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衰败的12条法则-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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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赵宋防弊之政给其军事造成的损害最为严重，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军事实力，使其在辽宋军事力量对比上居于劣势。“守内虚外”的政策一直延续到北宋灭亡，将收复之事搁置一旁，故终北宋之世，燕云失地也未能收复。
2、帝国最大的政治疑案
赵匡胤之死及其弟赵匡义之即位，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或“斧声烛影”）与“金匮之盟”这两桩北宋初年最大的政治疑案，成了历史上的“千古之谜”。
正史中没有赵匡胤死亡的明确记载，《宋史·太祖本纪》中的有关记载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受命杜太后，传位太宗。”因此他的死为历史留下了又一桩悬案。
司马光《湘山野录》中记载，开宝九年十月，那天天气极为寒冷，宋太祖赵匡胤急唤他的弟弟晋王赵匡义进入寝宫，宋太祖斥退旁人，只留下他们两人自酌自饮。酒过三巡，已是夜深了，他见晋王赵光义总是躲在后边，极其害怕，自有几分得意。见殿前雪厚几寸，便用玉斧刺雪，还不时对他弟弟说：“太容易了，真是太容易了。”当夜赵光义依诏没走，留宿于禁宫。第二天天快亮时，禁宫里传出宋太祖赵匡胤已经死了的消息。赵光义按遗诏，于灵柩前即皇帝位。历史上所谓“烛光斧影”的疑案就指此事。
近年有些中外史学研究者提出，赵匡胤实为病殁。日本学者荒木敏一在《宋太祖酒癖考》一文中认为，赵匡胤素嗜酒，可能是得了高血压脑溢血之类的急病，抢救不及，才一命呜呼的。学者刘洪涛对此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既然宴会在宫内，太宗是仓促应召，宴席左右不曾离人，太祖入睡时无异状，又有侍寝守护，说是受了太宗谋害，就不可思议了”。“赵匡胤的死因是遗传性家族病，即是由于躁狂忧郁病愈后，又患了脑动脉破裂（脑溢血）症。”所以他的死亡实是病殁，不足为怪。因此，太祖之死并非太宗所杀，而“烛影斧声”之谜及历史传说，乃是后人捕风捉影的虚妄猜测。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太祖是太宗所杀。太祖之死极有可能是赵匡义在酒中下毒所致。酒中下毒是宋太宗的惯用手法，赵匡义早在开宝初年就结交豪俊，图谋不轨。到开宝九年（976年），他认为时机已到，就利用进宫饮酒之机，在酒中下毒，杀了宋太祖。也有人从宋太宗好色这一事实出发，指出，宋太宗因调戏太祖宠妃费氏，被太祖发现，遭到斥责，太宗乃起而杀兄，篡夺了皇位。
如果说宋太宗未杀其兄，那他是怎样登上皇位的呢？学者侯扬方认为，太宗即位并无太祖顾命，实属自立，他之所以顺利而毫无阻碍地登上皇位宝座，其原因就在于太祖统治时他有着显赫的地位。太宗年轻时曾参与策划陈桥兵变，有开国之功，后又为开封尹，封晋王，位尊权重，恩宠无比。而唐末到宋初，太子制度废置近百年，朝廷多以亲王兼京尹为储君。随着反对太宗即位的赵普罢相，太宗为亲王京尹俨然居储君之位。其时太祖诸子已成年出阁，但均未封王，更无太子之位，太宗故得以于太祖猝后无顾命而顺利入继。
如果说宋太宗弑兄篡位，那原因何在？皇权再分配不均，是赵匡义弑君杀兄、篡位夺权的一个原因。赵匡胤统治十七年，极力强化中央集权，但对其弟赵匡义发展私人势力缺乏应有的警惕。宰相赵普虽曾劝他除去匡义，但未被采纳，致使最后赵匡义起而杀掉其兄，登上皇位。在对待北汉、契丹的政策上，二人存在着严重分歧，这是另一个原因。另外，围绕着是否迁都洛阳的问题，也加深了赵氏兄弟之间的矛盾，而“烛影斧声”事件的出现，则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太宗篡权成功的原因：太宗蓄谋已久，太祖毫无思想准备；太宗选择了最好时机；太宗在宫中收买、安插了内线。太宗弑君杀兄，篡位夺权，在封建社会实属大逆不道，他自知难以服众，因此，除笼络收买当时的文人学士外，还想法为自己的即位制造合法的根据：所谓“金匮之盟”、“手足之情”、“天命所归”、“真命天子”。
关于“金匮之盟”，据文献记载，是说赵匡胤的母亲杜太后在临终前要赵匡胤按立长的原则，在死后把皇位传给其弟匡义，再由匡义传给廷美，并要宰相赵普写成盟书，藏之金匮，交宫人密藏，所以又叫“昭宪顾命”。研究者们大都认为“金匮之盟”是伪造的，也有人认为所谓“金匮之盟”，实际是宋太宗的杜撰和虚构。
侯扬方认为，应考虑到宋初方承五代之乱，当时不仅北方的契丹占据燕云十六州，威胁中原，而且中央集权局面尚未形成，四方割据，强藩军权未削。在此形势下，需要一位有丰富阅历及威望的君主，来承担君临天下、统一四方的重任。而继太祖后君位非太宗莫属，德昭难以胜任。太祖实际上是出于现实的需要，才以太宗为亲王京尹居储君之位，何况太宗又有开国之功。而昭宪太后临终前有此顾命，是有可能的。
无论是真是假，却都体现出一种扑朔迷离的宫廷暗斗，其政治影响与社会影响却是深远的。
我们探讨一下“烛影斧声”与“金匮之盟”两件政治疑案对后世的作用和影响。太宗处心积虑，夺得帝位，而皇位继承之谜，又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因此，宋太宗心理压力极重，急于建威树望，关注于防范内患，结果威望未建，而内患频作，导致无暇顾及政治大计，仅能循太祖之政而行，是以太宗时期，尽管经济文化均有发展，但积贫积弱之势已现，给大宋后世带来了莫大危害。
3、政治名医王安石的寂寞
历史上著名的变法：
战国初期楚国吴起变法、秦国商鞅变法
汉代王莽变法
唐代杨炎改制，推行两税法
宋代范仲淹“庆历新政”
明代张居正改革
清代百日“维新变法”
改革家在中国一直是悲剧性的、千古以来大多屡遭非议、谤声不断，更不幸的是身首异处者有如商鞅。不过，追论成功与失败，它们曾经存在于历史就不会了然无痕，至少为今天的改革者们提供了经验与教训，让这些不畏艰难的后来人，沿着漫漫的变革路，继续走下去。
北宋帝国、星汉灿烂，气象万千，已然处身于中国文化的高峰处，然而，繁华背后，内忧外患，积重难迈。于是，一场希求破旧立新的变革就应运而生了，只是它一路走来步履蹒跚。而就在变法几十年后北宋王朝还是承受不了千疮百孔的命运，终于掩埋在了历史的废墟中，却将这段道不清功过是非的往事，永远地留给后人去评说。
公元1068年，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正月，36岁的宋英宗病逝，年轻的皇太子赵项继承大统登上皇位，是为宋神宗。史书记载说，这位皇太子是个志向非凡的人，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张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它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只是，这样敢作敢当的人才又该向何处求呢？
正是这样的历史潮流把王安石推向了政治的前台：他进取的姿态与改革的主张与神宗无疑一拍即合。于是，从熙宁二年（1069年）到九年，他陆续施行了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将兵法等一系列新法，涉及面广泛，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史称“熙宁变法”。
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一个意气风发的臣子，抱着相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共同构筑着富国强兵的理想。若说是时代的要求促成了变革的诞生，那么也正是这场变革才成就了他们这种非凡的气度。列宁很赞誉王安石，称之为“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然而从变法开始，王安石就遭遇到了同僚的反对。这其中既有不满王安石为人而反对变法的，如在苏洵眼里，王安石日常一些怪异的行为就是一种奸诈的伪装，甚至写了一篇被认为是针对他的文章，题目就叫《辨奸论》；也有对变法应该如何“变”这一问题持不同看法的人，像苏轼便希望渐改渐进，而不是“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更有力主“祖宗之法”不能变的保守派，比如司马光。此外，新法也触犯到了宗室、外戚的利益，因而招致他们强烈的不满，并抓住一切机会毁新法。自从新法颁行之后，各地就不断有异常的自然现象出现，如京东、河北突然刮起大风，陕西华山崩裂，一时间人心惶徨。于是有人把这些说成是上天对人间的盛告。同时在历史上也就留下了一幅图打倒了一位当朝宰相的故事。据《宋史·王安石传》载：熙宁七年，北方大旱，民不聊生。神宗为此忧心忡忡。正在此时，一位叫郑侠的官员向神宗上了一幅《流民图》，图中描绘了无数百姓流离失所、卖儿鬻女的惨境，并上言：“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神宗深受震动，遂罢王安石为观文殿大学士。
苏轼曾言：“法相因而事有成，事有渐而民不惊。”可惜的是，什么是“民不惊”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加上人类天性中本就无法肃清的因循守旧的基因，都使得改革者们在尝试变革的道路上始料未及地发现，他们满腔的热忱从新法开始那天起，就已经与背叛、流离彼此相系了。
熙宁八年，神宗又复用王安石。但这时，变法派阵营早已分裂，昔日的战友曾布和吕惠卿或离去或反目。而神宗这位少年天子经过近10年的磨炼也日趋成熟，不再事事依靠王安石，君臣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加上自己的爱子在这期间病逝，心力交瘁的王安石终于在熙宁九年再度辞相，挥泪离开了他主持的变法事业，也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应该说，变法曾一度使国力得到提高。但长远来看，其弊端也日益浮出水面。比如，均输法与市易法原本是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却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批发与零售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此外，王安石冒失地启用了一大批急功近利的新人，也导致了变法声名狼藉。
1085年，宋神宗病逝，“熙宁变法”因政局为之一变，而以失败告终。元元年（1086年），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突然离世。
理想终归是虚幻的，即使生着双翼也并不能轻而易举地飞越与现实之间的鸿沟。不过，历史始终是公正的：即使新法当时存在不少失误，但我们仍能在后世许多当权者推行的政策里隐约看到它们的身影，至少从某些方面说明了王安石也是有远见的。王安石主持的“熙宁改制”本来已经初步改变了宋初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却遭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变法最终还是流产了。
4、欲罢还休的积贫积弱
自从钱穆在《国史大纲》里提出宋代“积贫积弱”说以来，人们几乎都将它看作是宋王朝的基本特点，最近有不少大陆学者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并不符合事实。比如，陕西师范大学的李裕民教授就曾经多次撰写文章，探讨过这一问题。他认为，如果从综合国力考虑，宋不仅不能说弱，还应该说是相当强的。
“积贫”顾名思义就是长期的贫困。从整个国民经济看，宋朝并不“贫”。首先看一下农业状况。唐代耕地为620万顷，宋代524万顷，宋代疆域虽然比唐朝小得多，耕地却比唐还多。在土地开发的程度上，宋已超越了唐，最能反映农业发展水平的是宋代单位面积产量很高。宋代的手工业也非常发达，宋代的铁的产量之多超过了英、法两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总和。商业的繁荣更是有目共睹，城市坊区被打破，商店再不受城坊的限制，大量市镇兴起，开封、杭州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繁华的大都市。海外贸易大发展，指南针的发明和广泛运用，宋钱成了许多国家的通用货币，至今亚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经常出土宋钱，即是明证。宋代经济发展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不少人将“积贫”解释成政府贫，即指财政长期出现赤字。事实上，宋代政府财政收支的具体状况并非长期赤字。北宋太祖、太宗、真宗时期，一直是收入超过支出，仁宗初期和中期仍然如此。清代王夫之就在《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四十一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既以是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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