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4-02-第1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解，后来又使他们憎恶，最后却使许多美国士兵表露出真诚的怜悯。日本士兵在洞穴内遭到的惨不忍睹的痛苦以及他们凄然绝望的敢死进攻，使得美国兵要牢记‘勿忘珍珠港’的格言越来越困难”〔11〕。一些士兵泣不成声：“日本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自杀？”〔12〕
让我们去可怜欠下中国人民累累血债的日军（不论其死如何“壮烈”）是很难的事，但其中神风突击队确实值得世人悲悯。“神风”全是十七八岁至二十多岁的大中学生，大多数未婚甚至未谈过恋爱。他们刚入伍就“樱花般飘落”，对各国人民还未及犯下罪过。
1993年，日本为死于“神风特攻”的一千多名学生兵飞行员举办了题为“学徒出阵五十年——苏醒的殉国学生的真情”的展览。一个前往参观的中国人久久停在一个叫植村真久的神风队员遗像前，心情很复杂：
这些年轻、聪慧的生命过早地消失了，像花蕾尚未绽放便在风雨中凋落。说他们是英雄，不如说他们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牺牲品。……将东条英机的牌位与他们的牌位并列在一起，其实是对他们的嘲弄。〔13〕
植村真久是立教大学学生，战争末期入伍，昭和十九（1944）年十月作为“第一神风特别攻击队”从长崎飞往菲律宾，战死海上，年仅二十五岁。出击前夜，队友理解他的心情，用军用电话接通了他远在东京的家，使他能够通过话筒最后一次听到襁褓中的女儿素子的啼哭声。在致女儿的遗书中他写道：
素子这个名字是爸爸给你取的，爸爸希望你成为一个素朴善良、富有同情心的人；等你长大了，想念爸爸的时候，就到靖国神社来吧。你在心里默念爸爸，爸爸就会出现在你的心头……
二十年后，在植村的灵位前，长大成人的素子伴着《樱变奏曲》，为亡父跳起安魂舞……〔14〕
读着植村真久的遗书，看到他怀抱婴儿的照片，这位中国人“几欲泪下”。展览还感动了一位俄罗斯人。望着遗像上那一张张稚气的脸，一位来参观的俄罗斯女编辑凄然落泪。“当年是苏联红军扫荡了日本关东军，但来自苏联红军故乡的莫斯科某杂志社副主编卡列娜·德陶卡娜却被日本学生兵征服了。在《莫斯科女儿东京印象记》中卡列娜写道：‘青年学生面对死亡时的表情豪迈坦荡’；‘我理解了什么是大和魂。我又一次深刻认识到拥有那种表情神圣的青年人的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强大精神力量的民族。’”〔15〕
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默庵上将担任中国战区（国民党战区）日军的受降工作。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战，对日军血腥暴行仍记忆犹新的中国军人，李默庵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是切齿痛恨，另一方面伴随着受降过程，李默庵渐渐增添了感叹：
被俘日军回国途中始终以正规军人队列行走，毫无紊乱现象，也无事故发生。在缴械之时，日军将所有武器包括重机枪、车辆及自佩武器都擦拭得干干净净，并将其人员、马匹、武器、弹药、被服、袋具、车辆等物资登记造册，数字清楚，让人感到与其说是缴械投降，还不如说是在办移交手续。
李默庵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对当时的这一切我至今印象深刻，并颇有感受。透过日军交缴武器这个细节，可以看到日军平素的军队管理和训练是严格的，由此也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当时我就想，他们的纪律如此严整，行动如此一致，将来如果领导正确，必是一个可以发挥无限潜力的国家。”〔16〕
日本民族的优秀品质来自何方？日本民间流传一种说法，称日本民族是中国田横五百士的后裔。
两千多年前，中国人也是一个执着、坚忍、忠贞的民族。其高风亮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一诺千金事之多，几可称社会主旋律。说日本人是田横五百士的后裔这当然不可信，然而中国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母国却是千真万确的。
赵盾的门客程婴、公子杵臼舍命救护赵氏孤儿，前者牺牲了自己的儿子，后者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程婴十几年忍辱偷生，直至将赵氏孤儿抚养成人为赵家复仇之后，自尽而死。
田光向燕太子丹举荐荆轲后，为了使太子丹无泄密之忧，自刎而死。
豫让因感激智伯的知遇之恩，在智伯死后，毁了容，弄哑了嗓子，一次又一次为智伯报仇。三次失败后终被处死，临刑时豫让要求砍赵襄子的衣服，以了心愿。
伍子胥亡命之前对妻子割舍不下，妻子毅然而言：“子可速行，勿以妾为念！”遂入户自缢。伍子胥逃亡途中，一浣纱女同情他，赠其饭食。只因伍子胥交待了一句“倘遇他人，愿夫人勿言”，回头一看，那女子已抱石投河了。伍再逃亡，途中又遇一老渔夫救助渡其过江，也是因为交待“倘追兵来临，勿泄吾机”，老翁毅然叹道：“吾以子含冤负屈，故渡汝过江。子犹见疑，请以一死绝君之疑！”说完，沉江而死。
……
这一切同日本的民族性是何其相似？
然而日本人学习中国的精神文化，最终遗漏了什么？
他们继承学习了古中国的“春秋人格”，畸形发展了坚毅、执着、坚忍、忠贞，却缺乏中国文化的另一重要成分——善。
同样在春秋，卫灵公的两个儿子（太子急子与其异母弟公子寿）“兄弟争死”，奏响了一曲人性的颂歌。
更早，商末的伯夷、叔齐提出“以暴易暴，不知其非！”其“不以暴力抗恶”的观念比托尔斯泰、甘地早了三千年，为信守自己的原则，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饿死。
……
中国的这部分文化基因，没有在日本发扬光大。
他们近代学西方文化，也遗漏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爱。
愿他们继续反省！
注释：
〔1〕根据《杂文报》（2003年8月）文章（评述季羡林《留德十年》）改写。
〔2〕金雁：《新饿乡之旅》，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79页。
〔3〕房宁：《我在日本受到三次文化震撼》，2000年3月9日《青年参考》。
〔4〕〔5〕〔6〕〔7〕〔8〕燕子：《北田们：日本“68年世代”》，《天涯》2003年第2期，第33、29、32、33、33页。
〔9〕宋宜昌：《太平洋大血战》，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562页。
〔10〕王书君：《太平洋海空战》，海洋出版社1987年版，第482～483页。
〔11〕（美）戴维·贝尔加米尼著：《日本天皇的阴谋》，华幼中、朱蓉瑛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05页。
〔12〕（美）约翰·托兰著：《日本帝国的衰亡》，郭伟强译，新华出版社1982年版，第682页。
〔13〕〔14〕〔15〕董炳月：《靖国神社与日本人》，《读书》1999年第四期，第8页。
〔16〕樊建川：《一个人的抗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53页。
动物上阵
动 物 上 阵
？ 邵 建
一、从“鸟”字说起
动物上阵，从“鸟”字说起。这样的题目，说的是“骂”。
骂在胡适和鲁迅那里，本有明显的反差。说鲁迅骂人，并不奇怪：“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1〕这是他自己说的。
奇怪的可能是胡适，说他也骂，怕有人不信。但，这回，不信也得信，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当然是在书上。
大约是1915年，这时胡适正在美国做庚款留学生。据他自己说，当时在学校，每月总要收到一张来自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支票信封里，也总有一张由主办处书记私下插入的小传单。传单的作者叫钟文鳌，是位教会学校出身的好好先生。他对改革中国社会充满热情，在每月寄出的信封里，总要夹一张自己写的宣传品，内容大致是这样：不满二十五岁不娶妻；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多种树，种树有益。这三条，胡适最反感的是第二条。他认为语言文字是世界上最保守的东西，比宗教还保守，岂能轻言废除。平时看到这传单，也就是往字纸篓一扔，但这次，胡适实在烦了，就不客气地“回敬”了一下。说是回敬，其实就是骂：“像你这样的人，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文（而偏要胡说什么废除汉字），你最好闭起鸟嘴！”〔2〕说实话，读到这里，我觉得非常不舒服，真有“望之不似胡适”之感。文章是“公器”，它可以交流天下，却不容骂人口水。中国自古有“敬惜字纸”的传统，那字纸如是骂人口水涂抹过的，又如何叫人敬惜。民谚：“宁可跌在屎上，不可跌在纸上。”屎可以洗掉，洗不掉的是白纸黑字。这里，就只好为胡适叹息：先生“也”跌了。但，又为他逆挽，1915年，不才二十四岁吗，血气正旺，口无遮拦呀（胡适出国前，在《竞业旬报》的文章上曾有“脓包皇帝，混账圣贤”之类的骂语，并声称自己“吾其好詈人哉”，其时，岁则十五六）。
不料，我的逆挽多余，叹息又变成了自叹：读书何其粗陋也。
记不得是多天以后，又翻书到原地，不经意发现这骂人话后有个小小的〔4〕，是尾注了，就翻过去，注者唐德刚有这样一句话：“胡氏中文原文用字文雅得多，这句‘俗语俗字’是笔者根据他的英文稿翻出来的”——原来如此。
但，这宽慰的声音未曾消歇，事情就一波三折了。在胡适写于1921年的诗歌《双十节的鬼歌》中，又出现了唐德刚所谓的“俗语俗字”，这回不是唐氏捉刀代笔，而是胡适亲口所骂，骂的是当时的北洋军阀。诗曰：“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3〕毫无诗意且不说，这“鸟政府”和几十年后的“痛骂”，大同小异，都是恶例。因此，我上面那套议论，毫不客气，移植到此。不过这次看书仔细了，下面的注也没漏过，注中注明此诗“收入《尝试集》时删去”。胡适为什么删诗，是不是怕恶风流被，我不得而知，也无从考之，却但愿如此。
流风所及，未能免俗，三十岁以前的胡适，偶尔骂骂，而三十岁以后，就不像《水浒》中的李逵，几天不吃肉，嘴里就淡出个“鸟”来了。但，他或许不知道，他以“鸟”骂北洋政府，有人则以“鸟”骂他。不知这是不是现世报应。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同时作为北大教授，受到青年们的拥戴是正常的，而且胡适向来也不避自己包括知识界对青年负有“导师”的责任。于是，当“胡适等人摆出‘导师’的面孔，妄图把青年引上脱离革命，脱离现实斗争的邪路”时〔4〕，一篇题名为“导师”的文章出现在《莽原》周刊上，内容是告诫青年不要寻导师。文章写得差强人意，最后一段倒很有特色：“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一边不要青年寻导师，一边自己却又导起来。导到最后，是这样一句：“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5〕——原来，导师还是要的，只是不要“鸟”导师。这“鸟导师”不姓“鸟“，姓“胡”，而向胡适射出这一暗箭的不是别人，正是鲁迅。
说鲁迅并不一味反对导师，倒不是说他后来又尊列宁为“革命导师”，而是另有参证。《莽原》内部的韦素园为鲁迅制作了一个“思想界权威”的大广告登在当时北京的报纸上，也是《莽原》内部的高长虹“看了真觉‘瘟臭’，痛惋而且呕吐。试问，中国所需要的正是自由思想的发展……然则要权威者何用？”〔6〕因此，高长虹见到鲁迅时，便把这看法说了出来。而鲁迅呢，先是“默然”，然后说：‘……权威一语，在外国其实是很平常的！’”高长虹本要说：“‘外国也不尽然，再则外国也不足为例’”，但是，他终于没有说出来，而是“我那时也默然了”。两个“默然”之间，还夹着一个细节。北大教授陈西滢讥讽鲁迅，说：“不是有一次一个报馆访员称我们为‘文士’吗？鲁迅先生为了那名字儿几乎笑掉了牙。可是后来某报天天鼓吹他是‘思想界的权威者’他倒又不笑了。”〔7〕于是，鲁迅笑着回答：“至于‘思想界的权威者’等等，我连夜梦里也没有想做过，无奈我和‘鼓吹’的人不相识，无从劝止他。”〔8〕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韦素园随鲁迅编《莽原》，打下手，鲁迅岂能不认识。不知道完全可能，“不相识”就撇得太过，而过犹不及。当然，这是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