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第10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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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精神错乱的断定提出异议。在牢房的一次个人的讯问中，他已证实这个囚
犯神志清楚而机警；他曾受指导以执行一个阴谋。由代表刑部所有各司的人
员当众进行的对这个案件的复审由于说出了两个作为唆使者的宫廷太监，而
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讯问结果。他们与郑贵妃和她的兄弟接近，这似乎证实了
普遍的怀疑，这个闯入者是被派去杀害太子，以便她的儿子福王可以最终登
上皇位。张差据说曾被许以豁免和奖赏。①
在随后的抗议和批评中，万历皇帝采取了一个没有先例的措施：他把所
有的官员召进宫里。正式的礼规被免除。皇帝在跪着的朝臣们和站在他下面
一两级石头台阶上的太子及其三子一女的前面临时讲话。他有一会儿抓住太
子的手以表示对他儿子的个人感情，并让官员们放心，继位制度是不能改变
的。他然后要求把张差和两个牵连进这个案件的太监处决。这时刑部的几个
高级官员表示反对皇帝对所有三个嫌疑犯给予死刑的裁决。随后大学士们进
行了调停。张差被判决于第二天处死。但是这两个仍然收押在宫中的太监将
被移交给文官们审判。皇帝同意这样办。①
① 不管怎样，这段情节似乎有坚实根据。举一个例来说，申时行：《赐闲堂集》＇466＇ （序，1616 年；缩微
胶片第865—866 号，国会图书馆），40，第22 叶提到了这一情节，包括这里引述的话。王世贞：《嘉靖
以来内阁首辅传》＇553＇ （16 世纪晚期；重印， 《明清史料汇编初集》，1，台北，1967 年），6，第24 叶
指出，冯保向太后报告说，高拱想以周王取代万历皇帝。
① 见黄仁宁：《16 世纪明代的税收和政府财政》＇254＇ （剑桥，1974 年），第226—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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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两个太监最后也没有移交。在张差执行死刑以后，他们被带到文
华门由文官们审问，但他们仍然由内官监禁。他们坚持他们无罪，因此不能
拿出裁决的意见。这时太子出来为他们说话，声称他们实际上是受疯子张差
的陷害。审问的行政官员们于是请求皇帝准许再次反复询问他们，但是没有
得到准许。在皇帝接见后的第五天，两个可疑的太监据说监禁在宫内时已经
死了。过了两年，在1617年的人员考核时，曾经审查此案的积极的官员王之
①
宷以贪污而被撤职。几个以前主张迅速了结此案的官员这时被叫做浙党。派
性的界线决定了这个案件的结果。
行政机关的自信被动摇了，它的管理观念消失了，变成了难以管理的机
构。怀疑和不相信的态度逐渐地但却是不可逆转地蔓延到了低层行政机构。
在明代的制度下，地方上的施政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个地方长官的品
格和廉正。在制止地方士绅对民众的剥削时，他们经常被迫单独地行动。现
在，他们的美德很少被承认，他们的刚毅得不到支持。这种党派政治败坏风
纪的影响因而扩展到了各级帝国行政机构。
没有选择余地
我们从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早期游历过中国或从澳门对中国有过短暂
观察的欧洲人的叙述可以了解，这个帝国被认为是一个安排合理的统一体，
但是不能制止它行政机构中的许许多多违法行为和普遍的贪污腐化。这些作
者还对许许多多的市镇和城市，对这个国家生产的种类很多的货物印象很
深。这就产生了一种一致意见，中国非常富裕，但却虚弱。在这个航海和发
现的时代，这种状况提供了不可抗拒的军事征服的诱惑。事实上，由于来自
世俗，也同样来自宗教团体的热切恳求，西班牙腓力二世一再受到怂恿派遣
一支远征队去征服中国。这个武力打开中国的建议，如果实现，要比鸦片战
争早约两个半世纪。但是事实上腓力依然没有动心，这个建议没有什么结果。
由几十年后对荷兰殖民者发生的事来看，马德里做出的决定不是不明智的。
西方列强还没有获得它们技术的优势。只有在它们做到了这一点后，它们才
能维持一支使中国的帝国体系结束所需的武力。
万历晚期的明王朝呈现出一种自相矛盾的状况。它的虚弱已暴露给欧
洲，同样也暴露给本土的目击者，可是它能抵挡内、外两方面的攻击。明代
的情况表明了天命说法的持久的效力。并不是中国民众生来对治理不善具有
更大的忍受能力。但是农民 （只在整体上能被操纵）是在同样分散的官僚的
②
支配之下。 除非学者…官员阶级同意或被迫改变它的忠诚，王朝的更迭就不
会发生。换句话说，王朝不是靠它的实力，而是靠它的没有竞争的地位而延
续。没有有力的竞争者足以保证它继续存在。
在 16世纪将要结束之前，万历皇帝还曾庆祝他三次主要战役（“三大
①
征”）的成功的结局。在他长期统治的最后30年中，很少有一年是在没有
① 编辑者的名单见于《万历会计录》＇550＇正文前的书页，该书由王国光辑，张学颜编（版本不详，约1582
年），其微缩胶片可以在几个图书馆找到，其中有芝加哥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也见富路特和房兆
楹编： 《明人传记辞典》＇191＇ （纽约和伦敦，1976 年），第82 页。
②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4806 页。
① 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第4790、4812 页。关于刘道隆的话见第48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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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国内叛乱或边境危局中度过的，这样说就够了。
社会动乱和边境危机
在这个时期，有几省发生了国内起义。最严重的起义中有白莲…弥勒教所
支持的山东的起义，1587年暴发，又一次在1616年。
在俺答于1571年受安抚以后，沿北京以北和以西的边境少有入侵事件。
一度强大的蒙古联盟开始分裂；俺答的后继者撦力克和卜失兔不能控制所有
的部落。但是，这并没有妨碍鄂尔多斯部入侵甘肃…青海边境地区。在随后防
御鄂尔多斯游牧部落的战斗中，明军大体上是成功的，部分地是由于这一地
区的藏族和维吾尔族部落的援助。但是在这整个时期，边境冲突和小的战役
不断发生。同时，东蒙古人继续向南迁移进入辽东 （在近代的满洲内），他
们在那里时常袭击中国的边境前哨基地。1598年，部族成员成功地伏击并杀
死了明的总兵官李如松。直到满族人在女真 （满族）领袖努尔哈赤领导下出
现时，蒙古人仍旧在东北占据了明军的注意力。他们能够把30000至50000
骑兵投入一次战斗。
在西南，明军和缅甸人之间也在断断续续地打边境战争。1582至 1583
年，刘綎率领的一支讨伐军深入缅甸；1584年，刘再次打败缅甸人。尽管有
这些胜利，边境仍然易受攻击。在16世纪的最后10年，缅甸人再次入侵云
南边境。在这个混乱的时期，连越南人也变得不安定了；1607年他们沿云南
和广西边界进行袭击。
这些危机和起义没有一次能够倾覆明政权，尽管它们引起了够多的问
题，有时还引起了担忧。它们没有对帝国的体系构成严重威胁：没有一个集
团设法建立后勤基地或设法获得足够的领土以支持进一步的发展。要做到这
点，它们需要受过教育的精英的支持。如果一个起义者不能团结地方士绅作
为他的事业的后盾，他的救世主的使命就只能在来世提供救助。如果一个边
疆的首领不能吸收足够的合作者按照中国的样式来创立一个国家 （如俺答一
度试图去做，如努尔哈赤及其子孙后来实际做到的那样），他就不能希望在
中国建立一个王朝。这些事例再次使人明白了这一点，中国传统思想状况的
代替物在中国是不存在的。明帝国的失败可以归因于它的成功。它构想的政
治制度使它能够牢靠地依靠它的指令；只要这种状况仍然存在，就只能忍受
它的错误的行政管理。
文化隔离
万历时期的明政权缺乏它早期的活力；自从王朝建立以后，朝贡制度便
已衰落。不过这一制度决没有被放弃；它仍然符合帝国的利益，对它很有用。
但是条款现在是易于协商的，而在早期它们是由明朝廷提出的。俺答和他的
部属曾经受到朝贡关系的一种有所修改的方式的对待，赠品和商品的交换是
在边境贸易站而不是在京师进行。丰臣秀吉差点被说服作为承担纳贡义务的
日本“王”而出现。1590年，扣下给予撦力克的财政援助（与朝贡关系相联
系的一种特殊照顾），这被认为是使蒙古人屈从的一种手段。1594年，云南
巡抚能够联合纳贡国暹罗发起对缅甸的攻击。1615年，即努尔哈赤公开和明
朝廷决裂的前一年，他派了他最后到北京的贡使。但是，把外援和接受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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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自愿臣服联系起来的政策是有限度的。这类安排可能加强武装和平，
但它不能代替武装力量。这一点被努尔哈赤所充分证明，而安南 （越南）提
供了另一个适当的例子。当明朝廷不能对黎和莫两个家族之间的争执进行仲
裁时，它对安南的支配地位便消失了。
欧洲人的到来引起一个新问题。明帝国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不让沿海贸易
扰乱其农业社会的社会生活。葡萄牙人被允许在澳门继续居住；这个殖民地
的合法地位从来没有提出，因为关于这个问题没有发生争执。实际上，葡萄
牙人向香山县知县缴纳一笔规定的租金，而中国在澳门的市舶司征收进出口
税和吨税，对葡萄牙人用特惠税率。1574年，一道界墙被建立起来以封闭这
个殖民地，把外国人限制在里面。但是，葡萄牙人在这个殖民地内享受自治。
在腓力二世占有葡萄牙王位后，澳门居民决定在其本国所承认的市民权的基
础上成立一种议院行政机构，最后是从印度总督获得批准的。因此，虽然口
头承认腓力是他们的国王，殖民者设法使他们的港口城市摆脱了西班牙的干
预。
这些详情和中国人无关。尽管官员们承认不能禁止对外贸易，他们却被
指望制止中国人出洋，因为他们不能处理由混杂的中外人口造成的问题。按
照外国法律管理的侨民区因而符合他们的意向。对外贸易的关税和吨税并不
作为国家的收入。未经仔细稽核的收益用来支付地方的用项。中国的资料证
明，在征收了他们自己向来的税以后，官吏们很少提出问题便让关税申报得
到批准。
1567年，明朝廷解除中国人参与对外贸易的禁令，还指定靠近现在厦门
的月港为这种海上贸易应当通过的港口。这是对参加海盗活动和武装起义的
福建居民的特殊让步。当地居民现在被允许出海。这项政策实际上支持移居
国外，说明了许多福建人的村社这时在东南亚出现的原因。
贸易由澳门向上游转移到广州似乎已于1578年开始。在这一年澳门的葡
萄牙人被允许到广东省的省会广州去购买中国货物。在整个16世纪，广州间
断地禁止和开放对外贸易，决定其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和秩序。广东的地
方官员们拟定了一套详细办法来控制他们管辖之下的对外贸易。外国人必须
在指定的地区内居住。他们由一个同业组织的管理人所指定的一些富有中国
商人“担保”。贸易期限于一年一次（后来是两次）。中国人还发展了强制
的方法。他们不给不遵守这些办法的外国人提供服务和生活用品。当征收关
税从澳门移往广州时，所有19世纪公行制度（实际上这是朝贡制度的变体）
的因素都已经有了适当的位置。
中国人在菲律宾群岛
在澳门葡萄牙人获得他的殖民地的同时，西班牙人也试图通过外交谈判
在中国取得一个类似的立足点。这一计划的前景暂时似乎是良好的：中国官
员们在肃清海盗首领林凤（在西方资料中也叫Lin A…feng、Limahong〔林阿
凤〕，或Dim Mhon〔李马奔〕）方面也共享好处。
西班牙人于1570年到达一小批中国人已在那里长久居住的马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