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第5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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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已是3月11日深夜，大家都已疲惫不堪，于是决定休会，次日再作计议。
　　　　次日上午9时，双方继续举行案情分析会。上海专案组侦察员老卢提出了一个主意：
“小龙”潜来上海既然是为养伤，那她一抵上海首先必须治疗，要治疗就必须进医院，
进医院就得填病历卡，河不从这上面试一试？即使查遍全市各个医院，范围也是有限的。
　　　　众人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于是立刻散会，两人一组拼成了十个小组，配备摩托车，
划分地块，马上开始调查。
　　　　当时，上海卫生系统有个规定：患者求医，病历卡由各医院挂号室保管，只给患者
一个门诊号，凭号付费领病历卡。这个规定无意中给“2·28案件”的侦查提供了方便。
使侦察员每到一个医院，都能很容易地调阅今年3月1日以后新开的病历卡（据分析，
“小龙”肯定使用新开卡）。上海的医院很多，从市级一直到区级、街道（地段）级加
起来共有二百多家，还不包括十个郊县的县级、镇（公社）级医院。二十名侦察员一天
跑下来，只查一百来家医院，并未发现线索。
　　　　当晚，几个头头脑脑开碰头会，认为侦查思路是对头的，但鉴于时间紧迫，需要增
大侦查力度：从次日起，增派十个小组投入调查；同时，急电通知十个郊县公安局，由
各局安排专人去境内各医院卫生院调查，所有工作必须在一天内完成。
　　　　这样，到3月13日晚上，侦查触角已经伸遍了全市市区、郊区大大小小的每个医院，
但是，反馈过来的情况却令人无法乐观：竟是没有一个女青年去诊治左脚大脚趾骨折的！
侦察员皆大惑：难道侦查思路出了问题？一时间，会议室议论纷纷，许多人的观点倾向
于“小龙”并未来上海。“先锋厂”方面的刘城、李平几个头头，闻言神色都变了，如
果真是这样，那么这个案件便重新成为“无头案”了，侦查难度之大使人不敢想象。
　　　　这时，倪炯敏开口了，问上海专案组组长：“老邵，你们上海有没有企业医院？”
　　　　邵冬锋闻言，先是一怔，继而恍然大悟：“有企业医院！对！
　　　　对！对！漏了这一块！”
　　　　所谓“企业医院”，是指一些拥有万名职工以上的大型企业自己办的医院，当时上
海颇有几家，这种医院由企业自己管理，与卫生系统没有行政关系。一般说来，除非军
工企业，其他企业医院都对外开放，社会上的居民只要付费，就能去看病治伤。企业医
院的规模、设施相当于郊县的中心医院，治“小龙”那样的骨折完全胜任，因此，不能
排除她去哪家企业医院治伤的可能。对于警方来说，这是落实这个侦查思路的最后一个
机会，自然紧抓不放。邵冬锋当即下令：“往各个局打电话，查明全市共有多少企业医
院以及具体地址。”
　　　　这个指示马上得到了落实，十来分钟后便有结果报来：全市共有十一家企业医院，
其中海军军工企业的那家对外不开放。邵冬锋说：“好事不隔夜，马上去人一家一家
查！”
　　　　当天午夜时分，侦察员在位于杨浦区的上海第二钢铁厂医院内查到了一起可疑病历。
那是3月1日以来全市推一诊疗的一起女青年左脚大脚趾骨折的病案，病历卡上写的姓名
是“谢宝贞”，二十四岁，住址是临青路188号；是3月3日去二钢医院治疗的。去调查
的侦察员当即请二钢医院总值班把那天给“谢宝贞”治疗的外科医生张磊接来，请这位
三十来岁的女医生提供那位骨折病人的特征。张磊每天接待病人，已经记不得这么一个
女青年了。于是把病情提了提，这才想起来，也说得比较笼统。这时，邵冬锋打来电话，
说：“问医院拿她的X光片子，调过来作比较。”
　　　　侦察员带回了“谢宝贞”的X光片子，请市局的一位资深法医将“先锋厂”方面带
来的那张X光片子一比较，马上得出结论：受伤位置、伤势完全一致。警主于是立刻作
出决定：传讯“谢宝贞”！
　　　　但是，病历卡上的地址“临青路188号”并非居民住家，而是一家单位——上海第
十九毛纺厂。查了该厂职工名单，并无“谢宝贞”其人。侦察员商量下来，随即去管辖
派出所查临青路188号附近的居民户口底本，也未发现“谢宝贞”其人。看来，“谢宝
贞”和“小龙”一样，是一个杜撰的名字。侦查进行到这里，线索断了！
　　　　再次举行案情分析会，侦察员经过一番讨论后认为：“小龙”既然在上海十一家企
业医院中选择二钢医院去治疗，自有原因，多半是她对这家医院比较熟悉，或者以前曾
去看过病；而把家庭住址定在临青路188号，从逻辑推理角度来说，也绝非偶然，至少
她是知道那里是这么一家工厂。临青路188号和二钢医院所在的宁国路同在杨浦区，相
距不过两站路。“小龙”对那块区域比较熟悉，估计多半原是杨浦区眉州街道或者平凉
街道的居民。据此，警方决定立即在这两个街道内开展暗查。另外，再次派员去二钢医
院，向张磊以及给“谢宝贞”拍X光片子、上石膏的医生详细了解有关情况。
　　　　警方迅速召集眉州街道、平凉街道各里委会治保委员开会，当场介绍了查缉对象的
特征，要求治保委员回去立刻进行秘密查摸，务必在当天晚上前完成此事，将结果报来。
所有参加侦查的侦察员都对这项调查寄予着很大的希望，但是，到晚上8点钟当最后一
个里弄报来调查结果时，他们失望了——这两个街道总共大约八万居民中并无类似“谢
宝贞”这样的一个人物。
　　　　与此同时，对二钢医院张磊等二位医生的调查也在进行之中。
　　　　侦察员找了外科医生张磊、放射科医生富一迪，但是两人无论怎么回忆，也想不出
和“谢宝贞”接触时对方说过什么有侦查价值的话语。这样，有希望提供线索的只剩下
一个人了——上石膏的辛宁医生。辛宁这天休息，去苏州游玩了，要隔天才能回来。几
个头头交换了意见，决定连夜派警车赴苏州找其调查。
　　　　侦察员驱车抵达苏州，找到辛宁下榻的亲戚家时，已是凌晨1时多了。辛宁没有思
想准备，乍见侦察员又惊奇又紧张，连听都没法听清来意，好一阵才定下神来，连连点
头答应“回忆回忆”。他看了侦察员带去的病历卡上自己记下的处理记录，忽然兴奋起
来，拍着大腿叫道：“记起来了！有这么一个姑娘，她是虹口区的！”
　　　　哦！侦察员闻言大喜，但因前面一次次希望都落了空，所以对眼前这一幕还有点半
信半疑，为首的李平小心翼翼地向对方请教：“辛医生，你怎么知道她是虹口区的？”。
　　　　“她家就住在我家隔壁弄堂！”
　　　　哦！侦察员又惊又喜，忙向辛宁请教是怎么回事。辛宁说出了3月3日他和“谢宝贞”
接触的经过：那天上午，骨折病人特别多，一会儿就来了七八个，最后一个是“谢宝
贞”。偏偏只有辛宁一个人当班，只有一个护士学校的实习生做他的下手。那个实习生
手脚很慢，惹得辛宁满腹生火，却又不能发泄，但脸面上肯定是很不好看的。“谢宝贞”
甚是乖巧，见状便过来帮忙。她做下手倒比那个护校实习生利索，使辛宁的火气渐渐平
息了下来。轮到“谢宝贞”上石膏时，后面只有一个病人了，辛宁便和她闲聊起来。她
见桌上有一个印有“红星毛巾厂”的杯子，便问辛宁家里谁在那个厂工作。辛宁说他妻
子在该厂工作，反问对方怎么知道“红星厂”的。
　　　　“谢宝贞”脱口而出：“我家就在‘红星厂’后门口。”
　　　　辛宁家也住在那一带，便说了地址。“谢宝贞”看上去感到很高兴，说她拆石膏就
不到医院来了，直接去辛宁家拆。辛宁当时答应了。
　　　　侦察员听罢，提出了一点疑问：“你看了她的病历卡吗？那上面写着地址，你有没
有发现跟她说的不相符合？”
　　　　辛宁摇摇头：“我没看。我们上石膏的只记病史，不开处方，所以一般是不看病历
卡封面的。”
　　　　调查结果报到设在上海市公安局内的“2·28案件”临时侦查指挥部，几个负责人
大喜，当即拍板：立即传讯！
　　　　3月15日早晨7时许，十多名便衣警察悄然来到虹口区红星毛巾厂后门外的弄堂里，
将“谢宝贞”家团团包围。居委会小组长上前叩门，来开门的是“谢宝贞”的姐姐，她
见门外站着几条大汉，不禁一怔，还没等她回过神来，侦察员已经一拥而进。客堂间里，
一个中高身材、皮肤黑黑的姑娘站在桌前，正提着热水瓶往杯子里倒水，见有人闯进来，
她马上把热水瓶放回原处，盖上瓶塞，尖着嗓子喝问：“你们干什么？”
　　　　她一边说话，脚下一边往里间挪步。但两个侦察员已经挡住了里间的门，另外两个
逼上去，看了看她上着石膏的左脚，二话没说，马上揪住，扣上手铐，押了就走。
　　　　“谢宝贞”被押进上海市公安局的审讯室时，倪炯敏、刘城、李平已经等待多时了。
审讯立即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皮勇。”
　　　　“年龄？”
　　　　“二十二岁。”
　　　　“你的职业？”
　　　　“我是知青。”
　　　　“在哪里插队落户？”
　　　　“内蒙古自治区陈巴尔虎旗。”
　　　　“怎么来上海？”
　　　　“上海是我家，我在内蒙古待着没劲，就回来了。”
　　　　“几时回来的？”
　　　　“早就回来了，去年夏天就回来了。”
　　　　刘城换了个话题：“今年春节你在哪里过的？”
　　　　“上海。”皮勇面不改色。她受派遣潜入中国活动前，克格勃的谋报专家给她拿过
主意：据可靠情报（估计可能是分析皮勇叛逃时的情况所作的结论，而不是情报）。你
的叛逃并未被内蒙古方面察知，那匹马未被中国边防军抓住，逃回本屯了。你如果落网
也完全不必害怕，一口咬定是内蒙古知青就是了。皮勇吃了这么一枚定心丸，所以真的
不害怕。
　　　　接下去又审了几个问题，皮勇都是信口开河回答的。这样，审讯便告一段落，安排
皮勇吃早餐，她提出要喝酒、未获准，弄了一碗牛肉面给她吃。
　　　　邵冬锋率人拘捕皮勇后，随即对皮勇住处进行了搜查，未搜出“2·28案件”密件
或者其他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侦察员请示临时指挥部后，将皮勇全家人暂移居委会居
住，将皮家封闭，派人昼夜看守。与此同时，邵冬锋布置几名侦察员分头找皮勇家人和
邻居了解皮勇的情况，掌握了至关重要的一个时间情节：皮勇自去年3月离沪赴内蒙古
插队后，直至今年3月2日方才返沪，中间未和家里人通过信。
　　　　邵冬锋把这个情况带回市局后，刘城、倪炯敏当即决定立刻接着审讯。原以为在摊
出这个证据后，皮勇会举手投降，被迫承认作案情况。殊不料她对警方祭起的这个“法
宝”根本不当一回事，“九供不离一辞”，始终咬定自己是去年夏天就返沪了。问她为
何家人、邻居都不能为此言作证，她冷冷一笑，反问“我怎么知道”。
　　　　审讯再次告一段落，众侦察员聚在一起讨论应当如何对付皮勇。议了一阵，倪炯敏
猛然想起从“先锋厂”带来的留在从邝裕祥家里抄出的毛线帽里的那根女性长发，不禁
大喜，笑道：“有了，让科学鉴定来说话吧化验那根毛线帽里的头发！”
　　　　此言一出，全室鼓掌。于是当即去皮勇那里取了一根头发，连同从“先锋厂”带来
的那根头发，一起送往市公安局技术处作比照鉴定。鉴定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两根头发
是属于同一个人的。至此，已经完全可以认定皮勇是“2·28案件”的作案者。
　　　　三审皮勇，这个扒手出身的克格勃特工仍然咬紧牙关不肯松口。这次审讯特请上海
市公安局预审处的一位资深预审员出马，整整持续了十四个小时，但是，皮勇连自己的
特工身份都坚不承认，“2·28案件”更是一问三不知。
　　　　临时指挥部经过紧急商议，决定分两步走，一步是继续提审皮勇，开展政策攻心和
人道感化，力争使案犯如实招供。一步是立刻开始组织力量对皮勇3月2日返沪后的行踪
进行严密的调查，对她抵沪后至被捕这段时间内的活动内容列出一张时间表，并且要查
明她所接触的每一个人的情况。
　　　　后一步行动，警方共出动了四十六名侦察员，昼夜不停连续转了三天四夜，查清了
皮勇抵沪后的活动情况：从3月2日抵沪后，3月2日即去二钢医院治骨伤，上石膏后三天
未出门、遵医嘱卧床休息。从3月6日开始，在弄堂及附近马路闲逛，走访同学、朋友，
称自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