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伍长负责。什则由十家组成，由什长负责。
一如史学家柏杨揭示的那样：“帝国的领导人，上至嬴政大帝，下至包括宰相李斯在内的高级官员，都精力充沛，具有活泼的想像力。……做出几乎比此后两千年大多数帝王所做的总和还要多的事。”近代的政治改革家谭嗣同有证：“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毛泽东也发出了“历代皆行秦政治”的感慨。可见，勤劳的秦始皇和他富有想像力的臣子所设计的这一卷恢弘蓝图，对于此后中国命运的发展所起作用有多大。
5、王气十足的秦始皇不懂管理
汉初政论家贾谊认为，秦之速亡的原因是“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因此，他提出一个很有意义的命题：“取与守不同术也。”“取”是战争、是进攻、是夺取，“守”是安定、稳定、保全。换用现代的话语方式诠释，秦始皇的失败在于用创业的暴力惯性来进行经营管理。一如当前某些短命企业的创业英雄一样，秦始皇也是一个不懂管理的创业型领导。
在结束了“兵革不休，士民疲敝”的战乱局面下，秦始皇并没有从一个创业者适时实现管理者的角色转换。帝国的统一是依靠相对强盛的国力，采用武力统一的。其间有不少血腥战斗、阴谋诡计。在快速统一后就面临着如何治理国家的现实。他那随着战胜攻取而膨胀起来的战争思维不但没有及时冷却和及时得到置换，反而在一片关于“成功盛德”的颂歌里飘然起来，明显表现出面对治世的应对缺陷。
今天，缺乏远景是很多企业短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方面，秦始皇并无过失。他在创立帝业之初，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远景设计，“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不过对于这一基业长青的美好愿望，如何实现它，却心中没底。秦始皇付出极大的努力，却只是建立起靠武力支撑、貌似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结构系统。嬴政沉湎于帝王极端权力的嗜欲之中，忙于皇帝至高权力威势的刻意营造。“群臣上书奏事一律要采用‘臣冒昧死言’的格式”，可见一斑。这张辐射全国的中央集权制大网，正是其权力张扬的工具。权势的过度膨胀实际在窒息着封建统治权力系统内部的自我调节能力，大大降低了体制本身应付社会变化的弹性，因而常常会引发统治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当统治权力威势达到相当高度的时候，也就埋下了权力危机的种子，并且随着权势趋于极端的发展，权势崩塌危机的趋势愈烈。这正是一个适度分权的管理问题。
秦始皇被世人诟病的最大把柄莫过于焚书坑儒。其实焚书坑儒的动机也是很好的。一向破旧立新有创新精神的始皇，对旧势力当然决不妥协。当时除了秦以外六国各有其思想文化体系，不少六国遗族在统一后利用思想文化体系的差异谋求反对帝国秩序。焚书坑儒的目的就是实现帝国思想文化体系的惟一性，与任何时期任何统治者的目的都一样。
秦始皇三十四年，淳于越在朝议中批判王朝统治，提议师古，分封同姓王以屏藩。始皇“下其议”，反对师古分封，引起朝廷的辩论。李斯认为私学有害于大一统，有损“主势”和“法令出一”应予以禁止。秦皇“可其议”，于是有焚书之事。可以说，焚书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观点不一、主张分歧引发的。以淳于越、王绾为代表的儒生，希望实现政治仁道化，希望自己的学说能付诸实行。而秦始皇当初重用这些儒生的目的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希望他们能尽力为其集权统治服务。两者的意图发生冲突。冲突本来可以温和的化解，可是秦始皇最终选择极端做法。
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审视，焚书坑儒反映了一个沟通不畅的管理问题。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始皇偏听李斯一人，别人的意见在起点上就输了一筹。揣摩君王之心，阿其意，顺其志，正是李斯仕途腾达的秘诀之一。秦王曾因郑国间秦一事而下逐客令，人皆受撵，惟李斯紧紧抓住秦王欲兼并天下之野心，慷慨陈词：“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结果，“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复李斯官。卒用其计谋”。李斯因祸得福，从此青云直上。这样的人以唯上为出发点，只会助纣为虐。
其次，始皇也缺乏管理者必要的耐性与胸襟。发现有不同意见就“焚书”，有人抵触就“坑之”。这种武断做法，是对人才的极其不尊重。当时，被坑的人，相当一部分都是“高知”。这些人在战时可能作用不大，但是和平时期，对于抚慰民心却是极为有用。始皇就因为他们的异议，一味铲除，残暴之外，堪称愚蠢。
坑儒的结果，并未起到巩固秦王朝统治的目的，却造成大批人才的流逝，使高管内部的关系破裂，削弱了秦王朝的统治基础。
对于异己的人才如此暂且不论，始皇对于南征北战有功于帝国的实力派人才，也采取了敷衍的态度，致使下属对其颇有微辞。大将尉缭就曾经说过：“秦王这个人，高鼻梁，大眼睛，老鹰的胸脯，豺狼的声音，缺乏仁德，而有虎狼之心，穷困的时候容易对人谦下，得志的时候也会轻易地吃人。我是个平民，然而他见到我总是那样谦下。如果秦王夺取天下的心愿得以实现，天下的人就都成为奴隶了。我不能跟他长久交往。”
秦始皇一直对自己的帝业充满忧患，然而这种忧患并不等于我们现在倡导的危机意识。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对待外族的态度上，虽然秦始皇把他们赶出了中原，但接下去的长远对策就多少有些可笑。修个长城把自己一圈，圈子中间是中国，圈子外面是外国，自以为“皇图永固”了。这样做，除了束缚自己的发展降低了自己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之外，其作用为以后的历史证明，收效甚微。
在远景渗透上，秦始皇采取的形式化宣传做法，根本不奏效。战争刚一结束，秦始皇就首先宣布了山东六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同时，他还着手确立秦王朝的正统地位。战国时流行五行学说，所谓“五德始终”。这种学说认为，五德相克，导致朝代更迭，虞舜为土德，夏朝为木德，商朝为金德，周朝是火德，虞、夏、商、周各占一德，都是历史上的正统朝代。秦始皇推论五德始终说，以为周得火德，水克火，秦代周，所以秦朝应得水德。于是颁布新的“正朔”，以十月初一为一年的开始，表示新朝代的诞生，并把黄河改名为“德水”。按五行学说，水德具有黑暗阴冷，严酷无情的特征，于是秦朝以黑色为上，衣服旗帜皆为黑色，明确秦朝得占水德，也就肯定了秦朝的合理性。秦始皇又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告祭天神地祗，把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的正统地位进一步确立起来。
始皇还采取了强迫性的广告宣传。这种与今天广告“标王”铺天盖地的王婆卖瓜式相仿的做法，似乎秦的子民并没有买账。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到东方去巡视郡县，登上邹县峄山。在山上立了石碑，又跟鲁地儒生们商议，想刻石以颂扬秦之德业，商议在泰山祭天、在梁父山祭地和遥祭名山大川的事情。于是登上泰山，树立石碑，筑起土坛，举行祭天盛典。下山时，突然风雨大作，始皇歇息在一棵树下，因此赐封那棵树为“五大夫”，接着在梁父山举行祭地典礼，在石碑上镌刻碑文。后沿着渤海岸往东走，途经黄县、腄县，攀上成山的顶峰，登上芝罘山，树立石碑歌颂秦之功德。南行至琅邪山，十分高兴，曾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月。
史书对此有记载：秦王兼有天下，建立名号称做皇帝，亲临东土安抚百姓，到达琅邪。列侯武成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林、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随从着在海上一起议论皇帝的功德。都说：“古代的帝王，土地不超过千里，诸侯各守受封之土，朝见与否各异。互相攻伐侵犯，暴乱残杀不止，还要刻金镂石，立碑夸耀自己。古代五帝三王，知识教育不同，法令制度不明，借助鬼神之威，欺凌压迫远方，其实不称其名，所以不能久长。他们还未死，诸侯业已背叛，法令名存实亡。当今皇帝统一海内，全国设立郡县，天下安定太平。显明祖先宗庙，施行公道德政，皇帝尊号大成。群臣齐颂皇帝，功德刻于金石，树作典范永恒。”
事实上，除了簇拥他的大臣们一片附和声外，并无百姓的认可。秦始皇的长子扶苏曾进谏说：“天下初定，远方的百姓还没有安下心来，诸位先生都诵法孔子，陛下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望陛下三思。”秦始皇怒扶苏多嘴，把他轰出咸阳，让他到北边的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去执行监军任务。不仅士人，百姓也在怨恨秦始皇。楚地流行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歌谣，诅咒秦王朝灭亡。始皇三十六年（前２１１年），东郡（今河南濮阳一带）落下一块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了一行字：“始皇帝死而地分。”秦始皇知道后，派遣御史追查刻字人，由于无人承认，便把陨石附近的居民全部杀死，然后销毁陨石。尽管如此，朝野的怨恨不能稍减。
6、法家胜也？败也？
许多人把中国两千年来的治国史看成是“内法外儒”，意思是说，口头上都大肆宣扬儒家思想，行动上却实践法家思想，或者通俗地说，就是“两手都要硬”，一手抓法家思想，一手抓儒家思想。这个硬道理是后继者从秦始皇的“统治偏瘫”病总结而来的。
始皇独独青睐法家，在依法得天下之后，又依法治天下，从而让法家从百家争鸣中脱颖而出，红极一时，因此，法家可以说是胜者。然而大秦帝国的衰落，与采用法家思想“苛政于天下”不无干系，法家又可以说是失败了。
汉朝独尊儒术，从此儒家独步历史的舞台，法家成了没有名分的幕后杀手。距离韩非时代整整两千多年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再次提出了反对儒家思想的口号。从历史的长河来看，也难以给法家胜也败也一个定论。
史册有证，秦自孝公以后的历代君主，几乎都是“法治主义”者。这种传统的形成并非因为秦国的君主代代都是天生的“法治主义”者，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商鞅变法使“法治主义”在秦国扎下了深深的根。
公孙鞅第一次向秦孝公说以“帝道”，秦孝公昏昏欲睡，怪他是“妄人”；第二次说以“王道”，秦孝公仍不感兴趣；第三次说以“霸道”，秦孝公愈听愈朝前靠，听得有味，“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听了几天，还要听。
于是公孙鞅得君行道，大变其法。
他的基本理论是：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非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诸至德者，不和子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
公孙鞅的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又最成功的一次变法。但是他自己最后被兔死狗烹，车裂以殉。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一个历史讽刺。
真正把法家推向独尊地位的是韩非。韩非在批判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学习吸收了法家前辈和道家前辈的思想，将法家思想发展到了一个巅峰，牢牢地吸引住了秦始皇。
韩非原是韩国的国姓爷，可是没有机会得君行道，于是他出了一本十几万字的书，以抒抱负。这书很快流传到秦国，被秦始皇看到了，秦始皇深为喜爱，当即表示“但恨不见古人”。李斯说：“韩非不是古人，是我的同学。”于是，秦始皇就向韩国发兵抢人，就这样，韩非到了秦国。为了得到一个人才而专门发动了一场战争，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秦始皇是多么重视韩非的法家理论。但到了秦国，韩非被秦始皇捧了一阵，便因为李斯的妒嫉，冤陷而死。韩非死后十二年，秦始皇统一了天下。这是法家思想胜而提出者亡的第二个历史讽刺。
究竟，法家的什么魅力打动了秦始皇呢？
其一，法家的政治理想是寻找一个具有“法治”思想的铁血君王，让他去收拾天下的残局。在法家看来，一个平易近人、感情丰富，或者一个慈悲为怀、懦弱无能的君王，根本无从承担起推行“法治”的重任。这位铁血君王应是这样的英雄：他能够用最强力的手段去奴役民众，然后使民众获得解放。据法家说，寰宇要想“大定”，海内要想“清一”，苍生要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