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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7.世纪末回顾‘宋案’与‘二次革命-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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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票面价值加利息计算,所以‘爱国的’购债人,利莫大焉。洪述祖为应夔丞安排所购三百余万元公债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润’。见上引洪、应密电】

  以上是笔者个人根据数十年来对‘宋案’探索的兴趣,和阅读数十万字一手档案,和二手报导,以及对当年遗老不断的访问,所写下的‘半张纸’的宋案案情。自信虽不中,亦不远也。当然历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写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无定案之可言。笔者旅美半世纪,就看到甘乃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的被刺案,以及足球明星辛普森杀妻案,和最近的柯林顿总统的绯闻案,至今,可能永远,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执笔亦各是其是,读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执简以书之,以备一家之言云。【有关宋案的出版品,如台北的党史会出版的‘革命文献’第二册即所载甚详。关于最近出版品,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1912…1928),卷二,页六四 ─一四五‘刺杀宋教仁案’】

  国民党对宋案议论不定

  上节已言之,宋案发生时,中山正在日本访问。三月二十一日孙公得报,乃中止访问,立刻回国,于三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当晚便在黄兴寓所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在众人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讨袁。但是与会高干,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因此党中乃逐渐形成孙、黄两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异。中山主动武,并说‘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云云。但是国民党那时连两师军队也没有。纵有,亦绝非袁之对手。袁此时兵多将广,哪是两师军队就可打得倒的呢?国民党此时虽号称拥有皖、赣、粤三省地盘,然中山用武的号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钧、胡汉民立有回电,皆以绝无实力可以宣布独立,反抗中央。中山还有个想法,是亲自去东京向日本乞援,联日倒袁。这着更是屎棋。日本那时对华正虎视眈眈,欲乘虚而入没个借口,来了个吴三桂岂不正好?国民党那时要联日倒袁,就自弃于全国人民了。

  黄兴主张法律解决,虽也未必能立竿见影,但那毕竟是解决暗杀凶案的正当途径。国民党那时究竟还是国会之内的绝对多数。袁氏投鼠忌器,背个全国皆知的杀人主使犯的恶名,至少他还不敢对全国第一大政党动武,加以毁灭。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正如后来的林彪,他如能学会周恩来的本领,和他三五年稀泥,等到伟大领袖蒙主恩召之时,你不就可以安安稳稳的‘接班’了吗?何必小不忍而乱大谋哉?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个造反成性、认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杨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密谋在广州起义时,就曾主张‘四处放火’虚张声势。后来在镇南关起义时(一九○七),中山亦曾亲上前线,亲手开炮。其后孙大总统被陈炯明叛兵赶上永丰军舰(即后来的中山舰)时,他要向广州市区发炮反击叛军,炮手不愿误伤舢区平民,婉拒发炮,孙公大怒,乃亲自拉线开炮,还击叛军。孙公那时在炮火中作战之勇猛,后来竟吓得在一旁发抖的蒋夫人陈洁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个性,并不是我们平时国父长,国父短那副谦谦君子的形象呢。本质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条‘砍掉头,碗大疤’的梁山好汉呢。他也是个列宁式的英雄。为着革命倒袁,啥鸟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因此在这‘二次革命’时期,国民党和战两派并没有一致的政策,黄兴等主张法律解决,曾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向国会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公审宋案,却为司法总长许世英所驳回,许认为不向地方法院起诉,而另组法庭,是干涉司法独立。可叹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动之下,为组织‘政党内阁’,这时北京的国务员,自赵秉钧总理而下,当然包括许氏,都是国民党的党员。党员对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见,当然也就授入以柄,让袁总统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动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儿科了。他们没有大兵可调、地盘可据,却在武汉市内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动,被黎元洪破获,说他们是‘谋刺黎副总统’,报入中央,而大开杀戒,党人宁调元、熊越山等被捕,后来都被枪毙了。总之,国民党内议论未定,袁世凯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战争的空气正弥漫全国之时,袁氏也早就调兵遣将,着着进逼,准备动武了。

  善后大借款,不能善其后

  胡适说:‘麻将里头有鬼。’事实上打政治麻将,则鬼更多矣。在这场袁、孙两派的政治麻将里,孙党就手气奇差,简直没一张好牌;而袁党则手气大佳,好牌不断涌现。当老袁决定对国民党动武时,忽然来个‘杠上开花’,他向六国银行团交涉了两年的善后大借款,这时忽然马到成功,由六国中的五国(美国退出)联合借给中国政府两千五百万金镑,合两万万银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迫不及待的便于四月二十七日,未经国会表决,就正式签字接受了。这消息一出,袁党军心大振,而国民党则全党大哗,认为是非法借款,发动内战,党人领袖与参众两院议员,亦函电纷飞,抵死不能承认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讨袁的口实。其实当年各省都督,仅有四省反对借款;向通电赞成者则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年后,恩怨已断,历史家秉公以论之,借款案与刺宋案一样,也是个法律问题,在一个法治国家之内,两造律师在法律之前也是争辩不尽的。民国新成,革命刚了,军政善后,处处需钱。孙之让袁,军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经济。而解决经济困难唯一办法便是商借外债。孙公首行之,试以路矿税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谤弥深。迨孙公解职,把这烂摊子转让袁公,眼看纵是南京留守一个衙门,裁兵之需即为二百五十万元之钜。孙公解职让袁,岂不真是无官一身轻。后来在孙、袁蜜月期中,中山为袁的经济困难,借箸代筹,也认为举债之外,别无二途。但是那时列强环伺,都以借债为蚕食中国主权之不二法门。各帝国主义之间的明争暗斗,何等复杂,我政府应付之道,稍一不慎,便丧权辱国。笔者昔年曾为此乞教于曾任国务总理和财政总长的顾维钧先生,以及曾任中国银行总裁和江浙财团首要的张公权先生等,试图探其奥秘,谁知所钻愈深,愈不见底。盖外债一项,不特牵涉北京政府时期中国朝野公私的各种建制,深不可测,其在债权国家,各帝国主义之间朝野公私的纠结亦不在债务国之下。稍一深入探索,则三五百页之钜着,未必能见其项背也。有暇当列专章略探之,在本篇中,我们只可说,袁党这个大赌客‘手气好’,在他正需钱打内战时,交涉经年的善后大借款刚在此关口签字。原来本为善后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后,也是国运多舛吧,夫复何言。【为了解善后大借款的大致经过,读者可参阅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六─二六○,‘善后大借款’】

  第二次革命。第一次内战

  总之,袁、孙两党的对峙至此已剑拔弩张,正如早年的美国内战(一八六○ ─一八六四),蓄势已成,就看谁开第一枪了。林肯是个聪明人,他等着(甚或是以调兵遣将行动引诱着)南方来开第一枪。一枪既发,他就以国家元首之尊,为维护国家统一,下令讨伐了。林肯这个狡猾的手腕,后来又被罗斯福学到了。珍珠港事变之前,罗氏深知美日之战不可避免。但他格于国内孤立派之反对而不敢公开叫嚣,只有制造战争形势,希望日本小鬼来开第一枪。谁知他手腕玩的太灵活了,连中国给他最机密而可靠底日本发动战争的情报,他也故意的延宕了。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吃了珍珠港那个大亏。但是,朋友,美国是吃了大亏了,日本开第一枪的代价就更大了。非关本题,暂时打住吧。

  我国民初的二次革命的形势也是如此的。他们那时转型还在初级阶段,打内战还不知啥叫保密。中山的叫嚣联日讨袁的种种‘策略’,应夔丞阶段的特务虽然很原始,这点情报袁党还是有的。至于袁的调兵遣将(他把李纯精锐的第六师于五月初自保定南调武汉,另调精锐从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开的了。而国民党此时,黄兴的主和派的声音,已早被中山主战派的叫嚣所淹没,战争形势已成,这时国民党还在宣传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则中山的联日倒袁,搞分裂活动又何尝‘合法’?大家都无法无天,那就由枪杆来决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国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实上是‘第一次内战’。坏事怕开头,打了第一次内战’,以后就打他们个一千次了。第一次是个‘偶然’一千次就是个‘必然’了。小民何辜,罹此百年浩劫,也是命运使然吧。

  国民党扫地出门

  当然这第一次内战,强弱势殊,袁世凯这民国史上第一位强人,此时是采取主动的。六月九日,袁以‘大总统令’,把江西部督李烈钧免职,由驻节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暂代。继之粤督胡汉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继被免。同时黎元洪在武汉亦大捕地下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是时粤、皖两省党人,皆有窝里反,胡、柏二人虽心有不服,还是遵令去职。李烈钧因在江西掌握较稳,被撤职心有不甘,乃潜沪与中山密商之后,又潜返江西湖口,约集心腹同志,及武汉避难党人,密谋起义抗袁;举棋未定,李纯已受命为九江镇守使,率军步步进逼。李烈钧不甘示弱,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鸣炮,公开起义讨袁,打响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枪。

  【笔者附注,这第二次革命和民国开国后的第一次内战,便带有严重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的色彩。我国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种‘回避’的制度。如汉制便规定,本郡人不能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为郡吏。这就是现代政治学上的所谓‘制衡制’,是很科学的。此制断断续续地实行,两千余年末尝废。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抚的传统制度。所以再有清两百余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后,再未发生藩镇割据的现象。民国成立之后,首先就把这一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民初各省都督几乎全是本省人。这就开启了本省军阀盘据本省的恶例了。国民党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们闹窝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广东,那时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将:胡汉民和陈炯明都是广东人。二人不和,弄得两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钧掌握得比较严密,窝里反问题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为着革命的利益,显然没有他们抗拒‘北军’(客军)心情的严重。其时远在云南的蔡锷(蔡为湖南人而任云南部督),对此日益滋长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虽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时他却助袁,通电痛斥李烈钧‘以前行为,本难宽忍’。(见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云南蔡锷艳电’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二,页一四四。此电在原书中误印为一九一五年)。此一区域主义,后来竟滥觞于军阀时期。至台湾而变本加厉,可悲也。】

  这时愤恨袁氏专权,或仅为不满现状,欲为自身另找出路的国民党的中下级军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义旗一举,各地也纷纷响应。民党的老巢在江西、广东、安徽、上海,固无论矣。纵在较北的徐州驻军之内,也不乏反袁义士。须知在那个时代,国民党并没有它自己的军队。它所有的不是当时有革命倾向的正规国军,慕义投靠,就是地方杂牌民军,就食而来,他们底战斗力和纪律,有时且远不如老的‘北洋六镇’。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说的‘驱市民为战’。不但战斗力有限,而军纪之败坏,亦不下于‘北军’。加以弹械粮饷皆缺,又师出无名,士气不振,上海由陈其美指挥,连个制造局亦屡攻不下,徐州、广东、湖南一触即溃。稍微能坚持一二周者唯湖口与南京两处,伤亡溃败亦惨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军起义,然由于苏督程德全首鼠两端,弃职潜往上海,孙派之激烈军官何海鸣等确有意死守南京,苦撑待变。中山亦曾有意亲临指挥,终以黄兴抱奋勇而来作罢。然黄氏觉事无可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从安徽战场败至南京,曾痛批黄兴为‘一将无能,千军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实觉孙公之发动二次革命,正如美国杜鲁门总统对麦帅有意侵华之评语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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