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11-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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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索性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流行全国的一首《勘探队员之歌》定为自己的校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我们满怀无限的希望，为祖国寻找出丰富的宝藏。”这一选择倒有些机智，不乏创意，用一首已经流行的歌，来做自家的形象之歌，也很讨巧。可惜的是有些勉强，毕竟地质大学不是专门培养勘探队员的。如果地质大学可以用《勘探队员之歌》作校歌，那石油大学也可以用《我为祖国献石油》作校歌，让师生们每日高唱“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哇，头戴铝盔走天涯”，那农业大学早些年就干脆唱《社员都是向阳花》算了。
看两首最简短的校歌吧。《金陵大学校歌》仅四十六字：“大江滔滔东入海，我居江东，石城虎踞山蟠龙，我当其中。三院嵯峨，艺术之宫，文理与林农，思如潮，气如虹，永为南国雄。”《焦作工学院校歌》（今中国矿业大学校歌）仅四十一字：“太行之阳河水东，莘莘学子救国重劳工。源深流自远，物阜民用丰。山葱葱，水溶溶，努力，努力，行健天同功。”
再看几行最牛的校歌吧。北洋大学（天津大学）：“花堤蔼蔼，北运滔滔，巍巍学府北洋高。”湖南大学：“楚材蔚起，奋志安壤。”东吴大学：“东吴东吴，人中鸾凤，世界同推重。”清华大学：“赫赫吾校名无穷。”浙江大学：“树我邦国，天下来同。”东南大学：“日新臻化境，四海领风骚。”中国文化大学：“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政治大学：“政治是管理众人的事，我们就是管理众人的人。”
革命的良心
？ 林子明
早期苏共民主空气较浓，列宁在世时党内争论并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托洛茨基、斯维尔德诺夫、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时不时反对列宁的路线，列宁批评他们时也不客气地“回赠”这种那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帽子”。但是争论过后，列宁同他们的革命情谊都没有受到影响。
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列宁从来不批评斯大林有什么世界观问题。列宁晚年与斯大林冲突几次（格鲁吉亚事件、外贸垄断权、工农检察院提案等等），一次也没有把问题提到世界观的高度来批判。为什么列宁不指出斯大林的世界观存在问题？如果他指出了，斯大林也许不会接班，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就要改写。答案是列宁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斯大林的世界观不会有问题。最好的例证是列宁的政治遗嘱，在列宁的“政治遗嘱”中，五个政治局委员的世界观都被评为“非布尔什维克主义”、“不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等等，只有斯大林漏掉了这种批评。列宁对斯大林的惟一批评是“太粗暴”。我们不妨这样说，斯大林的世界观是受到列宁信任的。
斯大林十六岁开始读《共产党宣言》，十八岁开始读《资本论》，二十二岁之后写出一系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斯大林直至去世的前一年还在写《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斯大林堪称一生都在学马克思主义。1953年斯大林死后人们从他的住房、办公室、别墅清理出两万多册藏书，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拉法格、卢森堡等人的全部理论著作，“许多书的字里行间和页边上都注满了斯大林的强调号、评论和批语……《列宁全集》第一版他不仅通读过，而且读过不止一次，有些卷里填满了着重号、加重号、惊叹号。从用笔的颜色看（红色、蓝色），他确实是反复地研读过这些著作”〔1〕。苏联科学院院士Ｅ．瓦尔加告诉他的朋友，他每次去看斯大林时，总看到斯大林的桌上放着一本马克思的《资本论》〔2〕。
谁能想到，如此重视理论学习的斯大林，人性之残竟越过了任何底线。斯大林在执政的二十年间平均每两年制造一起大冤狱。以绝对数字计，斯大林杀害的老一代革命者比沙皇政权加在一起还要多。原苏共持不同政见者（苏联解体后重新加入共产党）麦德维杰夫说：“我党和我们革命的任何一个敌人都没有能够给我们争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比斯大林更大的危害。”〔3〕有人作过统计，苏共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总数共二百八十四人。除去大清洗（1936～1939年）之前自然死亡的四十五人外，剩下二百三十九人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一百八十八人，自杀的八人，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二十二人，只有二十一人安度“中年”〔4〕。但是安度“中年”并不等于能安度晚年，因为斯大林在1952年又在紧锣密鼓地筹划新一轮清洗，即各种准备工作正在就绪，前奏曲“克里姆林宫医生案”已经奏响，贝利亚、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都已被斯大林点名批判，正陷入极度的恐慌中（赫鲁晓夫不恐慌，因为十九大没点他的名）。如果不是斯大林在1953年3月突然去世，苏联社会不知又要降临什么样的腥风血雨。
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每一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斯大林是出于什么病态多疑要消灭这些盲人的？盲人难道会威胁他什么？只因当时农村正在开展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一些“富农”家庭在极“左”政策下绝了户。斯大林担心这些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为富农鸣冤叫屈？“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5〕
斯大林曾下令枪决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德国侵略波兰时，波兰军队正在西线浴血抗敌，突然苏军从东线攻入波兰国土，与德军成夹攻之势。波兰军队本来就已不支，现在顿时溃不成军。最后波军选择退向苏联一侧，他们宁愿向苏军投降，也不愿向纳粹投降。苏联内务部奉斯大林指示对被俘波军进行“政治鉴别”工作，士兵们一群群被释放了，剩下一万五千名军官怎么办？按波兰人的看法，这一万五千名军官都是民族英雄。可是斯大林不这样看，由于波兰军官入伍前都是专业知识分子（这是波兰军队很特别之处），一万五千名军官等于一万五千名工程师、教师、技术员、农艺师、医生、会计师、作家……将这些人都释放了，将来肯定又会为波兰资产阶级政权服务（波兰流亡政府已经在伦敦成立了）。波兰资产阶级政府依靠他们，又会组建起一支军队来，这将是未来波兰人民政权的多大的麻烦？研究来考虑去，斯大林觉得还是统统枪毙比较省事，于是命令内务部在卡廷森林等地将他们秘密处死（每人后脑打一枪），再挖个大坑埋掉。半个世纪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两次代表苏联政府因卡廷森林惨案向波兰人民表示诚挚道歉和深深忏悔。
1990年1月30日，前苏联国家安全部副主席皮罗日夫在部务会议上称，根据现存档案材料统计：“从1930年到1953年，苏联全国有三百七十七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人受到政治迫害，有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被处以极刑（遭枪杀）。”〔6〕
执政二十多年，七十八万人被判死刑，数字并不高。我国一些学者据此得出结论：并不存在什么大清洗，所谓斯大林大肃反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然而，这些研究者忽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苏联内务部留下的档案不能反映全部死亡人数。俄罗斯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包括档案被销毁情况）。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34年联共（布）十七大代表一千九百六十六人中，有一千一百零八人因反革命罪被捕；他们绝大多数悲惨地死于集中营和监狱中。由于这些党代表不是直接死于被判的死刑，他们的死亡就不能进入七十八万这个数字中。类似的情况相当多，前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沃尔科戈诺夫上将在担任苏联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期间“有权查阅所有档案馆资料”。他说：“在1937和1938这悲惨的两年里，照我的看法，大约有三百五十万至四百五十万人遭到镇压，其中有六十万至八十万人死去是判了死刑的。此外，还有相当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7〕
数字没有声音，不论是四百五十万还是三百五十万（哪怕是七十八万），谁能听到“牵衣顿足拦道哭”？
图哈切夫斯基的母亲在集中营既哭儿子，又哭媳妇。老人家还不知道，她的另外两个儿子也被枪决了。斯大林对每一个“政敌”的家庭都是采取斩草除根的方法，似乎从中发现了乐趣。加米涅夫被枪决后，接着是他的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尚未成年）以及他的兄弟、弟媳妇被枪决〔8〕。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主席）自杀后，他的妻子被捕入狱，三个孩子有两个被判死刑〔9〕。沃兹涅先斯基（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被处决，他的弟弟、姐妹也跟着全都被枪毙〔10〕。图哈切夫斯基的一家总计倒下了十个人——妻子、两个弟弟、三个妹夫被枪毙〔11〕，母亲和一个妹妹死于集中营，女儿（独生女）斯维特兰娜在少年监狱染上重疾，出狱不久就病死了。外甥女玛丽娜因缺乏亲人照料，很小年纪就患了肺结核，后来也病死了。三个妹妹、两个弟媳全被判刑，其中一个妹妹在集中营里蹲了十八年，1955年才获自由。侄儿安德列被敖德萨儿童保育院收养。这是一个专门收养“人民公敌”孩子（孤儿）的保育院。卫国战争爆发后，这个保育院的五百多个孩子被疏散到恩格斯市，到达时只剩下一百二十个〔12〕……是什么深仇大恨需要让每一个“前战友”家破人亡？斯大林的残忍已经接近了人性恶的底线。
因基洛夫一案列宁格勒州有三千二百多名党政干部被捕。基洛夫女秘书拉祖尔金娜原是三十岁的美丽妇女，从集中营获释后变成了白发苍苍的“祥林嫂”，牙齿全掉光了，两眼直愣愣的。她不管碰到什么人翻来覆去就是这段话：“我在集中营蹲了十九年……我的丈夫被枪毙了……我的两个孩子都死在卡拉干达儿童监狱。我到卡拉干达去过两次，仔细查过卷宗，没有找到什么线索，连张照片都没有留下……我的女儿叫卡金卡，儿子叫谢瓦……”〔13〕由于拉祖尔金娜已经呆傻，还把集中营看守唆使犯人们强奸她的事告诉给人听，赫鲁晓夫同情她的遭遇（拉祖尔金娜入党介绍人是克鲁普斯卡娅和斯塔索娃），后来让她当了苏共二十大代表。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受尽严刑拷打，被处决前仍拒绝作假交代。“他的刽子手们把柯秀尔的十六岁的女儿带到审讯室，当着父亲的面把他的女儿强奸了。此后，柯秀尔就在所有‘交代’上签了字，可是他的女儿被放出来以后卧轨自杀了。”〔14〕
为了使“犯人们”的精神更痛苦，斯大林在1935年想出一个举措——这个举措马克思、恩格斯知道一定要气昏过去。苏联政府在这一年颁布了一条新法律。该法律规定，十二岁以上（含十二岁）儿童犯偷窃等罪按成年人条例判罪，直至被判死刑（后来果然有许多起儿童枪毙案）。斯大林的这条法律是为即将开始的大清洗做准备的。他早预计到大逮捕浪潮之后必是儿童乞讨流浪潮，早颁布有关法律，可以做到有备无患。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主要还是想利用小孩胁迫大人。斯大林正确预见到在即将开始的逮捕浪潮中，一些重要的“犯人”决不会轻易就范，有了这条法律（对儿童判死刑），就可以利用他们对儿孙的疼爱、牵挂之心，对其进行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折磨，让他们愿认什么罪就认什么罪，要诬陷谁就诬陷谁。
1936年至1938年，苏联“许多大城市出现了这样一种可怕的现象：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自杀的事件不断发生。其中就有许多是被清洗掉的人的子女。他们在自杀前还常常给斯大林寄信诉说惨情，但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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