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1-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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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发生在宋仁宗景祐（1034～1037）年间。教官掌笺奏，在宋朝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卷第十五中就曾专门论述过此事：“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饷以钱酒。予官福州，但为撰公家谢表及祈谢晴雨文，至私礼笺启小简皆不作。”可见，刁约为诸王宫宗室人员撰写公文，非常正常。他是没有秘书之名而有秘书之实，在教书的同时也承担着王室的公文起草工作。
宋朝建立后，皇帝在任用宗室子弟为官方面异常谨慎。为防他们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皇帝决不轻易让他们做有实权的官，所以一帮皇子皇孙无所事事之下就会把精力用在文学艺术体育上，不少人因此精于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骑射蹴鞠，产生了很多文学艺术家和体育高手。
按照宋朝的有关规定，凡宗族的公文都通过大宗正寺掌管进奏，宗人有事不得直接上奏皇帝，必须先由大宗正寺仔细审阅可否后才能上报。宋朝也没有宗室成员迁官的规定，宗室成员自己请求迁官的做法更是少见，只是碰到重大喜庆日子，朝廷普遍给官员升官晋级时，宗室成员才能爵加一等。这次宗室成员自己要求迁官的举动，显然是一次有望作无望的试探性行为，当然也是一种违规的小动作。刁约就是为宗室人员写了这么一份《宗室乞迁官表》（请示）给皇帝。意想不到的是，皇帝不但没有怪罪，反而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宗室成员自然欣喜万分。他们准备了一千缣（双丝的细绢，非常名贵）润笔费，对刁约表示感谢。自写了这份《宗室乞迁官表》后，刁约一直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祸临头上，如今哪里还敢要什么润笔？因此坚辞不受。
沈括和刁约都是江浙一带人。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有亲戚关系。刁约不但把这份表文的底稿给沈括看了，而且还告诉了沈括一件趣事：《宗室乞迁官表》递上去后，有一次刁约见到宰相王曾，王曾问他：“前几天宗室送上来的那份表文是谁写的？”刁约因不明白王曾问话的意思，生怕为此遭祸，就回答说不知道。回家后，刁约对自己这种不敢说实话的行为感到很懊悔，因为此事一旦查清后，无疑更会加重自己的罪责，于是怀着恐惧和悔过的心情，再次来到宰相府，主动把这件事情说清了。王曾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此文写得好，非常喜爱而已。”接着，王曾又告诉刁约：“相府已得到皇帝的明确批示，对宗室迁官已作了安排，过几天就会宣布。”事后果然。从此便有了南班官之授。
后来，沈括在撰写《梦溪笔谈》时，就把此事记载下来了。
六
别人升官要给起草任职文书的秘书送钱送物，秘书自己升官，要不要给同行润笔呢？当然也要。如五代后晋天福五年（940）九月后晋高祖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和凝为宰相时，起草任职文书的翰林学士李浣自认为是和凝的部下和门生（李浣考进士时主考官是和凝），关系非同一般，于是在写好文书之后，故意和先生和凝开了一个玩笑：他擅自打开和凝原来在学士院的办公室，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如图书笔砚等物品一洗而空，同时还留下一首诗在和凝的办公室里：“座主登庸（提拔重用）归凤阁（唐武则天光宅元年即公元６８４年改中书省为凤阁。这里指翰林学士院），门生批诏立鳌头（唐宋时皇帝殿前陛阶上镌有巨鳌，翰林学士、承旨等朝见皇帝时立于陛阶的正中，故称入翰林院为“上鳌头”）。玉堂（翰林院的代称）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即西省，中书省的别名）润笔不﹖”从诗意看，李浣显然是要把这些物品当作润笔据为己有的。他的意思十分清楚：和凝反正要给我润笔，何必烦劳和先生亲自动手呢？这个玩笑虽然开得有些过头，但秘书自己升官也要给同行润笔却是确凿无疑的〔8〕。
秘书升官不仅要给同行润笔，而且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开始，还必须向原工作单位翰林学士院提供一笔赞助，名曰“光院钱”。“光院钱”的用途，主要是宴飨同僚，多余部分则作为本单位的“小金库”保存，用来修缮廨署及其他杂费开支。“光院钱”的含义，顾名思义，大概就是为学士院增光添彩之意吧。
为什么说“光院钱”是从唐昭宗乾宁三年才开始出现呢？《旧唐书·陆扆传》是这样记载的：“三年正月，宣授学士承旨，寻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钱以宴旧僚，内署即无斯例。扆拜辅相之月，送学士光院钱五百贯，特举新例，内署荣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一年的七月，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扆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唐朝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自三省（中书、门下、尚书省）超拜他官，需出钱留给本署宴飨同僚，称“光署钱”，而作为内朝官的翰林学士升了官，却没有向本单位交纳“光院钱”的做法，然而陆扆任宰相的当月，却出人意料地给了翰林学士院五百贯钱。陆扆是七月二十七日任宰相的，就是说，他做宰相不几天，就交纳了这笔“光院钱”。翰林学士们本来就羡慕别的部门有“光署钱”打牙祭，现在陆扆也给本单位送来这么多钱，他们自然惊喜异常并感到万分荣幸。陆扆这次任宰相的时间虽然极其短暂：九月十九日，他就因谏阻出兵及亲王带兵未果而被贬为陕州刺史，但自从他开了这个新例以后，学士们升了官，都得向学士院交纳一笔数目不菲的“光院钱”。因为作为皇帝的机要秘书，翰林学士的地位和身份极其特殊，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引人注目，他们的每一种做法都势必成为惯例。
据说，交纳“光院钱”的做法从此不仅成了惯例，并为宋朝所沿袭，而且到了后来，还按所升官职大小和收入厚薄规定必须交纳多少钱数，明码标价，毫不含糊。具体价目表是：“将相各二百千（即二百贯。旧时的制钱，用绳子穿上，每一千个叫一贯），使相五百千，观察使三百千，度支三百千，盐铁二百千，户部一百千”〔9〕。
如果说润笔是给起草任职文书的秘书个人的报酬，那么“光院钱”无疑就是给翰林学士院全体秘书人员的集体奖赏。
注释：
〔1〕《全唐诗》卷七百零七。
〔2〕《梦溪笔谈》卷二。
〔3〕参见《宋史》卷三七二“后论”。
〔4〕参见宋·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下。
〔5〕《宋史·王伦传》。
〔6〕《容斋随笔·四笔》卷六《东坡作碑铭》。
〔7〕《梦溪笔谈》卷二。
〔8〕宋·文莹：《玉壶清话》卷二。
〔9〕《唐会要》卷五十七。
俄罗斯的东正教
？ 骆晓会
东正教是非常严格的一神教，主张上帝是绝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认为上帝无可比拟，敬拜和尊崇不能归于任何别人，也不能归于那些不存在的神及其偶像。因为十字架是圣物，是“公义的天平”，是“对抗魔鬼的兵器”，所以东正教要求教徒必须去教堂，并戴贴身的十字架；必须虔诚地履行圣礼（东正教教徒要行七圣礼：洗礼、坚信礼、忏悔礼、婚配礼、授职礼、终敷礼），持守斋戒。所以，东正教要敬拜神，并要在圣像前祈祷。根据东正教神学家约翰所提出的物质变化说认为，放在祭坛上的饼和酒在祝圣之后，已发生质的变化，变成耶稣真正的、能给予生命的体和血。如果领受者吃喝了经过祝圣的饼和酒，他也就分享了主耶稣的生命，就会感到主耶稣还在活着并与自己同在自己将永远得到耶稣的“恩宠”（基督新教神学家反对此说，认为饼和酒只是耶稣的体和血的象征，只是对耶稣受难的纪念……）。这些东正教原理和礼仪，深深嵌入到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中，无论什么样的俄罗斯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将其完全清除。
作为沙皇俄国实体的继承者，苏维埃俄国的意识形态自然也不能例外。从布尔什维克和苏俄政府倡行的某些仪式、挂领袖像等，即可隐约看到东正教圣礼或敬神拜圣的影子；在列宁逝世追悼会上斯大林所致的悼词，其韵律和格调也明显带有东正教圣事上的祷词风格，如其中一连就用了完全重复下列语句的六个工整的排比句：“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特别是联共（布）中央用水晶棺永远保存列宁遗体的决定，也是受到了东正教“圣体血”仪式的影响，即是想用领袖的遗体去替代基督的“体血”，并试图将领袖当作永生的神来敬拜。这种敬拜在以后又普遍引申为在办公室、会议室处等挂革命导师或领袖像……
东正教的保守性和不开放性，主要因于停滞落后的东罗马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封建制社会。迄今为止，它仍标榜“正教信仰是源自基督和使徒的纯一不变的正道”。
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不像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那样能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调适自己，而是严格尊奉一神教宗旨，敌视自由和进步，反对多元和开放。如它信守古老的基督教教条，不允许对神学教义、仪式作任何改造和革新；仍保持一整套繁琐的宗教仪式，严格守斋；它目光短小，不重视社会问题，反对教会生活的现代化；它甚至在祈祷时坚持用古斯拉夫语，而反对使用现代语等等。
十月革命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由于国内斗争的严酷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固有的革新与开放因素被窒息，而东正教和俄国专制主义传统中的保守与封闭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并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渐占了上风。如在指导思想上，斯大林就将列宁的无产阶级一国首先可以夺取政权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修改或发展为“一国可以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列宁在世乃至延伸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苏联早期党内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那种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朝气蓬勃气氛逐渐消失了，盛行的是斗争哲学和批判立场。如对国际共运外部是大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在国际共运内部则大批国际和国内各种所谓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这一切实际上都被斯大林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于是，对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之外几乎所有意识形态乃至学术流派持敌视和批判态度，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如著名的“李森科运动”就是苏联在遗传学领域开展的反科学行为。
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俄罗斯著名作家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曾有很深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并倾注到他们的作品中。普希金的早期诗作虽带有某种无神论色彩，但在其创作的晚期宗教则成为主题，其宗教意识得到充分表露。托尔斯泰被东正教会开除教籍，实际是因为他对上帝过于虔诚，而对教会产生反感和怀疑。他嘲讽了东正教那套繁琐的礼拜仪式，对基督教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重新解释和编写了《福音书》，以建立自己理想的人间天国。在其晚年，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宗教探索上。
刺进乌托邦咽喉的笔
？ 聂 茂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真名叫艾雷克·布莱尔（Eric
Blair），1903年出身于孟加拉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中学毕业后，他远戍远东，加入大英帝国的印度警察，被派往缅甸服役。奥威尔以后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个时期的行为忏悔和赎罪的。
斯丹·达尔说过，在文学作品中谈政治，有如音乐演奏会上的枪声，虽然其声刺耳，却使人不能不注意。奥威尔就是这种典型的例子。
这位头脑怪怪的天才作家一生坎坷，因为肺病，卒于1950年，享年四十七岁。可以说，他是二战后冷战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代表作为《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都是政治性忏悔文学。前者以童话的方式写成的政治寓言小说，继承了美国文学政治寓言小说的风格，如斯威夫特的《小人国游记》和《大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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