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使命 作者:[美]卡萝尔·卡特-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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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众多参加过情报收集、见识过多个机构在不同观点的指导下施行各自聪明的点子并能和高层人物接触的人，都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小型帝国。在战时，很容易弄到钱；如果知道诀窍也可以召集到人。很少有想法能付诸行动，宁可为了提高军事效率的愿望而大把大把地花钱。这也部分源于人们的一种观念，即人们不会为了节约1000万美元而愿意输掉一场战争。同时，军队也知道，如果一笔钱被节约下来，那下一笔预算就会被削减。
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松散运作方式使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参谋机构变得令人怀疑。而且美国战略情报局认为，他们不是很胜任而是更适合准备去做某种工作。这个组织中的每一个分支机构都有自己的任务。分析处收集文件并评估它们的价值。X…2主管反间谍并试图抓住间谍。士气操作处远东分部则试图用新的宣传途径去干扰日本人的士气。有一次分部找到一种东西喷在日本军官身上，让他们闻起来很臭，令他们丢脸。
美国战略情报局很多事都做得很好，如破坏活动的训练，组织国内的人四处战斗，乘坐小型飞机到处转移。这样就担负起了组织起一批人的任务，这批人诚心实意地想对战事有所贡献，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行动。科弗林把这种形式看成是多诺万行事风格的一个证明，而他个人通常都会以一种勇于冒险的方式处事。再如，最初曾想向史迪威证明美国战略情报局可以在其战区对战事有重大贡献的多诺万和卡尔·艾弗勒，还曾驾驶着小飞机兜风，驶过缅甸的日占区。这两个人加起来的重量要超过400磅，他们还一道乘坐一架载重量不超过250磅的飞机。后来，多诺万告诉科弗林，他做这一飞行违反了所有的安全规则，这样艾弗勒就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懦夫了。
一些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驻中国海军情报处把中国往内战之路上大大推进了一步，也对美国直接卷入中国内战有一定作用。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罗斯福对海军的特别偏爱给了迈尔斯以优势，如果杜鲁门是总统，蒋介石就会被迫答应让美国战略情报局自由行动，而不是在戴笠的监督之下行动。再有一些人认为，如果美国战略情报局能够渗入中国东北，那么日本关东军在这一地区的薄弱环节就可能被发现。结果，斯大林说苏联军队控制了这一地区，这还成了1945年2月雅尔塔会议讨价还价的筹码。
各类情报组织还是继续相互明争暗斗，甚至作战情报处都会憎恨那些越俎代庖的机构，下面这些情节就证明了这点。
美国战略情报局开始在目标城市散发传单，警告市民们在空袭来临之前疏散。史密斯上校在昆明大学主持一个艺术评比，给设计最好的传单50美元奖励，第二名给25美元奖励，第三名给10美元奖励。他想让中国学生去做这种设计，因为他知道他们可以使传单的主题与传统文化最有效地结合。获胜的设计被印刷在便宜草纸做的传单上。这传单上是一头肥猪，肥猪身上插着一把屠夫的刀。右上角是些鸟，寓意是如果你是一头肥猪，你可以感觉到刀的威胁，但如果你够聪明，你就应该像那些鸟一样飞走。另一些图片有一些美国标志的飞机，当然是用中文写着〃美国空军来了〃。运输机载着这些传单在城市上空投放。作战情报处发现美国战略情报局这样散发传单的做法后，他们告诉史密斯，说他愚蠢而且不爱国，因为在草纸上的宣传不专业，与第一流大国的地位不相称。作战情报处的宣传单则完全不同，是在华盛顿设计的，用的是很好的纸料。作战情报处去战区让他们命令美国战略情报局停止散发印着肥猪和鸟的传单。
这样的混乱和因为情报部门运作的相互交叠造成的低效，或许让〃迪克西使团〃显得比它本身应有的重要性更为重要。除了使团的运作是在迈尔斯和戴笠的指挥之下以外，使团的成员都来自于相互斗争的情报机构，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竞争并不妨碍他们的功能。这些代表不同规则的人把他们的报告汇总起来，主要是关于共产党破坏性武器和技术以及游击战的军火情况。
但根本的原因是，那儿有一个使团，戴维斯跟斯宾塞及斯特尔谈过，他们对〃迪克西使团〃的成立很感兴趣，不仅它会对战事有帮助，还因为它提供了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良好表现的绝佳机会〃。当〃迪克西使团〃到位后，来自它的报告看来证明了他们的想法。比如，雷·克劳姆莱在7月30日的报告中说，延安是主要的战役指挥运作的基础，在这报告后，包瑞德加了如下评论：〃在我看来，在延安设立一个战役指挥部的可能性只可能因为没有足够多受过训练的人能被派到那儿去而受到限制。〃斯特尔和科弗林的自信在他们1944年8月7日给R。M。霍尔（R。M。Hall）上校和威廉·雷·皮尔斯（WilliamRayPeers）中校的报告中显露无遗，重复了这种乐观的情绪，并说它〃可能可以完全保证为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运作而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包括）一个独立的交流和代理网络……并且（提供）用我们的方式训练的中国人员〃。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8）
但那些机构之间竞争产生的问题同样也在使团中反映出来，工作重复，而且也存在人们之间相互背后〃狗咬狗〃的现象。重庆的迪奇和延安的包瑞德之间的信件往来也可以看出这些问题，从雷·克劳姆莱试图把报告直接送到华盛顿而不是通过包瑞德或G…2总部也可以看出来。〃克劳姆莱似乎在这些报告中承担了很多事，〃迪奇写道，〃尤其是在推荐人获得勋章和提拔方面（也包括他自己）。〃既然如此，克劳姆莱就更大胆地提出要各种设备，要一个无线电操作员，还要求一个叫拉·东娜·安德森（LaDonnaAnderson）的速记员来为他服务。〃我必须要她在这里帮忙，〃克劳姆莱这样写道，〃她知道工作的诀窍。〃包瑞德把克劳姆莱描述成一个麻烦的制造者、一个不懂得如何指挥的军官和想建立一个美国战略情报局〃细胞〃的幼稚的人。科弗林把克劳姆莱调到G…2，解决了这一问题。他提醒克劳姆莱要向迪奇负责，同时还要向包瑞德负责，因为他还是属于〃迪克西使团〃的，并且所有的通信都要经过使团总部。科弗林巧妙地表扬了克劳姆莱的战斗工作，同时又提醒他，他既没有领导使团也没有人员供他调用。
克劳姆莱并不是使团中受到包瑞德批评的惟一的人。上校认为高林是〃一个很没有权威的军官，但他至少愿意用有限的能力尽力做到最好〃不像斯特尔〃能力很强却很懒〃。在迪奇收到这些评价之后不久，他向史迪威报告他去延安做了短期访问，并且他的总部与〃迪克西使团〃保持着很密切的接触。
从某种程度上说，〃迪克西使团〃和各类情报组织之间的问题在使团存在期间一直存在着。有时候对同一类型的组织也会存在正反两面的感情，就像斯特尔1944年10月27日给斯宾塞的备忘录中所表达的那样：
我的任务被称为〃目标分析〃，大概是代表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重庆的G…2已经要求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把关于〃迪克西〃之行的情况送给包瑞德和舒尔瑟斯（Schultheis）。这一方面是因为鲍勃和弗瑞德在昆明的独立地位，这是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给出的理由，也就是说因为空军第十四航空队不愿意加入一个去共产党方面的使团，因为这会卷入一些责任，也不喜欢加入任何由美国驻中国军事使团（AMMISCA…AmericanMilitaryMissiontoChina）负责的机构，这是战区猜测出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空军第十四航空队迟迟没有指定任何人，而且最终推荐了某些不被迪奇接受的人的原因。
迪奇上校决定派我去……因为我与AGFRTS的联系，认为我是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代表。从AGFRTS派遣到使团的计划向史密斯上校说明了，然后向AGFRTS说明了，但没有通报空军第十四航空队总部。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已经习惯了令战区不愉快，不喜欢这种不代表自己的代表……不过空军第十四航空队还是很渴望知道使团的成果的。
我的实际处境就变成这样：G…2和包瑞德上校认为我是代表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目标分析方面的专家。但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却声明他们在延安没有代表……（但）考虑到我，军官们总是会与他们联系，如果因为情报通过了G…2而延迟了到达的时间，他们也会很烦恼因为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常被战区困扰，对此非常敏感，而且G…2的人手又不够，这种可能性就更经常地发生在某种程度上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倾向于对我负责。
斯特尔还抱怨一些问题，如G…2在分发美国战略情报局提供的情报和报告的工作中表现不好。有时候，也可能会有一些情报是从不正式的渠道得来的，但〃我们在延安享受的大家的生活方式无助于按权力大小各司其职〃。不正式还会有其他一些后果。共产党对孙逸仙夫人非常尊重，并与在重庆的她频频通信。他们从延安用邮包装好转送信件。史密斯把信送到大使馆，再由他们转送到夫人手中，史密斯出于礼貌也没有问信来自什么地方。史密斯的父母是传教士，他精通汉语，出于好奇看过一两封信件，注意到信开头的尊称是〃亲爱的大姐〃。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北方运作时有时会和共产党产生一些矛盾。在这些情况下，〃迪克西使团〃通常都会充当调解人。1945年6月初，彼得金向迪奇汇报，四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翻译被抓住了，他们是在晋察冀地区经过交火后被缴械的。没有人受伤，与中国人相比，美国人的态度很恶劣。最终中国人被告知，这个分队的主要任务是与伪军联系并了解他们的态度，并看如果在他们的地盘上有军队行动，他们会做出什么举动。这个被捕的中国人不做翻译，但可以充当联系人，因为他自称熟悉当地人和当地的环境。
这个分队被称做〃猎犬〃，5月28日空降在阜平附近。这次空降看来是很成功的，但这一分队没有无线电设备，因此一直没有它的消息，直到后来延安方面说，这一分队在中国共产党的监狱里。尽管一直都在努力把这一分队解救出来，战区指挥部还为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但这些人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直到战争结束。共产党是在这一分队向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开火后把〃猎犬〃俘虏的。这些共产党人否认他们收到过这一分队要来访的通知，并颁布了一个命令，宣布从今以后任何身份不明的团体如果在这里出现，都会被同样处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得知美国战略情报局准备向一些在黄河北岸的伪军队伍投放武器和装备。他们反对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说，这些伪军只对付共产党而不打日本人。
在延安的情报收集（9）
直到战争临近结束，美国战略情报局还希望提高〃迪克西使团〃的级别，以便配备无线电设备网，并要求战区给使团更多的人员。魏德迈不答应这一要求，而是建议美国战略情报局要学会如果不是因为非常重要的事要尽量削减行动。
1945年8月中旬，当他们试图开始工作，也就是要占有和掌握城市的档案时，日本人投降了，所有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分队面临着与共产党的冲突。古斯塔夫·克劳斯（GustavKrause）当时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中国北方的头目，告诉赫普纳，他并不认为这些组织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8月24日形势开始明朗了，他的担心并非毫无依据，因为一个由约翰·伯奇、三个美国人、七八个中国人、两个朝鲜人组成的团体乘火车从桂林、安徽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地进发。25日他们遇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特遣队，伯奇和他们谈话，给他们一些西瓜，而他们则让美国战略情报局小组通过。伯奇的人发现他对共产党的态度非常〃严厉〃，但当他们告诉他，他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时，伯奇说，〃不用担心，我想看看共产党人是怎么对待美国人的。如果他们杀了我，我不在乎，因为如果那样美国会用原子弹阻止共产主义运动的〃。后来他们的小队又碰到另外两组士兵在毁坏铁路及电话线，他才愿意让中国士兵与他们同行，上尉董庆胜（TungChin…sheng）介绍了情况。
董去找兵站的一些士兵并要求见负责的军官。尽管士兵们比较好斗，但还是带他去见一个军官了。董告诉这个军官，他和伯奇的分队是属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