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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

毛佩琦正说永乐大帝朱棣2-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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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棣打入南京,朱允炆或死或遁,下落不明,朱棣打算借重号称“读书种子”的著名文士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们之间进行了一场辩论。朱棣说:“我法周公辅成王耳。”方孝孺质问道:“成王安在?”朱棣说:“伊自焚死。”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子?”朱棣回答:“国赖长君。”方孝孺说:“何不立成王之弟?”朱棣辞穷,说:“此朕家事耳!先生毋过劳苦。”干脆说朱家的天下,朱家子孙坐,你管不着。当然,我们并不能以君主宗法制的礼法定是非。不过,从这对话中不是可以看出朱棣的无赖相吗?朱棣命人强授方孝孺笔札,说:“诏天下,非先生不可。”方孝孺说:“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朱棣见方孝孺不为所用,便以诛九族相威胁。方孝孺说:“便十族奈何!”于是酿出了一场杀十族的惨祸。朱棣命人“以刀抉其口两旁至两耳”,并将其投入狱中,接着便大肆搜捕他的门生以成“十族”。“每收一人辄示孝孺”,在精神上折磨他。朱棣所开创的亘古未有的杀十族的酷刑,使“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摘戍绝徼者不可胜计”。其他,如对兵部尚书铁铉,“割其耳鼻”,其肉,纳铉口中,令啖之”,还问他“甘否”。铁铉说:“忠臣孝子之肉,有何不甘!”“至死犹喃喃骂不绝。”户部侍郎卓敬不屈,临刑,神色自若,也被灭三族。礼部尚书陈迪不屈,朱棣把他的儿子捉来杀掉,并割其鼻舌,强塞给陈迪吃。陈迪“唾,益指斥”,终于被凌迟死,宗族遣戍者一百八十余人。刑部尚书暴昭不屈,朱棣命人“先去其齿,次断手足”,暴昭“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左佥都御史景清,因刺杀朱棣不成,被“抉其齿,且抉且骂,含血噀御袍。乃命剥其皮,草椟之。”“碎磔其骨肉”。右副都御史练子宁,被逮语不逊,朱棣“命断其舌,磔死,宗族弃世者一百五十一人,又九族亲家之被抄没戍远方者又数百人”。其他不一而足。这些人的死,不仅是出于对封建礼法对建文帝殉节,更重要的,他们是出于拥护建文帝的宽仁之政,从而反对朱棣“恢复祖宗旧制”的政治立场。对此,前文已有论述。
最野蛮的,莫过于朱棣对这些殉难者家属的处置了,且不说他下令在郡县穷治建文“奸党”,以致“疏族远亲莫不连染”的所谓“瓜蔓抄”,即从一段朱棣口诏的实录,便足以看出他的流氓嘴脸。
第109节:开创与守成之间(19)
永乐元年正月,校尉刘通等赍帖为奸恶事:“一将刑科引犯人张乌子等男妇六口,又引犯人杨文等男妇五百五十一名。”奉钦依“连日解到的都是练家的亲。前日那一起还有不识气的,在城外不肯进来,嗔怪催他,又打那长解”。锦衣卫把这厮都拿去,同刑科审。亲近的拣出来,便凌迟了,远亲的尽发去四散充军。若远亲的不肯把亲近的说出来,也都凌迟了。”
二月,解到邹公瑾等男妇四百四十八名口。同年十二月十二日教坊司题:“有奸恶卓敬女杨奴,牛景先次妻刘氏,合无照前例;谢升父旺年七十四,男唆儿年二十。”俱奉钦依“发金齿卫充军,妻韩氏送淇国公处转营奸宿。茅大芳并男顺童、道寿,幼男文生,俱典刑”。“妻张氏发教坊司病故”。左韶舞安政等官奏,奉钦依:“著锦衣卫分付上元县,抬去门外,著狗吃了。”
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等官于右顺门口奏:“有奸恶齐泰等姊并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馀条汉子看守,著年小的都怀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儿。”奉钦依:“由他不的,长到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又奏:“当初黄子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依:“都由他。”
永乐九年四月廿一日,某司奏:“浣衣局副使张琳奸恶妇人一名。”“著教坊司领刺了。”
这仅仅是大量事实中的极少一点材料,是《奉天刑赏录》、《钦录簿》中的数百字,但是它们实在太生动了,无须再加解释,便将朱棣的嘴脸暴露无遗。朱棣分明是一个顶着皇冠、披着黄袍的流氓头子!
近人鲁迅对朱元璋、朱棣父子的残暴深恶痛绝。他说:“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
朱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残暴的屠杀,一言以蔽之,即为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坐稳皇帝的宝座,为此,一切武的反抗、文的抵制都在扫荡之列,为此,一旦得胜,便必欲用一切手段处置反对派以浅愤。姚广孝不愧为朱棣的重要谋士。他们二人的心是相通的。他的一段话无异于朱棣夫子自道。在处理建文忠臣卓敬的问题上,姚广孝说:“陛下虽天下已定,然兵革方殷。若欲返驾燕都,不杀敬始可。方今楚王尚强,蜀王富盛,敬虽一介书生,实英雄才略也。今若生之,则彼得行其志,移檄诸王,声扬大义,据东南之饶,限长江之险,鼓舞豪杰,起兵北来,陛下未可安枕也。岂非养虎自遗患耶?”
在这种公开的屠杀和污辱外,朱棣还用各种阴谋手段杀人。为什么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还要阴谋杀人?为了把自己打扮成不计前嫌的宽仁大度者,对那些不便公开下手的便只能阴谋杀害。对于得罪自己的人,在朱棣心中绝无容忍的余地。请试举两例。
一是解缙。解尝于洪武中以才见称于太祖。建文中一度谪为河州卫吏,后被荐为翰林待诏。朱棣即位,缙被擢为侍读,与黄淮、杨士奇、胡广、金幼孜、杨荣、胡俨并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寻进侍读学士。朱棣标榜偃武修文、优礼文学之士,集人编篡各种大型图书,重修《太祖实录》,编篡《永乐大典》等均以解缙为总裁。但解缙在修《太祖实录》、定储之议及谏止出兵安南方面均引起朱棣的不满。关于修《太祖实录》前已论及。关于立储,解缙主张立长子朱高炽,深为有靖难功的朱高煦所恨。时朱高煦宠益隆,“礼秩逾嫡”。解缙又以进谏不可启争触怒朱棣,被斥为“离间骨肉”。永乐四年赐黄淮等五人二品纱罗衣,竟不及缙。但朱棣并不以此坐缙罪,却以廷试读卷不公谪广西布政司参议。既行,又被劾怨望,改交阯,督饷化州。朱棣亲征漠北,缙恰入京奏事,谒皇太子而还。结果被朱高煦说成“私觐太子”、“无人臣礼”,竟逮缙下诏狱,“拷掠备至”,一旦而为阶下囚。永乐十三年,朱棣查看锦衣卫囚籍,见到解缙的姓名,说:“缙犹在耶?”纪纲遂令缙饮酒至醉,埋积雪中,立死。
第110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0)
另一是梅殷。梅殷是朱棣的姐姐宁国公主的丈夫,最为朱元璋所喜爱。朱元璋见诸王强盛,曾密托他辅佐朱允炆。“靖难”兵起,他以总兵官身份镇守淮安。朱棣的军队南下,借进香之名,要穿过梅殷的防地。梅殷说:“进香,皇考有禁,不遵者为不孝。”朱棣大怒,写信给梅殷说:“今兵兴诛君侧之恶,天命有归,非人所能阻。”梅殷把使者的耳鼻割掉,放其回还,并说:“留汝口为殿下言君臣大义。”朱棣绕道打下南京,梅殷尚拥兵淮上。朱棣强迫宁国公主“啮血为书”,召梅殷还京。对于这样的人,朱棣当然不能容,但碍于皇亲不便公然下手。永乐二年,都御史陈瑛报告说梅殷“蓄养亡命”,“诅咒”朱棣。朱棣不动声色,说“朕自处之”。他下令户部考定公侯驸马伯的仪从人数,借此命锦衣卫将梅殷家人执送辽东。第二年十月,梅殷入朝,前军都督佥事谭深、锦衣卫指挥赵曦把梅殷挤到笪桥下淹死,随后向朱棣报告说梅殷投水自杀。宁国公主找到朱棣,朱棣假意要捉拿凶手,并以安排她的两个儿子做官作为安抚。不料凶手被人指出,朱棣不得已要治其罪,而二人说:“此上命也,奈何杀臣!”一下露了马脚。朱棣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瑵,落二人齿,斩之。”此二人亦惨矣。如果他们不供出指使者朱棣,或许还可以活命吧?不过,朱棣要杀人灭口,亦未可知。这件事足可以看出朱棣的阴险残刻。
有时,朱棣对得罪自己的人要故作宽大,并不马上治罪,而以后必借他故而杀之。永乐初,北京刑部尚书雒佥,向朱棣建言“朝廷用人,宜新旧兼任。今所信任者,率藩邸旧臣,非至公之道”云云,结果被认为“语涉怨诽”。朱棣把奏疏出示群臣,群臣皆言“宜正其罪”。朱棣却故示开明宽大,说:“朕为天下君,政欲日闻直言,姑宽之。”实则朱棣内心并未赦其罪。果然,永乐三年二月,朱棣竟以“居官贪婪暴虐”、“擅作威福”等罪名将雒佥处死。这种政治现实使许多人感到失望而为之悲叹。永乐初曾任翰林检讨,最为解缙所重,亦卒为解缙事牵连致死的诗人王写道:
有泪莫泣鲛人珠,有足莫献荆山玉。
赤心徒使按剑猜,至宝翻令笑鱼目。
更为恶劣的是,朱棣恢复了锦衣卫狱。
锦衣卫狱,又称诏狱,是朱元璋实行残暴统治的重要工具。它超越法律之上,以皇帝的喜怒为是非。其时,“上(太祖朱元璋)时有所诛杀,或下镇抚司杂治,取诏行,得毋经法曹”。锦衣卫狱备有各种刑具,在皇帝的庇护下为非作歹,幽絷惨酷,害无甚於此者后来,连朱元璋也不得不对锦衣卫狱加以限制。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下令“悉火榜掠具。又六年,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经法曹。终高皇帝(太祖朱元璋)世,锦衣卫不复典狱。”朱棣即位后,虽然进行了大规模屠杀,但仍觉得宝座不稳,在表面的太平之中,潜伏着巨大的不安。朱允炆的死活下落还没有弄清。如果他还活着,随时可能东山再起。政治反对派不与朱棣合作,甚至图谋刺杀他,弄得他心神不定,疑虑重重,甚至做梦也不得安生。诚如王世贞所说:“天子(朱棣)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他任用了“率先报效”、“颇目法家言”的纪纲,“治锦衣兵,复典诏狱”。纪纲摸透了朱棣的心思,“益布其私距,日夜操切阴计。闻上,上(朱棣)以为大忠,之咳之间。即淇成诸公号元勋,见则自匿引,不敢以衣比数。”纪纲为人狠鸷,更恃此“穷意为非”。他手下的一批爪牙则“曲侍奉纲,相缘借奸利数百千端”。锦衣卫狱的刑罚花样翻新,朱棣早已将《祖训》不得滥施肉刑的戒谕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下令收缴天下兵器,派胡刺探民隐,奖励告密,任用纪纲、陈瑛等“刻深之吏”为爪牙,镇压人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朱棣的暴政给后世留下了极为恶劣的先例,成了那些施暴政者的榜样。比如,弘治十七年(1504年),刑部主事朱鎏言:“部囚送大理第当驳正,不当用刑。”大理杨守随言:“刑具永乐间设,不可废。”帝是其言。永乐暴刑成了后世不可逾越的新的祖制了。
第111节:开创与守成之间(21)
明代的宦官之祸,在历史上也是颇为突出的。太祖朱元璋戒于历代宦官干政之失,对宦官的防范甚严。虽然,洪武中即已以宦官传令阅兵、监视大臣、察访官吏、核定课税、奉使外国,但宦官毕竟不敢放肆。有一次,一服侍朱元璋多年的宦官,竟然因偶言及时事被遣还。建文中。也注意约束宦官,曾两次下诏禁约奉差中官,因此“内官怨甚”。相反,朱棣则正借些宦官为耳目,安插于建文帝身边。史称,“靖难兵起,三年所得惟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至是,有中官约为内应者,谓须直捣京师,天下可定。文皇朱棣深然之。”朱棣避开劲敌,直捣南京,轻易取胜。南京金川门开,建文宫中同时起火,说不定这火就是这些中官放的,不然何为内应?《明太宗实录》讳此不谈罢了。朱棣入宫,“杀宫人、内官略尽,而得罪建文帝者则被留用”,“既正位,次第擢为边藩镇守云”。由于非法篡位,朱棣心存疑虑,“不能不有所私寄”。其私寄者除纪纲等人外,最受倚重者便是宦官了。他用宦官设立了东厂,用以监视天下臣民。东厂与锦衣卫结成了一个严密的监控网,施行恐怖统治,连皇太子也在宦官的监视之中。宦官的地位大大提高,监军、分镇、专征、采木、督役、奉使外国,成了官僚队伍中的重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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