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1-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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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膊换崾挂桓龉业木右幌率ト绱硕嗟闹富釉薄４笄逑瓷踔恋蕉奖⒍济荒芡Ｏ吕矗驮�1941年的6月还逮捕了空军司令雷恰戈夫、空军总监穆什科维奇和防空兵司令施特恩。
后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道：“没有1937年的事，1941年的战争也许根本不会发生。希特勒之所以敢于发动战争，他对我国发生的消灭军队领导人的严重程度的评估起了重要作用。”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看法是正确的。不管希特勒有没有插手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但他从1937年起就一直关注着苏联国内对军队的清洗情况。在1941年1月的一次高级军事将领会议上，希特勒指着苏联的版图甚为得意的说道：“可以动手了，现在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好的统帅。”“他们的高级军官中最优秀的人物都被消灭掉了。”〔3〕他清楚，凡是被留下的和那些新近被提拔的，全是按照一个标准来任用的，即是否一心一意听斯大林的话、是否无限忠于斯大林。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战争的洗礼，暂时还缺乏战争所必需的经验和智慧。希特勒甚至狂妄地对他的将领们说：“我们现在只要在门上踢一脚，这个看似庞大的破房子顷刻就会倒下来。”〔4〕
1941年6月22日凌晨三点三十分，希特勒启动了他早已制定好的代号为“芭芭罗莎”的作战计划，在沿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一千八百公里的苏联国境线上，动用了早已埋伏好的一百九十个师计五百五十万人、七千门火炮、四千架飞机，分三路向苏联发动了人类军事史上最大一次的突然袭击。
战争的开端是世所共知的，仅三个星期，苏军就有将近三十个师不复存在，七十个师损失了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兵员，损失了大约三千五百架飞机，全国一半以上的弹药库和燃料库被摧毁。人类史上很难找到像苏联卫国战争更凄惨的战争开端了。当时国际最具权威的军事家和政治家都认为，照这样下去，俄国最多只能坚持三个月。
然而正像1812年最终击溃了号称“天下第一”的拿破仑军队的入侵一样，俄罗斯人民再次最终击溃了希特勒军队的入侵。这是正义战争对非正义战争的胜利。因为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是以损失八百万红军将士、两千万平民的生命为代价的。麦德维杰夫在《让历史来审判》中写道，如果不是那场毫无道理的残酷镇压和清洗，“法西斯侵略者就不会是在列宁格勒和库尔斯克被击溃，而是在这些地区以西更远的地方，战争也决不会是在1945年结束，而会更早一些，几百个城市和几十万个村庄也不会成为瓦砾”。
1944年7月20日，希特勒在位于东普鲁士拉斯腾堡附近的他的元首大本营“狼穴”召开军事会议。十二点四十分，突然一声巨响，会议室被掀翻，室内人员被炸死一半。两枚定时炸弹是与会的陆军上校克劳斯·施道芬贝格专为杀死希特勒放在那里的。然而希特勒却很侥幸地逃脱一死。据说希特勒在此暗杀事件后曾发感慨：很痛心地后悔没有像斯大林那样对军队来个清洗。
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而又很具讽刺意味的。
注释：
〔1〕〔3〕姜长斌、左凤荣：《读懂斯大林》，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俄）阿夫托尔哈诺夫著，张开、达洲、陈启民译：《权力学》，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4〕（美）威廉·夏伊勒著，董乐山、郑开椿、李天爵译：《第三帝国的兴亡》，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843页。
善变的梁启超
？ 张家康
梁启超尤为欣赏日本政治家吉田松荫和意大利政治家加富尔，对他们善变的政治策略倍加赞扬，称他们为善变的豪杰。他说：“大丈夫行事磊磊落落，行吾心之所志，必求至而后已焉。若夫其方法随时与境而变，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百变不离其宗，但有所宗，斯变而非变也。此乃所以磊磊落落也。”在中国变幻莫测的政治变革进程中，梁启超顺应时代前进的潮流，“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所谓我操我矛以难我者也，今是昨非，不敢自默”。他也是个善变的豪杰。
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
中日甲午海战后，清政府在日本强大的军事压力下，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时，梁启超和康有为等正在京城参加三年一次的举人会试。噩耗传来，应试的举子们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他们在康有为、梁启超的带领下，联名给清廷上书，“力言目前战守之法，他日自强之道”。这份为清廷“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的《万言书》，大胆提出“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的改良主义主张。可是，清廷却视之如虎，闻之变色，以致“恐人心汹涌，局将有变”，而提前“盖宝”批准了《马关条约》。梁启超没想到拳拳爱国忠心竟会落得如此结局，不禁愤而疾书：
拍碎双玉斗，慷慨一何多。满腔都是血泪，无处着悲歌。
公车上书碰壁后，梁启超没有气馁，仍然积极鼓吹变法维新。其间，他所创办的《时务报》因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而“震动了整个帝国”。他认为，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已到了“去陈用新，改弦更张”的时候，变法已成为历史的必然。那么，又如何来变法呢？他说：“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所谓“变官制”，就是首先要从体制上实行变革，将封建君主专制变为君主立宪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协助康有为游说于日本等国政府，进行所谓“勤王”运动，以恢复光绪的帝位。当时，孙中山等革命派也流亡日本，当得知梁启超、康有为也在日本，曾多次托人前来，商洽两党联合大计。可是，康有为却以两党宗旨不合，一直将孙中山拒之门外。只是由于日本友人犬养毅的一再撮合，康有为碍于情面，才不得不让梁启超前往会见孙中山。1899年春，康有为离开日本，梁启超才有了与孙中山频繁接触的机会，他们都似有相见恨晚的感觉。梁启超基本认同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意识到改良主义的主张是过时的、不适宜的。他在致孙中山的信中说：
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唯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
与康有为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梁启超不固执己见、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服从真理，“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自此，他与孙中山经常来往，“每星期必有二三日相约聚谈，咸主张革命排满论调，非常激烈”。梁启超还集结了改良派中的十三人，即所谓“十三太保”，共同谈论革命。他甚至背着康有为，和孙中山共商组党之事。当有人指出康有为将要出面阻挡时，他却说：“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去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
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回忆道：“启超既日倡革命排满共和之论，而其师康有为深不谓然，屡责备之，继以婉劝，而年间函札数万言。”他没有为康有为所左右，仍然维持与革命党的合作关系。为了推翻慈禧太后的专制统治，他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堂，专门培养军事骨干。1899年冬，大同学堂学生林锡圭等受他的指示，随唐才常回国。次年春，他们在上海成立正气会，不久又改名自立会。这个组织的“扶清灭洋”的口号，也由梁启超改为“救国自立”。唐才常还组织自立军起义，并推举梁启超为自立军总指挥。而这场所谓“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请光绪复辟”的勤王运动，很快便被慈禧太后镇压了。勤王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的情绪曾一度低落。然而，当面对整个中国暗无天日、风雨如晦的政治局面时，他的战斗意志又被激奋起来。于是，梁启超在创办《新民丛报》后，又创办《新小说报》，“专欲鼓吹革命，鄙人感情之昂，以彼时为最矣”，认为“中国实舍革命外无别法”。
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
康有为没能说服梁启超，心中不甘，便指示他去美洲考察，其途中活动均有美洲的保皇会安排。梁启超也乐意去美洲游历，以考察美国的共和政体，想用事实说服乃师康有为。1903年2月，梁启超在两名侨商的陪同下，由日本横滨乘远洋客轮开始其美洲旅程。这天正是他三十岁生日。但见海上风波不兴，碧空万里，海鸟低回，景色宜人，可梁启超却长吁短叹，颇为神伤。他回首十年来奔走变法维新，竟大失所望，不觉扼腕长叹：“十年十处度初度，颇感劳生未有涯。”“一事未成已中岁，海云凝望转低迷。”
一路行来，梁启超受到侨居美国各地的中国保皇会的热烈欢迎，每到一处讲演，必有成群结队的保皇会员前来聆听。他怎么也想不到，海外华侨会如此虔诚地认同保皇会。梁启超的意志开始动摇了，因为梁启超毕竟不是个彻底的革命派，虽然他赞同孙中山的革命共和，但那也是有条件的，即只革慈禧的命，仍要把光绪作为“明君”看待，甚至想到革命共和成功后，光绪也可以当共和国的总统。整日生活在如此沉迷的保皇氛围中，梁启超招架不住了，思想感情终由“革命”、“破坏”倾向保皇。他说：“此行见海外人之热心，益觉得非轰轰烈烈再做一场，则此身真无颜立于天地。”
梁启超在美国考察时，西方世界的所谓民主、自由、博爱，曾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然而，当将美国共和制和英国君主立宪制进行对比后，他又认为美国政治比英国政治更为贪黩、腐败。况且，英国对美国殖民时，议会民主政治方在美国生根，人民才开始培养自治的习惯，才具有运用民主政治的能力。所以，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要比美国的共和制优越。当到旧金山的华侨社区考察时，他发现那里环境肮脏、团体松散，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远不如当地的白人社区，且逢华侨会馆选举时，更屡有凶案。梁启超由此认为，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共和制国家里，华侨尚且如此，而在背负着几千年专制集权统治的中国，就大多数国人教育程度和人格素质而言，是不能实行民主共和政体的。他慨然断言：“共和、共和，吾与汝长别矣。”
梁启超终究是个改良主义者，即便在他最激进的时期，其所宣扬的“革命”、“破坏”，也是有着特定的内涵的。他在《释革》一文中就是如此解释革命的：“易姓者固不是为Revolution，而Revolution又不必易姓。”这就是说革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易姓，不能改朝换代。革命只是针对慈禧等顽固派，万万不可革清朝的命，光绪还是应该存在的。不久，梁启超又发表文章说，革命应提倡预备精神，应将革命放到将来去完成。访美归来后，他已经视革命为异端，在《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中指出，中国历史上革命有“七大恶”，认为革命必乱，革命不能解决中国问题，只会带来恐怖，让人民遭殃。
梁启超政治立场的转变，自然引起朋友的诧异，有人说他是标新立异而“好名”。梁启超撰文辩解说，几年前，自己确实信奉“革命”和“破坏主义”，可是，既然共和政体不适合中国国情，“霍然自见其非”，也就自然要服从真理，而不能因图虚名而妄谈革命。梁启超愿意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欢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他与同盟会骨干各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阵地，就中国实行何种政治体制问题进行激烈的论战。在长达三年的政体论战中，他满以为能说服这班革命分子，可是没想到，“数年以来，革命派盛行国中……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结，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梁启超已是心力交瘁、疲惫不堪，主动挂起免战牌。“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回首几年来的政治活动，竟如此艰难坎坷，他不禁凄凉怅惘。
1906年9月，清廷颁布预备立宪的上谕，梁启超闻之情绪激昂。因为他的将中国分为两步走，即先期实行“开明专制”后期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设想已经应验了。他主动为清廷御前会议草拟了《考察各国宪政报告》，给中国的“君主立宪”构建了总体框架，即君主（皇帝）为国家元首，有着至上的尊严，国会则在法律上代表国家机关。梁启超认为两院制最适宜中国。上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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