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1-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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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13〕。蔡锷极力主张北伐，并组织了云南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称“甘冒不韪，乃有袁贼”，其前锋已从贵州进入湖南。2月12日，等到段祺瑞领衔的北洋军将领敦促清帝退位的通电发表后，蔡锷致电黎元洪还表示要提高警惕：
　　段祺瑞率军北上，促进共和，大局可望早定，甚为欣幸。惟闻段夙无种族思想，而与袁世凯关系甚深。此次忽然通款，自当推诚相与。然究竟有无别谋，亦宜密为筹备，免堕奸计，而误事机。〔14〕
　　然而一旦清帝退位，南北和议成功，蔡锷对袁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３月６日，他在给孙中山、袁世凯等人的电文中主张建都北京，称：“若夫祛除私见，调和感情，袁公当优为之，似可无烦过计。”〔15〕3月25日，蔡锷电贺袁世凯就任大总统，称袁“闳才伟略，群望所归”〔16〕。4月11日他给上海各报馆辟谣的电文中又有“况袁公一代伟人，中外钦仰”语〔17〕。总体上看，只要袁拥护共和，蔡锷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事实上，加强国权、抵御外患是蔡锷一贯的理想，从他未公开的遗嘱里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
　　1913年2月25日，当宋教仁遭暗杀后，蔡锷也曾通电谴责这“卑劣”的暗杀手段，“痛切陈词，声与泪并”〔18〕。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组织特别法庭，由法律解决，“勿挟成见，勿尚意气，勿凭势力而坏法纪，勿造言词而乱听闻”〔19〕，尤其“严禁军人干预”。蔡锷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即使说袁世凯必须推倒，当时正式总统选举在即，“则袁之将来当选与否，宜取决于全国人之同意，自有国会解决”，不能诉诸武力〔20〕。当南北战争迫在眉睫时，5月17日，蔡锷曾和四川、贵州、广西等四省都督联名通电，反对战争，称“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并表示要坚决捍卫艰难缔造的民国。6月7日，蔡锷又和浙江、四川两省都督联名致电袁世凯及各省都督，进行调停，主张以法律程序解决纷争，力阻动兵。
　　8月4日，战事终于无可挽回地爆发了，江西、南京等地烽烟四起，蔡锷仍通电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认为依据《临时约法》，总统如果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已近尾声，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如果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届时再以武力对付袁也不迟。他甚至天真地想组织云、贵、川、桂四省联合军驻武汉，“劝令宁、赣罢兵”〔21〕。
　　蔡锷后来虽然也曾派兵入川，但他一直把这次战事看作“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22〕。他是反对内战的，认为“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应该“为国家稍留元气，并以免以暴易暴之讥”〔23〕。所以蔡锷反对袁世凯为将士授勋，认为那样做无异是“奖励残杀同胞”。
　　“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黄兴送蔡锷这副对联是在1913年6月。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当时“二次革命”已箭在弦上，黄兴派密使约蔡锷一同举兵，蔡锷却劝黄兴不要轻动。据杨思义《蔡锷轶事》回忆：“黄兴派曾任宝靖招讨使的谭心休至滇，约蔡松坡起兵，松坡答曰：‘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曰：‘我等若再忍耐，袁贼必将做皇帝。’松坡冷笑曰：‘他如胆敢称帝，我将在西南也做起皇帝来。’谭讶其言，逼问此是何说？松坡正色曰：‘国体共和，载在约法。有人敢违约法，国人必起而共击之，我就是第一个不饶他的。现在袁贼逆迹未彰，师出无名，故我主张暂时忍耐，时机未到，劝公等万勿轻动。’谭闻其言，拂袖返沪，面报黄兴，并以此遍告同志。是时我亦在沪，曾亲闻其语。”〔24〕
　　蔡锷之所以不同意“二次革命”，反对以武力来解决政治纷争，这在他1913年7月24日给谭延辏У牡缥闹兴档帽冉锨宄�：“我国自改革以后，元气大伤，至今疮痍未复，断不可有第二次之破坏。且某国幸灾乐祸，正利用我有内乱，以遂其侵略野心，凡我邦人，正宜戮力同心，以御外侮……克强、协和此举，未免铤而走险，急不能择。”〔25〕还有一个原因蔡锷自己没有说，即梁启超一直有个看法，认为在民国以后中国所面对的主要是两大势力，一是“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一是“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这是蔡锷所同意的。孙中山等发起“二次革命”，在他们看来就是后一种“乱暴势力”，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点蔡锷于1913年10月5日离开云南前夕在进步党云南支部的欢送会上演说时说得比较明白：“暴烈派以破坏为事，苟可以达其目的，即牺牲全国而不恤。然其进锐，则其退速，今已一落千丈矣……暴烈派之失败，虽以兵力为之，而进步党之鼓吹社会扶助政府者，其功亦诚不小。今后进步党之所虑，惟在官僚派耳。”〔26〕当然蔡锷也深知“根深蒂固”的官僚派“最难征伐”。梁启超是进步党的重要党魁，曾公开倡议“军人不党”，退出统一共和党的蔡锷在老师的邀请下同意出任进步党的名誉理事。毫无疑问，因为没有进步党的支持，袁世凯对“二次革命”的镇压就不会那么顺手。这是袁氏后来称帝时万万没有想到的。还有一点也是袁想不到的，那就是在“暴烈派”被逐出政治舞台后，梁启超、蔡锷所代表的力量所忧虑的就是袁所代表的“官僚派”，他们最后的决裂几乎也是必然的。
　　袁世凯以强大武力把整个民国变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几乎只剩下远在边陲的云、贵等省还没有被北洋军所控制，蔡锷因而深为袁所忌，只有自请离滇。但这只是一种推测，蔡锷辞职离开云南其实并不是在袁的逼迫下。早在1913年6月中旬，他给梁启超的电文里就说：“久欲来京与袁总统面商各政要，并与各方人士接洽。惟因滇事重要，未敢即行。”〔27〕梁启超在《护国之役回顾谈》中回忆说：“民国三年春天，蔡公把都督辞掉回到北京。他辞都督并非有人逼着他辞，云南人苦苦挽留，中央也不放他走，但蔡公意思一来因为怕军人揽政权，弄成藩镇割据局面，自己要以身作则来矫正他，二来因为他对外有一种怀抱，想重新训练一班军官，对付我们理想的敌国，三来也因为在云南两年太劳苦了，身子有点衰弱，要稍为休息休息。他前后写了十几封信和我商量，要我帮他忙，把官辞掉，于是我们在北京常在一块儿又一年。”〔28〕再者，蔡锷很难驾驭手下几个云南籍的部将，如李鸿祥等对他就不太服气，使他去意更坚。
　　1913年10月袁世凯的大总统令说：“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著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10月7日，蔡锷辞去云南都督，9日动身进京。不过他虽然离开了云南，但其旧部及两年来一手训练的滇军还在，在云南依然有潜在的影响。
　　“槛虎于柙”
　　蔡锷在北京的两年，袁世凯表面上对他优礼有加，先后给其一连串的官衔，如政治会议委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还几乎每天召见，说是磋商政要，其实是防他有变。例如，袁就曾对亲信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其中就有“槛虎于柙”之意。
　　蔡锷也是大智若愚，深恐招袁之忌。在京期间他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政见，留下的主要成果就是在经界局看过的文件。他深知袁氏让自己到经界局是敷衍自己，但他认为正经界、清田赋也是治国要政，在此也很想有所建树。不过短短半年时间（从1915年1月22日任事到7月22日呈文给袁世凯）就主持编印了《中国历代经界纪要》、《各国经界纪要》两大本著作，可见他办事的认真、踏实、细致和严谨。大约也只有这个经界局和政治离得最远，他可以无所顾忌地做点事。
　　1915年8月以后，先有“筹安会”，后有“全国请愿联合会”，甚至还出现了妓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各种组织要求袁世凯称帝的舆论甚嚣尘上。蔡锷韬光养晦，一方面“终日沉湎于曲院，以示颓唐”，一方面却与梁启超及云、贵两省军界密电交加，密商大计。早在这年9月底，远在美国的黄兴有密函劝他设法脱离虎口，起兵讨袁。蔡锷也派专人送了一封长达十七页的密信给黄兴，告诉他自己准备返回西南发难的计划。他在北京逢人就说：“我们先生［梁启超］是书呆子，不识时务。”做出一副与梁启超分道扬镳的样子，而且对帝制问题“虚与委蛇”，很快表态，留下了一份由自己领衔，蒋尊簋、孙武、唐在礼、蒋作宾、蒋方震、张一爵、陈仪等一共十二个将军列名其后的关于帝制问题的签名书。其中“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昭威将军蔡锷”三行字是蔡锷的亲笔所写，原件至今还保存着。为此，当蔡锷举义之初，袁氏的统率办事处还责问他为什么反复无常。蔡锷的答复是：“国体问题，在京能否拒绝署名，不言而喻。若问良心，则誓死不承。……若云反复，以总统之信誓旦旦，尚可寒盟，何论要言！”〔29〕但袁对蔡锷仍不放心，所以才会暗中搜查他的家，目的是查找电报密码本。而蔡事先已有防备，已把几十部密码带到天津梁启超家的卧室里，才得以幸免。
　　而关于蔡锷离京一事，袁家普在《蔡公遗事》中说，1915年11月9日，蔡锷曾与袁家普密商，告诉他自己已决定出京，要求袁家普在自己走后，“务宜不动声色，力持镇静”。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出京，19日袁家普追到天津，蔡锷“已于先日乘山东丸赴日矣”〔30〕。其间，蔡锷有两篇《呈袁世凯文》。其中1915年11月22日给袁世凯的呈文说“现在假期已满，病仍未愈”，要求“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疗养”。袁的批令是同意：“著给假两月。”〔31〕几天后，蔡锷又一次呈文给袁世凯说：“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袁世凯批令：“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32〕这两个呈文大概都是蔡锷脱离袁的手掌之后寄出的。而老谋深算的袁氏表面上不好说什么，只有哑巴吃黄连。从这两个呈文和袁的批令来看，蔡锷离京赴日还是比较从容的。在日本，蔡锷还曾上书袁世凯，“切词披布腹心，未蒙采纳”〔33〕。
　　袁世凯对财政总长周学熙说，从蔡锷临行时的深谋远虑来看，“此人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现在远走高飞必为心腹大患，他并感叹“纵虎出柙”，大有悔意〔34〕。
　　1915年12月19日蔡锷辗转到昆明。21日、23日他在给旧部的电文中称“袁氏诡诈阴险”、“袁氏叛逆”。但在宣布独立前的一天（24日）他还给袁世凯一个“最后之忠告”，“痛哭陈词”。在此后的宣言、文告中他则一律列数袁的罪状，称其为叛逆、“国贼”、“谋杀凶犯”。
　　当袁世凯被迫撤消帝制、企图缓和举世汹汹的人心以继续把持权柄之时，蔡锷在1916年3月30日给唐等的电文中指出：“其狡猾无耻，实堪痛恨。”〔35〕他坚决反对袁世凯在一片唾骂声中脱下皇袍还要继续做大总统的行为，并在4月18日给政事堂统率办事处的复电中严正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人生几何，六十老翁以退而安天下，尚复何求？”要求袁世凯必须退出政治舞台。但他也说：“锷于项城多感知爱，惓惓忠言，盖上为天下计，亦下以报其私。”〔36〕此前，蔡锷曾表示袁世凯对自己“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37〕。
　　“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
　　所以，蔡锷之起义反袁，是为了公义，为保卫民国，“为时势和良心所迫”，不能“兼顾私情”，因此，他从不否认自己对袁世凯怀有一定的私人感情，但一旦袁氏背叛民国、背叛自己宣誓效忠的共和，就要起而反对，毫无回旋余地。对此他毫不后悔。1916年5月16日蔡锷在写给潘蕙英的家书中说：“袁世凯已打算退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