布变成一美元等于九十卢布，肉价从每公斤三卢布猛涨到一百卢布。“当苏联老百姓发现自己的钱袋和餐桌上的食物也像戈尔巴乔夫的演讲一样空空如也的时候，戈尔巴乔夫就再也没有人支持了，他的政治命运就谁也挽救不了了。”〔1〕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会不会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会不会继续维持？两极格局会不会终结？在戈尔巴乔夫下台和苏联解体后，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询问这些问题。一个曾经有过无限荣光、主宰过半个地球的大帝国，顷刻之间化为历史，难免会引来人们无限的感伤、嗟叹和猜测，人们又不能不把疑问聚集在帝国的领导者身上，特别是最高掌权者在其中的作用。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晚期苏联帝国的命运，全系于戈尔巴乔夫一身？无疑，低估领导人物对国家、世界与历史的影响，是错误的，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可能加速历史中本就存在的那些活动因素，从而看起来，像是他们“创造了历史”，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中本身就已存在的机缘，又会不会因这样那样的催化剂，导演出类似的过程与结果呢？后者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戈尔巴乔夫，看起来又并不太公平，虽然它很省事。
一、“理想主义”政治家
如果一定要从领袖人物的精神气质的角度来透视苏联解体，那么，戈尔巴乔夫身上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或许注定了他的国家及他个人的最后失败。
戈尔巴乔夫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契尔年科老迈而逝、戈尔巴乔夫继任成为老大苏联帝国的掌门人后，正值盛年的戈尔巴乔夫，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积弊丛生、衰像流溢：“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百分之十六，而是百分之四十！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是百分之六，而是百分之二十。两百五十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两百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更为可怕的是，这个国家积焉已久的官僚体制，已经高度利益化集团化，早就失去了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造的动力。改革！这位帝国的新掌权者，感觉正处在一个国家历史的转折点，而自己的使命，就是去推动转折。
一个丧失了活力的国家，通过变革发奋图强恢复青春，自然是需要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许多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这位超级大国的最高领导者，一次次成了媒体的宠儿，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和动作，如“新思维”、“公开性”、“多元化”，等等等等，给他治下的人民带来了惊奇，也让整个世界对他刮目相看。戈尔巴乔夫意在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起一个新世界。他觉得，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因此他破除了舆论宣传的控制，让报纸杂志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他认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排除政治暗箱，因此他不遗余力，将政治局的决策过程公之于众；他认识到，民主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口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