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1-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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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知早年在晓庄师范的学生）后来三次编辑陶先生的著作（《行知诗歌集》，三联书店1981年出版；《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陶行知全集》，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出版）时都没能找到原诗。
　　美国政府支持日本侵略中国的做法，早就引起美国民众的不满了。1936年美国西海岸发生过海员罢工，反对把军事物资卖给日本供其侵略中国。但是，民众的决心并不能改变美国政府的态度，于是我们又看到《陶行知日志》有这样的记载：“（运废钢铁去日本的）挪威货船起航，有十七名海员拒绝去日本，被德克萨斯州行政司法长官拘留。”据《陶行知日志》提供的数字可知，1937年运往日本的战略物资，美国占百分之五十四点四，英国占百分之十七点五，德国占百分之三点八。分类来说，美国所占比例分别是：铜百分之九十二点九，各种油料百分之六十点五，汽车及零件百分之九十一点二，铁（废钢铁？）百分之五十九点七，铸铁百分之四十一点六，各种机械、发动机百分之四十八点五。陶行知先生离开美国的时候，曾经在临别演说中专门说道：“我回国参加抗战去了。如果有一天我被日本炸弹炸死，请你们不要忘记，我身体的百分之五十四点四是被你们美国炸死的。”所以讲，如果说二战之初美国对大西洋彼岸的欧洲是“隔岸观火”的话，那么它对太平洋另一岸的亚洲则是“隔岸助火”了。
　　尽管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层不乏宋子文、宋美龄兄妹那样与美国关系说得上“亲密”的人，1938年9月国民政府又把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与罗斯福总统有同窗之谊的胡适派到美国去做大使，但美国政府仍然像京剧《沙家浜》里胡传魁唱的那样，“一点面子也不讲”。反过来，它大量向日本输出战略物资的行为又持续了三年多。根据张家康先生的文章可知，甚至到“珍珠港事变”前夕的1941年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向中、英、澳、荷四国大使通报美日协定草稿，还只要求日本从越南南部撤军，只字不提日军侵占中国大片领土的事。英、澳、荷三国大使表示无异议，胡适则不请示国内当即表示反对。直到半个月后（12月7日）日本炸弹落在珍珠港美国军舰上，美国当权者才被炸醒。别忘了，那时的日本飞机还大量使用木材制成，那木材说不定就有美国卖给它的；而日本制造炸弹所用的钢铁，很可能正来自陶行知先生在美国一个又一个港口看到的准备运往日本的“铁山”。倒是苏联答应了蒋介石的要求，于1937年8月21日和中国政府签订条约，不但支援了飞机（当时苏联空军所用E…15和E…16型战斗机），还以“志愿航空队”名义派来飞行员，参加保卫武汉的空战。1938年4月29日，中国空军十九架飞机和苏联“志愿航空队”四十五架飞机并肩战斗，击落日机二十一架。中国飞行员陈怀民和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在飞机受伤的情况下驾机撞向敌机，英勇牺牲。解放初期我在重庆育才学校上学，那时育才已经从抗战期间陶行知校长创办时所在的合川古圣寺搬到市郊谢家湾，学校旁边便有一座阵亡苏联“志愿航空队”飞行员的坟墓。遗憾的是1951年街道扩建时被平毁了。
　　其实，美、英、法等西方列强对日本侵华早就采取了姑息纵容甚至支持的态度。在1919年巴黎和会上，他们不顾以战胜国身份与会的中国的强烈反对，决定把原来德国在华利益转交给日本，引发了成为中国历史重要转折点的五四运动。甚至在英国已经对纳粹德国宣战以后，1940年7月18日，英国还和日本签订协议，封锁滇缅公路，禁止军械、弹药、汽油、载重汽车和铁路器材经这条公路运往中国。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进攻那时还属于英国的新加坡和香港，美英两国才改变对日本的态度。
　　注释：〔1〕陆璀：《痛悼陶行知先生》，1946年8月14日《大众日报》。收入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纪念陶行知》。

　　蔡锷：不争主角争人格

　　
　　？　傅国涌
　　朱德眼中的蔡锷“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体弱面白”，“瘦瘦的脸上，两眼相距甚宽，双颊略像女性，但口角却显得严峻、刚强。为人沉静，态度庄重……”“他虽然命在旦夕，思想却一如既往，锋利得像把宝剑。”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
　　一、袁世凯问莫理循：“蔡锷会统治中国”吗？
　　1916年2月7日，莫理循见到骑虎难下的袁世凯，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不满情绪十分广泛，我遇到的人没有一个不反对帝制的。”连冯国璋也不赞成帝制。莫理循说国内普遍同情蔡锷：“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并认为可能会重演辛亥革命的一幕。然而，两年半之前在“二次革命”中轻而易举地打败了南方革命党人的袁世凯不相信，他不仅自负地认为可以将装备很差、兵力薄弱的护国军镇压下去，“而且主观臆测‘蔡锷有野心’，问莫理循是否认为，蔡锷会统治中国。对此，莫里循轻蔑地斥之为‘愚蠢的问题’而未加理睬”〔1〕。
　　袁世凯恐怕至死都不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不是为了权力，不是为了争舞台主角，而是“为国民争人格”。我最初是从李敖编的《拆穿蒋介石》序言中看到这句话的：“当年蔡松坡起义，反对袁世凯，最大理由是‘为国民争人格’。”后来读到梁启超在蔡锷的追悼会上的讲话，也有“出为国民争人格”一语，还有“护国军总司令蔡将军誓师之言曰：‘吾侪今日不得已而有此义举，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几为我国民争回一人格而已。’……我国数万万人之人格，至今日已被袁世凯蹂躏而无复余”。陶菊隐《政海轶闻》“蔡锷”一则有蔡锷致辞：“此次举义，所争者非胜利，乃中华民国四万万众之人格也。”蔡锷的遗嘱中也有“以争国民人格”语。
　　1922年12月25日，梁启超在南京学界演讲《护国之役回顾谈》，又一次忆起蔡锷当年的话：“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这一回不可。”〔2〕
　　梁启超在《国体战争躬亲谈》中有更为详细的回忆：“云贵首义之中心人物蔡将军锷者，时方在京师，蔡君十三岁时即从余就学，当民国二年辞去云南都督之职，即来京师与余日夕过从，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密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余曰：‘余之责任在言论，故余必须立刻作文，堂堂正正以反对之，君则军界有大力之人也，宜深自韬晦，勿为所忌，乃可以密图匡复。’蔡君韪其言，故在京两月虚与委蛇，使袁氏无复疑忌。一面密电云贵两省军界，共商大义，又招戴君戡来京面商。［戴戡当时刚辞贵州巡按使］……戴君于去年十月到京，乃与蔡君定策于吾天津之寓庐，后此种种军事计画，皆彼时数次会谈之结果也。……议既定，蔡、戴两君先后南下，蔡君临行时托病，谓须往日本疗养，夜间自余家易装以行。”〔3〕
　　蔡锷抵达昆明几天后，反袁护国的枪声就在遥远的西南边陲打响。当他秘密离北京、取道天津赴日南下之际，曾与老师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4〕云南誓师之日，蔡锷、唐继尧等也以两事相戒，称：“一绝对不争权力，一不作亡命之想，果若战败，惟有全军战死。”〔5〕
　　在云南举义前夕的会议上，大家认为云南既然宣布独立，则原有将军、巡按使等名称已不适用，应该另外改组政府。有人提议设立大元帅府或临时元帅府，以资号召，但蔡、唐都不赞成，“以为云南以大义为天下倡，原期各省闻风响应，若先设此机关，使人谓我辈之举，系为权力，反阻人向义之路。宜俟响应省份稍多，然后就各省公议组织，方足以示大公”。最后决定成立云南军政府，军队改称护国军，将所有滇军改编为三个军。蔡锷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合并军、巡两署，恢复都督府，召集省议会，组织略如元、二年旧制。出征部只设总司令部。原议设元帅府暂从缓，盖欲力事谦抑，以待来者。”〔6〕
　　唐继尧（1883～1927）只比蔡锷小一岁，但进日本士官学校要晚得多。蔡是第三期毕业，唐是第六期，而且唐曾是蔡的部下。当辛亥革命时，蔡为协统，唐是管带，在重视资历的军界，蔡锷无疑是唐的老前辈，所以唐提出以蔡锷为都督，自己率第一军进入四川。而蔡锷不同意，他认为唐在滇主事甚久，驾轻就熟，非唐莫属，自己此来是为牺牲救国，愿为前锋，独任其难。实际上此举更主要的因素还是他不愿取代唐的地位，让世人误以为他为权力而来。当时有这样一番对话，唐发言：“蔡老前辈，远道来滇，甚为辛苦，宜在滇留守，继尧愿出征。”蔡锷回答：“我来非占位置，乃欲对国家民族效力耳。”〔7〕
　　双方互相退让，相持不下，“情词诚挚至于泣下”，最后多数主张不变现状，唐继尧才同意就任都督，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而且蔡锷的总司令是以云南省议会的名义任命的，不是军政府委任，以后唐、蔡两人的行文用的也是公函咨文，不是命令。可见云南举义动机纯洁。即使是唐，最初也无权力之心。这一点从他们举义时以唐继尧、蔡锷、李烈钧三人名义发表的誓词中也可看出：
　　（一）同人职责，惟在讨袁，天助吾民，幸克有济。举凡建设之事，当让贤能，以明初志。个人权力思想，悉予铲除。
　　（二）地无分南北，省无论甲乙，同此领土、同是国民，惟当量才程功，通力合作。决不参以地域观念，自启纷裂。
　　（三）倒袁救国，心理大同，但能助我张目，便当引为同志。所有从前党派意见，当然消融，绝无偏倚。
　　（四）五大民族，同此共和，袁氏得罪民国，已成五族公敌，万众一心，更无何等种族界限。〔8〕
　　1916年2月21日，誓文在《滇声报》发表的当天，《义声报》即发表文章评价说：“一曰无权力思想：从古魁杰举事，类多权力是争，不见先入关中者为王，用激重瞳之盛怒；一见荆州而图霸，深仇大耳之枭雄。惟权力之未忘，遂争夺之靡已。……天生三杰，为天下先，所谓个人权力思想何有焉？”〔9〕这些都是毕生追求权势的袁世凯所无法理解的。
　　二、蔡锷与袁世凯
　　“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
　　蔡锷和袁世凯的关系十分复杂。1916年12月14日，梁启超在上海举行的蔡锷追悼会上说，戊戌变法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自己，称“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到东后以三百元为学费，其余均为交友及公益之用，而自己出来则步行，未尝坐过车子”〔10〕。深知蔡锷的梁启超此言不会是无根的，他也没有必要为袁世凯说好话。可见少年蔡锷之能顺利到日本留学，确曾得到袁世凯的慷慨资助。
　　不过蔡锷以“士官三杰”的荣誉学成归国后，一直在广西、云南等地从军，与袁并没有发生什么直接关系。直到辛亥革命后，即1912年1月12日，已经是云南都督的蔡锷在给黎元洪的电文中称袁世凯“闳才伟略，实近代伟人，即孙中山先生亦曾有民国大总统宜推项城之论。徒以清廷关系尚未脱离，故此次选举不及项城者，非不愿举项城，实不能举清廷之内阁总理大臣也。要之，中国有必为共和之时机，而项城亦自有被举总统之资望，如果大局大定，此事自在意中”〔11〕。但蔡锷同时又反对“株守议和”，主张“长驱北伐，直捣虏廷”。这固然是针对清王朝的，也流露出了他对袁世凯的不满。1912年1月20日，蔡锷致电孙中山等人：“我军乘此朝愤，何敌不破？乃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旷日持久，糜饷劳师［而］不问。”〔12〕1月26日，他致电孙中山及各省都督，公开指责袁世凯想在北京召开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无非为狡展播弄之地步，以充彼战备，懈我军心”，并认为这只是“袁之狡谋”，鲜明指出民国政府已成立、总统已选出，“民主君主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13〕。蔡锷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