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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

毛佩琦正说永乐大帝朱棣2-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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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的。
第143节:天下一统(27)
以上就是所谓“三犁虏庭”了。
至于以后两次北征,均是“无功而还”。《明史?夏原吉传》说:“已,复连岁出塞,皆不见敌。”
第四次北征,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六师深入,寇已远遁。帝方耻无功,见其(也先土干)来归,大喜。赐姓名,封忠勇王。”也先土干之归,使出师而不遇敌的朱棣喜出望外,此事可聊掩朱棣劳师无功之耻,因此朱棣礼遇也先土干甚隆。然而,也先土干的归附并无补于对阿鲁台的控制。王世贞在记载也先土干的归附时,同时点出也先土干是“别部酋长”,即并非阿鲁台所部,又是一番春秋笔法。
第五次北征,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仍不见敌。“车驾次天马峰,复行数十里,宁阳侯陈懋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兰纳木儿河,弥望荒鹿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辙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久。”“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
这时朱棣本人也感到北征没有什么希望了。五月甲申,大军在开平,朱棣召杨荣、金幼孜至幄中,谕之曰:“朕昨夜三鼓梦有若世所书之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岂天属意此寇部属乎?”朱棣简直以为是有上帝在暗中保护鞑靼人。今人黄云眉先生说:“假梦神人告语,知成祖鉴王师四出之徒劳,犁庭之愿于是乎弛矣。”甚是。
这年六月甲子,朱棣死在班师途中的榆木川。“五出漠北”就这样结束了。
朱棣好大喜功,欲效古名王标榜于后世,第一次出塞尚未遇敌,就忙于勒石刻铭以夸示天下。玄石坡铭曰:“维日月明,维天地寿,元石勒铭,与之悠久。”擒胡山勒铭曰:“瀚海为镡,天山为锷,一扫胡尘,永清沙漠。”广武镇勒铭曰:“于铄六师,用歼丑虏,山高水清,永彰我武。”气势何等雄壮!但是,朱棣殚尽毕生精力,其志竟未得伸。王世贞感叹朱棣北征是“远慕雄略而近遗庙算”。说他“披坚驰轻,冒犯霜露,以媒叵测。北望而抱遗弓之痛,至今犹若新矣”。真是千古遗恨。朱棣麾数十万大军,竭全天下之人力,频年出师,“竟不能贻数年之安”。朱棣远远没能解决蒙古问题。不仅在永乐以后明朝仍然受到鞑靼、瓦剌的骚扰,就是在永乐时期,这种骚扰也未能完全解除。
史称朱棣“善战”,实也有可议之处。第一,朱棣为燕王时,曾与秦王、晋王同时出塞,其时燕王虽有功,但秦、晋二王亦非败北,而是未遇敌。只是在秦、晋二王死后,燕王始得脱颖而出。第二,《明太祖实录》经过永乐朝两度重修,其用意之一便是贬抑诸王而抬高朱棣,凡记燕王之事多夸饰之词。而野史如《吾学编》、方志如《雍大记》,则皆言秦王“严毅英武”,晋王“聪明英锐”,于其事功亦有记述。第三,靖难之役时,朝廷元戎宿将早被朱元璋收拾干净,朱棣久驻塞上,拥有重兵,又有长期的统兵经验,而三年所得唯北平三府,其间围济南久不下,东昌之役、白沟河之役几溃不成军,后以中官为内奸武臣多临阵叛降才轻易取胜。第四,朱棣即位后,数次麾师出塞,既不顾远离根据地,又不考虑馈运之艰难,而每出师又对敌情茫然不知,进入敌境才想起侦察。永乐二十二年出塞,“获虏谍者”,方知“虏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孳畜多死,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遁往答兰纳木儿河,趋荒漠以避”。决策既不高明,指挥亦欠周详。第五,朱棣刚愎自用,左右唯承命而已,“诸元侯锐士,徒知凛畏”,谋议畜朒。朱棣又不愿诸将分其功,宿将何福从征,仅以“数违节度”,遭嫌自经。“功冠交南”的张辅,被朱棣“亟借而北”,出塞从征,但仅令其“俾之督运”而不预军政。因而,难说朱棣是位好的军事统帅。相反,朱棣所征之敌又具有许多优势:“驰突,北虏之所便宜。沙漠,斥堠之所不及。”内地军士“夏往有暑渴之虞,冬进有寒仆之患,樵苏称后,或虞于粮,逻堠暂弛,每至于失道”。因而,“今以数万之众,逡巡于泻卤不毛之地,始则求战之无期,终则入塞之途远。隐柳伏荻,戒心日警,鸣笳锉镝,车变不常。而欲以有限之食,垂竭之力,群既困之敌,为尽歼之举乎?”蒙人逐水草而居,能战而战,不战则走,成败之数,早已决定了。
第144节:天下一统(28)
以朱棣的胸怀,是要做全天下之主的。他的征交阯、下西洋、出西域等等,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唯独北征蒙古,为之留下了终生遗憾。垒土九仞,功亏一篑。每读史至此,常为惜之。朱棣惮毕生精力解决蒙古问题。鞑靼的阿鲁台、瓦剌的马哈木、太平、把秃孛罗,尽管乍臣乍叛,但还是接受了明朝的封号,号称蒙古可汗的,不论是鬼力赤,也不论是本雅失里、答里巴却一直与明廷处于对抗姿态。扎奇斯钦的文章已经指出这一点。既然是这样,不管御用文人怎样吹嘘朱棣北征“廓清妖氛”,“几无孑遗”,朱棣都十分清楚蒙古的不臣之心。什么和宁王、顺宁王,名义虽好听,实际并不可靠。永乐二十年,朱棣北征经过李陵城,发现了一通元朝留下的李陵台驿令谢某德政碑。碑阴刻有达鲁花赤等名氏。朱棣深以此为虑。他说:“碑有蒙古名,异日且以为己地,启争端。”命随行的侍读王英往击碎之。这说明朱棣完全清楚蒙古人并未诚心臣服,而且,对其将来能否臣服也心中无数。他似乎已预感到蒙古将会成为子孙之患。
永乐北征对蒙汉双方的破坏是巨大的,它使蒙古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无法正常进行。数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势必使其老幼男妇无不投入战争。明军每入其境,不但“斩其名王”,而且“虏其男妇”。如前所举,永乐八年北征,明军至长秀川,鞑靼“弃辎重牛羊杂畜满山谷及河之两旁,连延百余里”,“辎重弥望”,“弃牛羊狗马满山谷”,明军则“收其牛羊杂畜,焚其辎重”。又如永乐二十二年北征,鞑靼“去秋闻朝廷出兵,挟其属以遁。及冬大雪丈余,部曲离散,比闻大军且至……复趋荒漠以避”。北征给蒙古地区经济造成的后果可想而知。
北征给明朝造成的最大问题是“财力大窘”。第一次北征时,就遇到粮饷不足。清远侯王友率军运饷不至,“军士乏食,多饿死者”,朱棣不得不“久素食”,“命以所获牛羊悉分诸将给军食”,甚至“供具减半”。第五次北征,“士卒饥冻,馈运不济,死亡十二三”,杨荣“请以供御之余给军,而令军中有余者得相贷,入塞官为倍偿”,才勉强渡过难关。
永乐北征,第一、二两次用兵均达五十万,第四次三十万,其他两次亦在数十万之数。为了供给这样庞大的军队,几乎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以永乐二十二年北征为例,为供军饷,天下府库,搜索殆遍,“查勘两京及天下库府藏递年出纳之数”,“点勘南京并直隶卫府州系食粮递年出纳之数”,令督山西、山东、河南三布政司,直隶、应天、镇江、庐州、淮安、顺天、保定、顺德、广平、真定、大名、永平、河间十三府,滁、和、徐三州有司造车,丁壮挽运。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永乐二十一年北征,命河南、山东、山西民丁随军供馈饷,“郡邑各遣官率之,惮行者往往为规避计”。由于道路险远,地冻天寒,不少民夫在运粮中冻伤手足或疾病而死。
朱棣好大喜功,征安南,下西洋,营建北京宫殿陵墓,再加上一再出塞亲征,国家早已被弄得入不敷出、疲惫不堪了。因此洪熙、宣德以后不断有人对永乐弊政提出批评。范济谒阙上书,希望“毋以征讨夷狄为意,毋以忿忿不平为念。弃沙漠不毛之地,悯华夏礼义之民。俾妇不霜,老不独,尽力于田蚕,贡赋于上国。边塞无伤痍之苦,闾里绝呻吟之声”。朱棣一死,他们把压在心底的话一下抖了出来。
民间对朱棣的黩武,也表现出种种不满。明朝政府是奖励生育的。丁多可以打仗,可以服役,可以供赋。因而明廷对“一产三男”之家给予格外优待。但是,永乐时期,由于兵役不止,劳作不休,民间甚至不希望多生男子:“京师愚民有厌多男子,生则弃之不育者。”这是多么悲惨的现象。唐人哀叹:“信是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殆与之同心。和御用文人歌颂朱棣武功相反,一些边塞诗反映出民间厌恶战争的情绪:“曾逐嫖姚出汉关,故乡宁负老来还!到家莫恨无金印,数亩青山梦亦闲。”“无家亦归去,胜作异乡尘。”“多少还家梦,中原有弟兄。”
第145节:天下一统(29)
明朝军队总数,洪武时期为一百五十万到一百七十万人,到永乐时期膨胀到三百一十万人之多。洪武时王淑英上疏,已哀叹兵过多,造成“赋敛之难平”,“储蓄之未丰”,永乐时军费负担可想而知。庞大的军事开支和无止境的挥霍,都来源于军民的血汗。以屯军而论,宣德初年龚翊上言说,“官军屯田,子粒繁重”,田土所出“除工费及本力外,抵官数常恐不足,已周岁月粮,夫复何望?忽遇欠岁,尤更狼狈,是以冻馁交迫。强者取于触法为非,弱者甘为沟瘠以死”。以民间而论,永乐二十年八月户部尚书郭资言:“天下郡县所上永乐十七至十九年实征之数,分豁本色折色……率未完。”洪熙元年四川双流知县孔谅言,“贡赋应纳税粮外,复有买办、采办等事”,“致有吏曹交通搅纳,巧立辨验折耗之名,科取数倍,奸弊百端,重为民害”。百姓由于军费而造成的沉重负担是极为严重的。因而,朱棣的一再北征如前文所述遭到了众多大臣如方宾、夏原吉的激烈反对。另外,朱棣的频年出师也遭到了邻邦的批评和耻笑。比如,第一次北征的消息传到朝鲜,其君臣有如下这样一段对话:
廷显启于上曰:“帝欲以二月十五日亲征鞑靼,抄诸路军,诸路城子,男无余丁,老弱妇女亦不得出于城外。禁兵侍卫而立食,外卒牵车而转输。”
上问:“达达先来侵欤?帝欲先往征乎?”
廷显言:“达达之来侵,臣等未之闻也。但闻沂国公率禁兵见败于贼,故帝欲雪其耻,将往征之。”
上曰:“彼来侵我,不得已而应之可也。若我先劳民而往征于穷荒之地,可乎?不胜则为天下笑矣。”
十、内迁大宁都司——始料未及的遗患
朱棣夺取皇位对明朝政治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同时也给明朝的北部边防留下隐患。为了夺取和巩固皇权,朱棣借助边防力量,使之调头向南,塞王的内迁、北京的经营都是为着巩固统治和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朱棣的地位巩固了,北部边防却空虚了。随着国内秩序的稳定,朱棣把重点转移到控制四夷的宏伟事业上来,为的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盖世雄王。然而,他的蒙古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北部边防困扰了明朝近两百年。
明朝弘治年间的兵部尚书马文升说:
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后,以西北边境与胡虏密迩,虑为边患,故于甘州设立陕西行都司,宁夏设立五卫所,大同设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设立万金都司,古营州设立大宁都司,于辽东古襄平设立辽东都司,各统属卫如臂指之相使,气脉之相属,以捍卫夷虏,又分封肃、庆、代、谷、宁、辽六王于甘州、宁夏、大同、宣府、大宁、辽东,凡百军马俱听节制,以藩屏王室。若有寇贼侵犯,就命各王挂印充总兵征剿,各边初无总兵镇守巡抚官之设,彼时胡虏远遁,边方宁谧。
朱棣的即位,打破了北部边防的这一格局。
朱棣以一隅之兵争天下,必须先安定后方,巩固地盘,并需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安定后方,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号称“善谋”、实力仅次于燕王的宁王朱权不要做梗;二是鞑靼诸部不要乘机捣乱,如果能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营垒则更好。《明史》说:
成祖从燕王起靖难,患宁王蹑其后,自永平攻大宁,入之。谋胁宁王,因厚赂三卫,说之来,成祖行,宁王饯诸郊,三卫从,一呼皆起,遂拥宁王西入关。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作战。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这里讲燕王“靖难”之后做了三件事: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保定,割大宁之地。朱棣不惜削弱北部边防以夺取和巩固皇位,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
关于“尽割大宁之地畀三卫”,明人的记载是很多的。然而《实录》、《明会典》等官书并无记载。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说:“靖难兵之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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