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1-第18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君主（皇帝）为国家元首，有着至上的尊严，国会则在法律上代表国家机关。梁启超认为两院制最适宜中国。上院（左院）由皇族、各省代表、敕选、蒙藏议员组成，下院（右院）由选举的议员组成，平等代表全国国民。这位以中国的“宪政灵魂”自居的政治家，正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地要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
　　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梁启超虽然不赞成民主共和政体，但是，他作为一个理智的政治家，面对已然形成的历史事实时，是决不会站在历史的对立面，指手画脚、横加干涉。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民主共和仅是国体，倘能在这种国体中推行立宪政体，才是自己矢志不渝、孜孜以求的。为了应对国内的政治形势，梁启超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并转告国内的立宪党人。
　　自戊戌政变后，袁世凯出卖改良派而官运亨通以来，他们之间积怨日深，一直没有化解。梁启超曾制定“以倒袁为先”的方针，揭露和挞伐袁世凯。如今，清王朝已成日薄西山之势，袁世凯却手握军政大权，成为权倾一时、炙手可热的实力派。梁启超和立宪党人要想在政治上大展宏图，就应该修正“仇袁”方针，由“仇袁”变为“和袁”，其目的正如他所说，是“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建设事业”。而袁世凯更想利用梁启超的声望，装点自己的政治门面。为此，他甚至谦恭地往海外去信，希望梁启超早日归国。最后，他们终于握手言和了。
　　梁启超和革命党虽曾有过短暂的合作，然而，更多的则是无休无止的论战。由于辛亥革命已经胜利了，那种视革命为“腹心之患”的心态，也应该尽早地调整过来。于是，梁启超有意向革命党传递信息说：“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现政府则一而已。”明确指令国内的立宪派与革命党罢战言和。其实，武昌起义发生后，国内的立宪派，如汤化龙、张謇等已和革命党携手合作，响应起义。孙中山等十分欢迎梁启超转变政治态度。章太炎、黄兴等也都表示欢迎他早早回国。汪精卫还以后学的身份给他写信，对过去论战冒犯之处表示歉意，“今共和之治，毕露萌芽”，“以积学养望，夙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当为共和政治做出贡献。
　　尽管梁启超一直想在中国推行君主立宪制，可是，他怎么也想不到革命会如此迅猛地波及全国，对清王朝的所有希冀也就化为了泡影。然而，他依然坚持认为，处此震荡多变的时期，清政府这个“附骨之疽”还不能马上切除，应该采取强硬的手段，逼迫清政府“下诏废八旗，皇帝自改汉姓，满人一切赐姓”，使其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梁启超极力推崇英国式的虚君共和制，并解释说，此时的君主仅仅是一个象征，“而政无大小皆自内阁出，内阁则多得国会多数信任于始成立者也。国会则由人民公举，代表国民总意者也。其实际与美法等国之主权在民者丝毫无异”。
　　梁启超的“和袁、慰革”的方针，得到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基本认同和响应。可是，他的“逼满服汉”的“虚君共和制”却遭到各方的激烈反对。尽管梁启超一再解释说，“国会既揽实权，则满洲不革而自革”，也难以为革命党所采纳。在关涉中国未来走向的根本问题上，梁启超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因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斗，其目的是永远地结束封建帝王的专制统治，哪怕是一个傀儡皇帝的存在，也是革命党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当梁启超游说于章太炎时，章太炎便说：“今大势已粗定，清廷万无能为力，且革命党势嚣嚣”，现今尚言保留清帝之事，“亦愚者之见”。
　　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梁启超的“虚君共和”的设想，已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于是，他才心甘情愿地拥护民主共和。国内的立宪党人和各方政治势力都翘首相盼梁启超早早归国。而他自己也是归心似箭，对未来的政治更是踌躇满志、跃跃欲试：
　　我已身许国，安所逃险邅。
　　成毁事不期，行我心所安。
　　天若佑中国，我行岂徒然。
　　待我拂衣还，理我旧桃源。
　　1912年10月，梁启超离开侨居十五年的日本，乘“大信丸”出发，途中急如星火，常踱至船舷，望“盈盈一水，咫尺千里”，“惟觉度日长如年”，恨不能跨海越峡，弹指间可达故国家园。
　　余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梁启超之所以在袁世凯的政府中担任要职，并不是想成为袁世凯的附庸，而是想以自己的意志来影响和感化袁世凯，促使其走上共和政体的轨道。可是，一介书生哪是工于心计的奸诈政客的对手。梁启超说：“吾性质与现社会不相容，愈入愈觉其苦处。”他在欲进无路、欲退不能的苦斗中徘徊和犹豫。可是，当袁世凯刚刚暴露其欲帝制自为的野心时，梁启超便果断地表示出不愿同流合污的决心。1914年2月和次年1月，梁启超分别辞去司法总长和币制局总裁职，有意疏远袁世凯，采取不合作态度。
　　1915年1月，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在北京郊外汤山宴请梁启超，并请杨度作陪。席间，袁、杨二人“历诋共和之缺点，隐露变更国体”之意，希望得到梁启超的赞同，梁启超则明确表示反对。不过，梁启超对袁世凯还是仁至义尽，写了一封长信，忠言相告说：“诚愿我大总统以一身开中国将来新英雄之纪元，不愿我大总统以一身作中国过去旧奸雄之结局；愿我大总统之荣誉与中国以俱长，不愿中国之历数随我大总统而斩。”
　　其后，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活动已经正式拉开帷幕。8月10日，袁世凯的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宪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作舆论造势。接着，杨度等发起组织筹安会，公开为袁世凯称帝鸣锣开道。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怒不可遏，在给女儿思顺的信中说：“吾实不忍坐视此辈鬼域出没，除非天夺吾笔，使不复能属文耳。”梁启超告诉女儿，自己正在写一篇关于国体的文章，以驳斥帝制论者的谬论，这篇文章便是《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梁启超在舆论界的权威、知识界的影响，是袁世凯所毋庸置疑的。所以，袁世凯立即派杨度做说客，并携带二十万巨款前来天津，以为梁父祝寿为名，贿赂梁启超，请他不要发表此文。被他婉言谢绝后，软的不行，袁世凯又换了一种手法，派梁士诒前来威胁，说：“谓君亡命十余年，此种况味亦既饱尝，何必更自苦？”梁启超笑而答曰：“余诚老于亡命之经验家也。余宁乐此，不愿苟活于此浊恶空气中也。”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是一篇旗帜鲜明的反袁宣言。这篇文章无情地揭露了袁世凯口是心非、狡诈阴险、复辟帝制的罪恶行径，警告国民说，变更国体、复辟帝制，是“无风鼓浪，兴妖作怪，徒淆民视听，而诒国家以无穷之戚也”。当日的《京报》和《国民公报》，因发表或转载该文而售罄无余。“而凡茶馆、旅馆因无可买得只可向人辗转抄读。”梁启超最终从精神的樊笼中突围出来，由“联袁拥袁”经“离袁劝袁”以致“反袁讨袁”，一生中的最辉煌的时期由此而开始。他的学生蔡锷曾评价说：“帝制议兴，九宇晦盲。吾新会先生（指梁启超，作者注）居虎口中，直道危言，大声疾呼。于是已死之人心，乃震荡而昭苏。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
　　袁世凯仅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便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一命呜呼了。可是，仅仅一年的时间，康有为、张勋文武“二圣”，便又拥立溥仪复辟帝制。还在袁世凯称帝时，康有为便欺骗舆论说，国人不是不要皇帝，而是不愿意袁世凯当皇帝，“袁世凯失败，在于动了鸠占鹊巢之念”，“帝制非不可为，百姓要的却是旧主”。当梁启超揭橥反袁时，康有为便怂恿他乘势复辟帝制。虽然梁启超一直对康有为以师尊相敬，可是当康有为滑向历史的反面时，他便毫不犹豫地予以批评，指出康有为“与众为仇，助贼张目”，乃“大言不惭之书生”。所以，“世界潮流不可拂逆”，张勋的短命复辟只喧闹了十天，便草草收场。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就任国务总理，黎元洪宣布辞职，副总统冯国璋就任总统。梁启超以为民主共和政体已经崭露复兴的曙光，一改“以在野身份参与政治”的诺言，欣然应聘任财政总长，以展现其改革中国财政的宏图宿愿。可是，当时国内军阀内战正炽，军费开支直线上升，段祺瑞扩充军备的费用每有所增，金融恐慌，全国财政形势已入窘境。不出三个月，梁启超这位财政总长已是疲于应付、焦头烂额。他认真地填写了一份国家收支清单，详细地说明了国家财政已到了入不敷出的颓局。11月15日，梁启超郑重地向段祺瑞提出辞呈：“以军事未已，财政益困，任重才轻，深恐贻误，业已具呈大总统请予辞职。”自此，他才永远地脱离了政界。
　　我是最没有党见的人
　　“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屈原在政治受挫后，曾经梦游一度实现其政治理想的郢都，因为那里是他的精神故乡。如今，梁启超的政治活动，“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他的精神故乡又在哪里呢？他早就想去欧洲漫游，到那里寻觅他的理想国和精神故乡。1918年10月，他对《申报》记者发表谈话说：“心思才力，不能两用，涉足政治，势必荒著述，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故毅然中止政治生涯，非俟著述之愿略酬，决不更为政治活动。”
　　北洋政府支持他远足欧洲，为此专门划拨六万元资金，朋友故旧也馈送四万元资金。12月底，他带着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等人，开始其长达一年多的欧游历程。欧游期间，他奔走巴黎和会，实地考察欧洲历史，研究欧洲的政治、军事、文学和哲学，会晤各界社会名流。他的思想一经与欧洲文化交汇，便在碰撞与融合中迸发出激情的火花。他在给弟弟梁启勋的信中说：“数月以来，晤种种性质差别之人，闻种种派别错综之论，睹种种利害冲突之事，炫以范象通神之图画雕刻，摩以回肠荡气之诗歌音乐，环以恢诡葱郁之社会状态，饫以雄伟矫变之天然风景，以吾之天性富于情感，而志不懈于向上，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
　　1920年3月，梁启超回到国内后开始检讨一生的政治经历，保过光绪、傍过袁世凯、帮过段祺瑞，可是，为什么竟一事无成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旧势力来改造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痛苦，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他认为以前所走的路径之所以是条死胡同，就是因为没有看到民众的力量：“从前的立宪党，是立他自己的宪，干国民什么事；革命党是革他自己的命，又干国民什么事。”所以，归国后，梁启超便把着眼点放在民众的身上，凡文章、演说都竭力鼓吹国民运动的观点，认为只有呼吁国民行动起来，投身到反对军阀官僚的腐败统治的斗争中去，“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梁启超认为，开展国民运动，最为重要的是要塑造“现代青年”。他伤感地说，今日“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地往坏路上走”。他呼唤青年：“醒醒吧！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你的自由意志。”“眼界放远些啊！力量放韧些啊！那么世界就没有一件可悲的事。”梁启超晚年极为赞扬五四运动，称其在“民国史上值得大书特书”，是“国民运动的标本”，外国人由此才“渐渐觉得中国民气和世界舆论乎”，也由此“引起中国青年的自觉心。这是中国外交的国民运动的巨大成就”。他至死都没有放弃启蒙民众的努力，号召国民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命运，以进步、积极的国民运动，对抗军阀、官僚的黑暗腐败的统治。
　　梁启超病逝前两年，北伐革命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方兴未艾。他赞成打倒军阀，但是不赞成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梁启超深陷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