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佩琦正说永乐大帝朱棣2-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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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斋醮便达七天七夜，不就是想得到冥冥之中的朱元璋的原谅吗？朱棣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死后被葬在朱元璋的身边，即使不迁都北京，也不会继续以南京为首都。这就是为什么早在正式迁都之前便开始在北京营建陵墓的原因。
朱棣正式将都城迁到北京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年），这时朱棣的统治地位早已十分巩固了，如果说还有反抗势力的话，也已经无足轻重了。在这个时候朱棣为什么还要坚持迁都呢？除了前面所讲到的心理方面的原因外，除了迁都已成为既定国策外，人们常常提到永乐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的北征，认为北京足以发挥前线指挥中心的作用，其实还是把北京作为抵御蒙古的基地来看的。如果认为迁都的原因是如此简单，那还是未免太小看了朱棣，依然可以说“乌足达英雄之略”！
在没有得到皇位时要夺取皇位，在夺取皇位之后要巩固皇位，在皇位巩固后还要向外发展，朱棣的雄心或称为野心是逐步升级的。他最终的英雄之略在哪里？一言以蔽之，“控四夷以制天下”。不仅仅迁都一事，朱棣一生的大量活动都是为了这一个总目的。
第153节：天下一统（37）
明朝从朱元璋开始，便承认元朝在历代皇朝系统中的正统地位。他曾多次说过自己曾经是元朝的臣民，父母受过元朝的恩养。他认为元朝之得天下是因为有德，因而在他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中也包括元朝的皇帝。朱棣生于元末，长于明初，大元帝国的盛世必然为之习闻习知。他的藩邸所在，正是元朝的大都。忽必烈和他的子孙们正是在这里君临天下的。对于朱棣来说，这是一个每日可见的令人神往的榜样。朱棣正是要追随他们的足迹，建立一个像大元帝国那样的与世无敌的庞大帝国。如果说都城迁于北京有利于征服蒙古，那么征服蒙古也只能是朱棣英雄之略的一部分。他将宁王、谷王、辽王内迁，将山西行都司、大宁行都司的诸卫所内迁，并不是甘于北方疆域的内缩，而是对北方很放心，认为控制它太容易了。他要控制的不仅有鞑靼、瓦剌、兀良哈，还要控制东北、西北的广大地区。他在东北设立如努尔干都司，多次派宦官亦失哈前往巡视，在西北，他不断派出陈诚、李达出使西域，设立哈密卫，这不只是为了“断匈奴之左臂”，以包围蒙古，也是为了直接控制这些地区。因而，当近在眼前的鞑靼、瓦剌竟然顽梗不臣的时候，他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不惜一再发动大规模北征，必欲臣服之而后已。与此同时，永乐三年派郑和下西洋，永乐四年征服安南，郡县其地，简直是东南西北全线出击。《明史》坤城传说：“自成祖以武定天下，欲威制万方，遣使四出招徕。由是西域大小诸国莫不稽颡称臣，献琛恐后。又北穷沙漠，南极溟海，东西抵日出没之处，凡舟车可至者，无所不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棣的胸襟。必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才是朱棣的英雄之略！
大都曾作为大元帝国的首都将近百年。历史上中原政权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困扰的局面，到元朝彻底结束了。元朝所建立的是一个真正的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国家。它是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重要阶段。朱棣希望继元朝之后做一个华夷一体四海混一的帝国的君主，但是朱棣失败了，因而也没有能使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继续发展下去。其挫折主要是由于他的蒙古政策失败了，这大概是一生中使他最伤心的事。虽然他对蒙古贵族实行了一些怀柔政策，如任用鞑官，封蒙古贵族为王等等，但他并没有改变朱元璋留下的禁止胡服胡语、禁止蒙古人自相婚姻、五府六部不得任用鞑官等等对蒙古的歧视政策，没有建立起一个蒙古与内地经济文化交流和联系的切实而有效的渠道。他在军事上实行的在边境地区的放火烧荒、禁止耕牧、防秋巡边的做法，对边境贸易施加种种限制的做法，特别是他亲自率领的五次大规模亲征，不仅没能使蒙古臣服，反而使蒙古地区与内地相互隔绝了。本来，在元朝时长城内外已经踏上了同轨发展的道路，到现在又相互脱节了。这也就是整个明朝蒙古问题一直难于解决的基本原因。朱棣原意是要一举控制蒙古地区的，结果，他的失败反倒使宁王、谷王内迁等等所造成的北边空虚成为难以克服的问题留于后世。他以北京为中心控制天下的构想，更随着永乐末年以后的朝政腐败而落了空。北边要塞及大片土地的放弃，使北京成了边防前线，造成了“天子守边”的局面。塞上一有风吹草动，便举朝惶惶不宁。正统己巳之变，嘉靖庚戌之变，无不危及京师，几倾社稷。当然，有些问题应当由后代负责，不能完全推给朱棣。
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元朝定都于大都（今北京），不仅仅是因为蒙古贵族兴起于漠北，或者为了方便而简单地承辽金之旧，它实在可以看做是推动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一个重大步骤。它再次使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首都北迁，或者说是使漠北与中原地区的统治中心合而为一了，它强调了长城内外、大漠南北的联系。朱棣欲做个君主华夷的统治者的野心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的趋势在迁都北京这一点上重合了。朱棣此举肯定了北京作为全国统治中心的地位：它不仅统治广大中原和南方，而且还统治包括黑龙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以北的北方广大地区。北京不仅是联系汉人南方各民族的纽带，而且也是联系女真人、蒙古人和西域各族人民的纽带。朱棣的英雄之略虽然是从个人的权力欲望和野心出发的，但是它符合中国多民族国家统一和发展的趋势。迁都北京表现出了朱棣本人的恢宏胸怀和胆魄。但是，他的后继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胸怀和胆魄，更不具备推进这一“英雄之略”的能力，却反而重覆了朱棣的失误。终明之世，塞北多故，天子守边，举国上下惶惶惴惴，如果对朱明朝廷和朱棣后世子孙来说，迁都北京实在并非高明之举。
第154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1）
第五章天下共享太平之福
一、“郡县交阯”——一招失算
朱棣的理想是做个超迈千古的盛世名王。为此，他除了要加强对蒙古地区的控制，向东北、西北、西南发展外，还力图把他的影响扩大到更广阔的地区。在中国传统意识中，还不具备现代意义上“国”、“国家”的概念。在古代，“国”更具有地区、地域的意义。他们称世界为天下，天下的不同地域称为各国。中国有一句老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中国古代君主意识中，他自己就是人世间一切的主宰，其地位与上帝主宰上天是相对应的。在他的眼中，世界各地的民众与他的关系是没有太多区别的，一切生灵都是他的臣民，处于边远地区的是夷人，更远的则称为远夷。这些远近夷人与中原地区的一切和平交往都被称作来朝、向化，他们送给朝廷的礼物则被称为进贡、纳献。中国皇帝以大宗主自居，他们派使节赴各地封其国王、山川，宣布教化，传达政令，以期四海来朝。在这些方面，朱棣可以作为典型代表。
明太祖朱元璋起自艰难，明初的国力也还有限，他虽控制了中土，但连北元也未能臣服，因此他还不太敢以主宰世界的天子自居。洪武元年，朱元璋颁给安南的诏书说：“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近，一视同仁。故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就是这种态度。朱元璋还多次告诫子孙臣工：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中国患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
他又在《皇明祖训》中做了明确的规定：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
朱元璋还规定了“不征国”：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占城、安南、暹罗、苏门答腊、爪哇、白花、浡泥、西洋、湓亨、三弗齐国等。当然，朱元璋所说“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云云是封建的大国主义的理论，但他提出的安定边徼，慎动干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则是正确的。
朱棣的对待中外关系的态度，与朱元璋相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时虽然有靖难之役的破坏，但毕竟明朝已经建立了三四十年，基础巩固，有了相当的实力。与洪武时期相比，蒙古衰落，东北、西北地区得到了更有力的控制。这些都为朱棣的好大喜功性格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土壤。永乐时期出兵安南，派郑和下西洋就是朱棣处理中外关系的典型事件。
安南，秦时为象郡，汉时设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唐初为安南都尉府，宋以后历朝都接受册封立安南王。明初，陈氏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
其时，安南大权为其国相黎季犛掌握。洪武二十一年，国王陈炜被黎季犛杀害。立陈日焜主国事，而一切皆决于黎氏父子。建文元年，黎季犛又杀日焜旋大杀陈氏宗族而自立。他更姓名为胡一元，其子为胡，自称出自帝舜裔胡公之后，立国号为大虞，年号元圣。不久季犛自称太上皇，传位于胡。
永乐元年，胡遣使贺朱棣即位，诡称，“臣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然“名分未正，难以率下”，他请求“锡臣封爵，使废国更兴，荒夷有统”。且发誓说，“奉命效职贡，有死无二”。明廷不知内情，派遣行人杨勃等赴安南廉察。同年十一月丁卯，明廷遣使往封胡为安南国王。朱棣说：“覆载之中，皆朕赤子，立之司牧，惟顺民情。”胡则上表退还所侵占的广西思明之地表示恭顺。但一年之后，原安南国王之孙陈天平（一作“添平”）绕道老挝，逃至南京，向明廷报告了实情。陈氏的故臣也来告急，请明朝出兵讨伐黎氏。朱棣说：黎氏“试主篡位，暴虐国人，而臣民共为蒙蔽，是一国皆罪人也”。胡氏得知，忙派人请求迎陈天平归国复位。永乐四年，明朝派兵五十人护送陈天平，但黎氏却伏兵杀了陈天平，并杀明使。朱棣大怒说：“朕为万国王，蠢尔蛮夷，乃为不道以戕其主、夺其国。朕不正其罪，如天道何？”其时安南实为当地一小霸主。它向南侵略占城（今越南南方），向北侵占广西思明府的禄州、西平州、永平寨。占城、思明纷纷向朝廷告愬。此外，黎氏还侵云南宁远州七寨；杀土官猛慢，“虏其女，徵其银”；“威逼近边土官，致其骇散”。黎氏不甘心仅封为王，他要做“大虞”皇帝，同时他们还“毁中国儒教，谓孟子为盗儒，程朱为剽窃”。这些都为朱棣所不能容忍。
第155节：天下共享太平之福（2）
永乐四年七月，朱棣以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西平侯沐晟、新城侯张辅为左右副将军，分别统“两畿、荆、湖、闽、浙、广西兵出广西凭祥”，统“巴蜀、建昌、云贵兵出云南蒙自”，进讨安南，以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大理寺卿转饷，朱棣亲临龙江祃祭誓师。此役明军兵力达八十万，比朱棣亲征蒙古还要多出许多。可以说是举国动员了。朱棣说：“夫安南之人，皆吾赤子。今其势如在倒悬，汝往当如救焚拯溺。”又戒众将“毋养乱，毋玩寇，毋毁庐墓，毋害稼穑，毋姿妄取货财，毋掠人妻女，毋杀戮降附者”，并称“罪人既得，即择陈氏子孙之贤者立之，使抚治一方，然后还师，告成宗庙，扬功名于无穷”。如此说来，这岂不可以称作仁义之师了吗？而且，朱棣的话，就兴灭继绝的封建礼法来说未尝为无理。因而安南人民“延颈跂足以待王师之至”，明朝军士“皆欢呼用命”。五年五月，明军大胜，黎氏父子均被俘虏，都督柳升等将其“献俘阙下”。
但问题并未完结，关键在下一步如何处理。
朱棣下诏访求陈氏子孙，据张辅报告说，当地耆老—千一百二十余人诣军门言：“陈氏为黎贼杀尽，无可继者。安南本中国地，乞仍入职方，同内郡。”对此，各书记载大体相同。同年六月，明廷竟因之下诏，改安南为交阯，设立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分司，并设立府州县等机构，俨然为内郡。朱棣忘却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话，也忘了安南被朱元璋列为“不征”之国。从此，明军便陷入泥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