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劝学篇-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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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际┒�来。若改作学堂，则屋宇、田产悉具，此亦权宜而简易之策也。方今西教日炽，二氏日微，其势不能久存。佛教已际末法中半之运，道家亦有其鬼不神之忧，若得儒风振起，中华乂安，则二氏固亦蒙其保护矣。大率每一县之寺观取什之七以改学堂，留什之三以处僧道，其改为学堂之田产，学堂用其七，僧道仍食其三。计其田产所值，奏明朝廷旌奖，僧道不愿奖者，移奖其亲族以官职。如此则万学可一朝而起也。以此为基，然后劝绅富捐赀以增广之。昔北魏太武太平真君七年、唐高祖武德九年、武宗会昌五年皆尝废天下僧寺矣，然前代意在税其丁、废其法，或为抑释以伸老，私也；今为本县育才，又有旌奖，公也。若各省荐绅先生以兴起其乡学堂为急者，当体察本县寺观情形，联名上请于朝，诏旨宜无不允也。
其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一曰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西艺之医最于兵事有益，习武备者必宜讲求。才识远大而年长者宜西政，心思精敏而年少者宜西艺。小学堂先艺而后政，大中学堂先政而后艺。西艺必专门，非十年不成；西政可兼通数事，三年可得要领。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然讲西政者亦宜略考西艺之功用，始知西政之用意。一曰宜教少年，学算须心力锐者，学图须目力好者，学格致、化学、制造须质性颖敏者，学方言须口齿清便者，学体操须气体精壮者。中年以往之士，才性精力已减，功课往往不能中程，且成见已深，难于虚受，不惟见功迟缓，且恐终不深求，是事倍而功半也。一曰不课时文，新学既可以应科目，且与时文无异矣。况既习经书，又兼史事、地理、政治、算学，亦必于时文有益。诸生自可于家习之，何劳学堂讲授以分其才思，夺其日力哉？朱子曰：“上之人曾不思量，时文一件，学子自是着急，何用更要你教？”［《语类》卷一百九］谅哉言乎。一曰不令争利，外国大小学堂皆须纳金于堂，以为火食、束脩之费，从无给以膏火者。中国书院积习，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本意既差，动辄计较辎铢，忿争攻讦，颓废无志，紊乱学规，剽袭冒名，大雅扫地矣。今纵不能遽从西法，亦宜酌改旧规，堂备火食，不令纳费，亦不更给膏火。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每月核其功课，分数多者酌予奖赏，数年之后人知其益，即可令纳费充用，则学益广，才益多矣。一曰师不苛求，初设之年，断无千万明师，近年西学诸书沪上刊行甚多，分门别类，政、艺要领，大段已详，高明之士研求三月，可以教小学堂矣；两年之后，省会学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学堂矣。大学堂初设之年，所造亦浅，每一省访求数人，亦尚可得。三年之后新书大出，师范愈多，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若书院猝不能多设，则有志之士当自立学会，互相切磋，文人旧俗，凡举业、楷书、放生、惜字、赋诗、饮酒、围棋、叶戏，动辄有会，何独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学而缓之？古人牧豕都养，尚可听讲通经，岂必横舍千间，载书兼两而后为学哉？始则二三，渐至什伯，精诚所感，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昔原伯鲁以不悦学而亡，越勾践以十年教训而兴，国家之兴亡，亦存乎士而已矣。
学制第四
外洋各国学校之制，有专门之学，有公共之学。专门之学极深研几，发古人所未发，能今人所不能，毕生莫殚，子孙莫究，此无限制者也；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所习有定事，所知有定理，日课有定程，学成有定期，或三年，或五年，入学者不中程不止，惰者不得独少。既中程而即止，勤者不必加多，资性敏者同为一班，资性钝者同为一班，有间断迟误者附其后班，生徒有同功，师长有同教，此有限制者也。无事无图，无堂无算，师无不讲之书，徒无不解之义，师以已习之书为教则师不劳，徒以能解之事为学则徒不苦，问其入何学堂，而知其所习何门也；问其在学堂几年，而知其所造何等也。文武将吏，四民百艺，其学无不皆同。小学堂之书较浅，事较少，如天文、地质、绘图、算学、格致、方言、体操之类，具体而微。中学堂书较深，事较多，如小学堂地图则极略，仅具疆域山水大势，又进则有府县详细山水，又进则有铁路、电线、矿山、教堂，馀书仿此。方言则兼各国，算学则讲代数、对数，于是化学、医术、政治以次而及，馀事仿此。大学堂又有加焉。小学、中学、大学又各分为两三等，期满以后，考其等第，给予执照。国家欲用人才，则取之于学堂，验其学堂之凭据，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是以官无不习之事，士无无用之学。其学堂所读之书则由师儒纂之，学部定之，颁于国中，数年之后或应增减订正，则随时修改之。其学堂之费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入学堂者但求成才，不求膏火，每人月须纳金若干，以为饮食束脩之费，贫家少纳，富家多纳。其官绅所筹学堂之费，专为建堂延师，购书制器之用，不为学生膏奖。［亦有义学，以教极贫子弟，学生出赀甚微，然义学甚少，所教极浅］来学者既已出费，则必欲有所得而后归，学成之后，仕宦、工商各有生计，自无冻馁。此以教为养之法也。是以一国之内尝有小学数万区，中学数千，大学百数，由费不仰给于官，亦不尽仰给于绅故也，其善有三，出赀来学则不惰，志不在利则无争，官不多费则学广。苏子瞻沮新法学校之说曰：“必将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如西法所为，可无多费之虞矣。王介甫悔新法学校之误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如西法所为，可无变为学究之患矣。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用人之法，小异而大同，吾将以为学式。
广译第五
十年以来，各省学堂尝延西人为教习矣，然有二弊。师生言语不通，恃翻译为枢纽，译者学多浅陋，或仅习其语而不能通其学，传达失真，豪厘千里，其不解者则以意删减之改易之，此一弊也。即使译者善矣，而洋教习所授，每日不过两三时，所教不过一两事，西人积习，往往故作迟缓，不尽其技，以久其期，故有一加减法而教一年者矣。即使师不惮劳，而一西人之学能有几何，一西师之费已为巨款。以故学堂虽建，迄少成材，朱子所谓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者也，此二弊也。前一弊学不能精，后一弊学不能多，至机器制造局厂用西人为工师，华匠不通洋文，仅凭一二翻译者，其弊亦同。尝考三代即讲译学，《周书》有舌人，《周礼》有象胥、诵训，扬雄录别国方言，朱酺译西南夷乐歌，于谨兼通数国言语，《隋志》有国语杂文、鲜卑号令、婆罗门书、扶南胡书、外国书，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各新闻报为《海国图志》，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南海冯焌光于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时，创设方言馆，译西书数十种，是为中国知西学之始。迹其先几远跖，洵皆所谓豪杰之士也。若能明习中学而兼通西文，则有洋教习者，师生对语，不惟无误，且易启发。无洋教习者以书为师，随性所近，博学无方，况中国照会、条约、合同，华洋文义不尽符合，动为所欺，贻害无底。吾见西人善华语华文者甚多，而华人通西语西文者甚少，是以虽面谈久处而不能得其情，其于交涉之际失机误事者多矣。大率商贾市井，英文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文之用多。惟是翻译之学有深浅，其仅能市井应酬语，略识帐目字者不入等；能解浅显公牍、书信，能识名物者为下等；能译专门学问之书，［如所习天文、矿学，则只能译天文、矿学书］非所习者不能译也，为中等；能译各门学问之书，及重要公牍、律法深意者为上等。下等三年，中等五年，上等十年，我既不能待十年以后译材众多而后用之，且译学虽深，而其志趣才识固未可知；又未列于仕宦，是仍无与于救时之急务也。是惟多译西国有用之书，以教不习西文之人，凡在位之达官，腹省之寒士，深于中学之耆儒，略通华文之工商，无论老壮，皆得取而读之，采而行之矣。译书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译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销流必广，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矣。［此可为贫士治生之计，而隐有开物成务之功，其利益与石印场屋书等，其功德比刻善书则过之。惟字须略大，若石印书之密行细字，则年老事繁之人不能多读，即不能多销也。今日急欲开发新知者，首在居官任事之人，大率皆在中年以上，且事烦暇少，岂能挑灯细读？译洋报者亦然］王仲任之言曰：“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沈；知今不知古，谓之聋瞽。”吾请易之曰：知外不知中，谓之失心；知中不知外，谓之聋瞽。夫不通西语，不识西文，不译西书，人胜我而不信，人谋我而不闻，人规我而不纳，人吞我而不知，人残我而不见，非聋瞽而何哉？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若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阅报第六
李翰称《通典》之善曰：“不出户、知天下，罕更事、知世变，未从政、达民情。”［元文“民”作“人”，乃避唐讳］斯言也，殆为今日中西各报言之也，吾更益以二语曰：寡交游、得切磋。外国报馆林立，一国多至万馀家。有官报，有民报。官报宣国是，民报达民情。凡国政之得失、各国之交涉、工艺商务之盛衰、军械战船之多少、学术之新理新法，皆具焉。是以一国之内如一家，五洲之人如面语。中国自林文忠公督广时，始求得外国新闻纸而读之，遂知洋情，以后更无有继之者。上海报馆自同治中有之，特所载多市井猥屑之事，于洋报采摭甚略，亦无要语。上海道月有译出西国近事，呈于总署及南北洋大臣，然皆两月以前之事，触时忌者辄削之不书，故有与无等。乙未以后，志士文人创开报馆，广译洋报，参以博议，始于沪上，流衍于各省，内政、外事、学术皆有焉，虽论说纯驳不一，要可以扩见闻、长志气，涤怀安之酖毒，破扪龠之瞽论，于是一孔之士、山泽之农，始知有神州；筐箧之吏、烟雾之儒，始知有时局，不可谓非有志四方之男子学问之一助也。方今外侮日亟，事变日多，军国大计、执政慎密，不敢宣言，然而各国洋报早已播诸五洲，不惟中国之政事也，并东西洋各国之爱恶攻取、深谋诡计，一一宣之简牍，互相攻发，互相驳辨，无从深匿，俾我得以兼听而豫防之，此亦天下之至便也。然而吾谓报之益于人国者，博闻次也，知病上也。昔齐桓公不自知其有疾而死，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大抵一国之利害安危，本国之人蔽于习俗，必不能尽知之，即知之亦不敢尽言之，惟出之邻国，又出之至强之国，故昌言而无忌。我国君臣上下果能览之而动心，怵之而改作，非中国之福哉？近人阅洋报者，见其诋訾中国不留馀地，比之醉人，比之朽物，议分裂、议争先，类无不拂然怒者，吾谓此何足怒耶？勤攻吾阙者，诸葛之所求；讳疾灭身者，周子之所痛。古云士有诤友，今虽云国有诤邻，不亦可乎？
变法第七
变法者，朝廷之事也，何为而与士民言？曰：不然，法之变与不变，操于国家之权，而实成于士民之心志议论。试观曾文正为侍郎时，尝上疏言翰林考小楷，诗赋之弊矣［文集卷一］，及成功作相以后，若力持此议，当可成就近今三十年馆阁之人材，然而无闻焉，何也？大乱既平，恐为时贤所诟病也。李文忠尝开同文馆，刊公法格致各书矣，以次推行，宜可得无数使绝国，识时务之才，然而曲谨自好者相戒不入同文馆，不考总署章京，京朝官讲新学者阒然无闻，何也？劫于迂陋群儒之谬说也。夫以勋臣元老，名德重权，尚不免为习非胜是之谈所挠，而不睹其效，是亦可痛，可惜者矣。又如左文襄在闽创设船政，在甘创设机器织呢羽局，沈文肃成船政，设学堂，与北洋合议设招商局，丁文诚在山东，四川皆设制造洋枪枪弹局，此皆当世所谓廉正守道之名臣也，然所经营者皆是此等事，其时皆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