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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甑幕鹌薄Ｔ诤士蠢矗啊宓幕鹌褪亲约喝隙ㄎ易约旱闹髡攀蔷缘氖牵磺杏胛也煌募舛际谴淼摹保⒔徊街赋觯骸耙磺凶ǘ希涠希蝗萑蹋莶幸旒海际谴印宓幕鹌龇⒌摹！薄�16〕可以补充一句，骂人这一件事，也是从“正义的火气”出发的，苏雪林就是一例。因为自觉正义，所以就可以使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之类的字句。殊不知，胡适历来是有事说事，有理说理，一向不搞文字攻讦，也看不惯这类攻讦文字。
苏雪林比胡适小不到十岁，但在胡适面前是执弟子礼的，所以胡适在信中不客气地批评了她，反对那种骂文字。鲁迅呢，二十年代曾在北京的世界语专门学校上过课，在他回该校学生吕蕴儒的一封信中，也涉及骂这个问题，其态度显然就不一样。他一开头就表示：“我极快慰于开封将有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并祝你们‘打将前去’的胜利”。〔17〕不知道开封的具体的事是什么，因此不好评判；但这怂恿本身是否就有问题呢，毕竟这是老师给学生的信，能鼓励学生把骂人的嘴都张开来？下面是鲁迅给学生的进一步指导：“骂人是中国极普通的事，可惜大家只知道骂而没有知道何以该骂，谁该骂，所以不行。现在我们须得指出其可骂之道，而又继之以骂，那么，就很有意思了，于是就可以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的罢。”真是“骂亦有学”、“骂亦有道”啊，而且还“很有意思”。以鲁迅和鲁迅文章对年轻人的巨大影响和感染，它是会光大为一种风习的。在这一点上，胡适就不成气候。鲁迅那篇骂胡的“鸟导师”发表后，就有青年来信，特地称颂骂人的那一段：“先生：‘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可真痛快之至了。”〔18〕骂人文字不但写得痛快，看得也痛快。可惜胡适就不会写这类文字，他的文字走平易一路，内中贯穿的是一种清醒大于热情的理性精神，当然满足不了一味沉浸于热情中的年轻人。这一点，胡适并非不知，他在1936年写给周作人的信中有这样一段坦白：“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19〕骂，就是一种低级趣味。然而，胡适并不打算改变自己。同一年，苏雪林在上面那封信中很直率地告知胡适：《独立评论》杂志的“态度因为过于平和，持论因为过于稳健的缘故，色彩未免不甚鲜明。青年读惯了那些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反动文字，再读《独评》当然会发生不能‘过瘾’之感”〔20〕。苏雪林其实该知道，胡适写文章，压根就不图别人的“痛快”和“过瘾”。所以，他只好这样回答：“然而我们又不甘心做你说的‘慷慨激昂，有光有热’的文字”，为什么？因为，“我们（至少可说我个人）的希望是要鼓励国人说平实话，听平实话。这是一种根本的疗法”〔21〕。可惜这种“根本的疗法”根本就没起作用，胡适那一套，是冬葛夏裘，根本不合时宜。平实话没几人能听进去，尤其是青年。热血是要“激”的，激情是要“煽”的。谁抓住了青年，谁就抓住了时代。胡适抓不住青年，青年却抓住了鲁迅。因此，“新文化运动”后，“鲁文化”不断压倒“胡文化”，良有以也。
四、鲁迅骂人的策略
《鲁迅骂人的策略》是鲁迅与创造社发生冲突时，一位署名“黑木”的人就鲁迅骂人方式所写的一篇文章：
鲁迅之笔，以酸尖刻薄而出名，其骂人也，亦有其一定之“孙子兵法”，兹为介绍如下：
骂西滢时代：做随感录骂，在小说里面骂，在给旁人写的序文里面骂，回答旁人的信内骂，化名做文章来骂。
骂高长虹时代：做随感录骂，拼凑别人写好的文章来骂，在给旁人的信上骂，做考证介绍文时骂，写小说骂，引用古人的典故来骂，在自己作品的序文里面也骂。
今也，骂革命文学家时代：写随感录骂，用假名字写随感录骂，集对方的人的文句来骂，在旁人作品的按语上骂，给旁人的回信上骂，借旁人的来函骂，叫弟弟们化名来帮着骂，在启事里面骂。
黔驴技，止于此，新的出，再介绍。〔22〕
这样的文字显然是对鲁迅的攻击。不是不可以指出鲁迅骂人的“孙子兵法”，而且大体也没错，但，何必要说“黔驴技”，鲁迅终究不是黔驴，虽然，骂亦有技。仅就技而言，以上不过是方式的归类，离技还差那么一点。这个“黑木”显然没注意到鲁迅此前写于1925年的一篇文章：“中国老例，凡要排斥异己的时候，常给对手起一个诨号，——或谓之‘绰号’。这也是明清以来讼师的老手段。假如要控告张三李四，倘只说姓名，本很平常，现在却道‘六臂太岁张三’、‘白额虎李四’，则先不问事迹，县官只见绰号，就觉得对方是恶棍了。”〔23〕这段话几乎就是鲁迅的夫子自道。我少时知道的梁实秋，便是从鲁迅那里得来的。其时，还不明白其人其事，却先知道了“乏走狗”。文章的题目就让你未见其人，先闻其“名”。现在方知“乏走狗梁实秋”原是“白额虎李四”的家传。可叹我不是县官是读者，也给鲁迅算准了，“先不问事迹”，“就觉得对方是恶棍”。以后，我又陆续知道了“寡妇主义”杨荫榆、“革命小贩”杨邨人、“才子＋流氓”创造社，还有“洋场恶少”施蛰存，等等。
为什么我“先不问事迹”，“就觉得对方是恶棍”呢？这就是“名”的作用。胡适与国民党论战的《人权论集》中，有一篇专论“名”的文章，叫《名教》，是批评国民党标语文化的。其中论述，很给人启发。胡适指出，中国人对“名”以及“名”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神力之崇拜，已经相当于西方人对上帝的崇拜了，所以，中国如果有宗教，不妨就是“名教”。胡适举了个例子：“小孩跌了一交，受了惊骇，那是骇掉了‘魂’了，须得‘叫魂’。魂怎么叫呢？到那跌交的地方，撒把米，高叫小孩的名字，一路叫回家。叫名便是叫魂了。”〔24〕这就是名教的一种表现。既然“‘名’就是魂”，名能表现魂，那么，起名就非常重要，它要先声夺人。从起名角度言，是“善名命善，恶名命恶”，而从接受角度言，“善名便引起我爱敬的态度，恶名便引起我厌恨的态度”。因此，这“名”本身，率先就给一个人定了性，同时也先在地决定了人们对此人的态度。比如，和任何事迹无关，也在任何事迹之前，“孺子牛”与“乏走狗”，两“名”一出，善恶已判。这就是“名”的诀窍。由此可导出骂的技巧。不骂人的胡适尚且洞察，善骂者自然更谙此道。
然而，在上面那个“叫魂”的例子后，胡适并未住笔，而是继续“例”了下去：
小孩渐渐长大了，在村学堂同人打架，打输了，心里恨不过，便拿一条柴炭，在墙上写着诅咒他的仇人的标语：“王阿三热病打死。”他写了几遍，心上的气便平了。
他的母亲也是这样。她受了隔壁王七嫂的气，便拿一把菜刀，在刀板上剁，一面剁，一面喊“王七老婆”的名字，这便等于乱剁王七嫂了。
他的父亲也是“名教”的信徒。他受了王七哥的气，打又打不过他，只好破口骂他，骂他的爹妈，骂他的妹子，骂他的祖宗十八代。骂了便算出气了。
再说鲁迅。1926年3月18日，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一天，段祺瑞执政府在国务院门前用枪刀射杀请愿者四十多人，其中多是学生，而且还有鲁迅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这一血案使鲁迅奋笔写下了我们都很熟悉的《记念刘和珍君》，它多次被选入中学课本。然而，这篇文章写在事后，离惨案已经两个星期了。就在惨案发生的当日，鲁迅就有文字，它由九个断片构成，其中一个，就是所要举的“第四例”：
中国要和爱国者的灭亡一同灭亡。屠杀者虽然因为积有金资，可以比较长久地养育子孙，然而必至的结果一定要到的。“子孙绳绳”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25〕
初读时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读时依然心有余悸，现在把它打上电脑，剩下的已是喟叹了。尽管我以往佩服鲁迅的批判精神和他的尖锐深刻，但就此刻而言，它与批判无关，更无论深刻与尖锐。用最消极的口气，也只能说，先生真的“出离愤怒”了，而且也出得太远了。这种做法其实就是一个字：咒。它与上面那个小孩和村妇，并无二致。屠杀者固然令人齿恨，但怎能用这种又原始又阴巫的方式。况且，所咒还不是屠者本人，而是他们的后代（读读三个“最”吧，尤其最后一个，几令人不堪设想）。后人何辜，却要承担先人罪恶。
五、因骂而区别
据题，我们可以稍微领略一下胡、鲁之间的文化风格。
“一篇《女师大的学潮》……自然要看一看，原来是赞成杨荫榆校长的，和我的论调正相反。做的人是一个女读者。”〔26〕女师大学潮的具体情况不在本篇论列，但这位女读者因为和鲁迅的论调正相反，因此，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鲁迅不屑地说：“据我所记得的，是先有‘一个女读者’的一封信，无名小卒，不在话下。”〔27〕应该说，这不是讨论问题的态度，至少一点平等都没有。女师大学潮，本身就很复杂，看法不同是正常的，为什么先就要用这样的语气和词汇。尤其是“无名小卒”的“卒”，鲁迅特地加了个“女”字旁（），可惜电脑里打不出这个字，它是鲁迅的自造。读着这样的句子，你都可以看到鲁迅的表情。更合适地说，这不是“漫骂”是“嫚骂”。嫚者，轻侮、倨傲也。《汉书·高帝纪下》：“上嫚骂曰‘竖子能为将乎’。”与这里的“无名小卒，不在话下”，真是两个嫚骂，声气婉若。
1947年，胡适做过一次广播讲话，题目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其中第三点就是近三百年来的全球化性质的民主大潮。这个讲话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甚至抗议（有没有人骂，可以想知，但胡适用的是“抗议”这个词），抗议的也正是胡适所强调的第三点。面对这“和我的论调正相反”的反民主的抗议，胡适特地作文回应，题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他是不会把与自己论调相反的人视为无名小卒的，而是在陈述自己的看法前先向反对者道谢：“我很欢迎这些批评，因为他们给我一个解释说明的机会。”〔28〕礼让后才再度解释为什么说民主自由是近三百年来的历史大潮，而苏俄专制为什么是近三十年来这个民主大潮中的一个反动。这篇文章（也包括之前的“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是胡适最优秀的政论之一，不仅在于他身处逆流所表现出来的历史眼光，同时也在于字里行间所体现出来的文化气度和风格。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却要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而捍卫对方说话的权利，并不仅仅给对方说话以机会，因为在一个非专制社会，谁也不能禁止人家说话。因此，这条原则在日常文化交往中更多表现为，对反对自己的话和人表示起码的尊重，这是权利对权利的尊重、人格对人格的尊重。即使不同意对方的观点，也只能用平等的态度说理辨析，绝不可认为自己的观点“对”便以“对”凌人，甚至施骂于人。在这一点上，胡适不难于做到而鲁迅做到很难，这就是胡、鲁平时不同的文化训练。这训练的不同就导致了“胡文化”和“鲁文化”在文化风格上的差异，尽管以上仅是“一斑”。
鲁迅当年和也是左翼的创造社发生冲突，曾经写过一篇《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位化名“弱水”的小将（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对鲁迅出口不恭：“‘老头子’的确不行了吧。”鲁迅应声道：“弱水这一位‘小头子。’”〔29〕寸锋不让。“小头子”既是老头子的应对，也可差拟于《理水》中的“鸟头”了，至少客观上它含带双关。整篇文章无关大体，如题，也就是在年龄、态度和气量上计较。环顾左右篇什，不是去没去过咖啡店，就是醉眼是否陶然，要就什么闲暇不闲暇之类（包括前此与陈西滢论战时的什么籍与系），多大的事，统统都做成了文章，虽然顶戴着各式名头，更多还是私人意气相向，明讥暗刺一样不缺，自然更短不了骂（我指的是互骂）。今天这些被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