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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墅，就作为一些中央领导人及中共文革小组部分成员的临时下榻处、这段时间，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顾问的康生就住在这里，这辆“上海”轿车中的
乘客就是奉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的命令来拜见康生的。
“上海”轿车驶到钓鱼台国宾馆大门口，停了下来，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迎上前去，
查看通行证后，方才放行。轿车驶进大门，迎面是一座巨大的水泥屏墙，上面有用红漆
临摹毛泽东主席颇有特色的笔迹书写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轿车顺着用道绕过屏
墙，往里行驶了一会儿，在一幢别墅前停了下来。从车里下来一个身穿人民解放军陆军
干部制服的中年男子，此人姓许，是中央文革小组抓专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许某下车
后，从公文包里取出江青手写的便条，走进别墅，递给了一个秘书模样的工作人员，对
方看了看，便把他引进了客厅。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身穿紫色毛衣、外罩丝棉背心的康生走进了客厅。许某连忙迎
上，做自我介绍后，说：“康老，江青同志再三叮嘱要我代她向您老问候！”
康生“唔”了一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随手做了个姿势示意许某坐下。
许某坐下后，用恭敬的目光望着康生，小心翼翼地开腔道：“康老……”康生不客
气地打断道：“你的来意，江青同志在电话里已经讲过。现在，我给你十分钟时间，计
你把有关情况说一下！”
许其额外沁出了冷汗，公鸡啄米般地连连点头：“是！是！我把情况向康老汇
报……”许某奉命求见康生，是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案。
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大体情况如下：“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鉴于当时
处于民族存亡的紧急形势，急需大批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干部分赴各地开展工作，于
是决定让安子文等六十一名被捕后关押于国民党“北平反省院”内的党的干部按照国民
党的规定办手续出狱。这些干部遵照党中央指示出狱后，积极投入工作，对革命事业做
出了巨大贡献。此事当时经中央集体讨论所决定，所以这六十一人在历史上应当说是清
清白白的，安子文在解放后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长。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却有人提出了“安子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中央文革小组遂决定进行专案调查。然
而，专案调查的工作却开展得疙疙瘩瘩，不甚顺利。江青听许某汇报后，指手画脚发号
施令道：“这事应当去向康老请教，康老是专案问题的专家、权威，没有搞不定的专
案！”
于是，许某便来钓鱼台拜见康生了。
许某把调查情况择要汇报完，正好十分钟。康生听了，在镜片后面转动着眼珠子，
嚅动着嘴唇嘟哝道：“没有章法……战线铺得过宽……没有找准知情人……”见许某打
开本子准备记录，马上阻止：“不许记录！”
许某连忙合上本子，连钢笔一起放进公文包。
康生突然问：“你会写文章吗？”
许某不知所措地回答：“凑合着写过几篇，不过水平极其有限他还想往厂说，却被
康生打断了：“搞专案就像写文章！要有材料，有了材料还要会取舍。取舍，懂吗？”
许某茅塞顿开：“晤，懂！懂了！”
康生打了个哈欠，掏出手帕，摘下眼镜拭泪水，边动作边说：“‘北平反省院’的
事，你去找一个人，这个人姓张，弓长张，以前在‘北平反省院’管档案的。凡是进过
反省院的人，他应该都清楚他们在里面的表现；。这个人解放初期住在天津，不知道现
在还在不在。可以通过公安机关去查一查，听说他很会刻图章。”
其实，康生说得出此人的姓名、地址，就在几年前，他还派人去天津向那人“借”
过一幅米芾的字。但是，即便是江青本人来问他，他也只会说这些，这是康生风格，也
是阴谋家的风格。
许某离开钓鱼台后，立刻去见江青，把康生的话详细说了一遍。
当天晚上，江青给公安部长谢富治打电话，要求由公安部出面查张××这么一个人。
谢富治回答：“江青同志，没问题，不论死活，都一下给您找到！”
江青的话有些不合逻辑：“我要活的！查到这个人后，给我押到北京来！”
谢富治只好点头：“好的。”
但是，谢富治没有料到，就在他下命令让天津市公安局查找张××时，这个人已经
被人打伤，送进了医院。行凶者，正是两个月后越境逃苏的傅索安。
傅索安，1949年6月5日出生于天津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医生，母亲
是一家科研单位的英语文字翻译。傅索安从小就长得很漂亮，她的周岁照片曾被照相馆
放大后陈列在橱窗里。从生下来直到1968年，傅索安曾拍过不少照片，有的还请人画上
了彩色。这些照片，在博索安后来越境叛逃后，都被她的父母付之一炬了。
二十年后，比傅索安小七岁的弟弟傅索强曾凭他少年时的记忆对1968年时的傅索安
作过了一个白描式的叙述：“她个头很高，大约不会少于一米六七；不胖不瘦，好像体
重在五十四至五十五公斤之间；脸形是鸭蛋形的，五官长得很端正，分布得很均匀，黑
白分明的眼睛大而亮，看起人来总闪着光波，眼睛上部长着一对浓黑的月牙眉。她和当
时的同龄人一样，爱穿一套草绿色的军装，右臂套着个红袖章，剪得很短的头发上压着
一顶军帽。”
根据这个叙述，可以想象傅索安当年乃是一个比较俏丽的高个姑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傅索安是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她在班级里担任着班干部、英语课代表，又是共青团支部副书记，是一个很具号召
力的活跃分子。傅索安喜欢看书，这个习惯又使她养成了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
因此，她考虑问题往往比她的同学要深些广些。正因为如此，所以傅索安在“文化大革
命”伊始别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的一般教师时，她已经在写“制定和忠实执行‘资
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区、市教育局长头头的大字报了。当她的同学跟着炮轰教育局头
头脑脑时，她已登上火车去了北京，成为8月18日毛泽东主席首次接见的红卫兵中的一
员。接着，傅索安开始了“革命大串连”。她的串连有别于当时绝大多数红卫兵，不是
游山玩水式的，而是一种社会调查。三个月中，傅索安的足迹走到了新疆、内蒙古和东
北三省，不但去城市，还下农村，她甚至还在内蒙古农村认了一位“干娘”，这个举动
为她的越境外逃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有利因素。
1966年底，傅索安回到了天津。其时，她的母校已经山头林立，全校初高中各班级
林林总总总共有二十多个“造反兵团”、“战斗团”之类的造反组织。傅索安岂是甘于
寄人篱下之徒，所以断然谢绝了几个同班、同年级组织拉其入伙的邀请，自己发起组织
了一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横空出世”与同校其他造反组织相比，具有一个鲜明
的特点：其成员打破年级界限，从初一到高三都有，而且不限家庭出身，“红五类”、
“黑七类”一视同广，只要本人有革命决心、造反干劲。这样一来，许多被排斥在造反
组织大门之外、从心底里渴望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学生，都纷纷投奔“横空出世”。
傅索安鉴于当时特别讲究“家庭出身”，而自己并非出生工农兵家庭，底牌不硬，
所以在讨论总部领导班子时，采劝让贤”方针，把司令、副司令的位置统统让给别人，
她只担任常委，为七人领导班子之一。
但是，傅索安这个常委却有着决定整个“横空出世造反总部”方针大略的权力。她
所让贤推举的司令、副司令都是初一、初二年级的学生，视她为大姐姐，所以，在常委
会上她的话往往是一言九鼎，说一不二。根据傅索安的布置，“横空出世”在不到半年
的时间里，就以文武手段取消、兼并了本校的十四个造反组织。到1967年8月，“横空
出世”的成员已达一干一百多人，成为全校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造反组织。
“横空出世”兼并其他“造反兵团”、“战斗团”时，提出的是“革令大联合”的
口号，所以，在把对方的人马编入自己的花名册时，不得不将人家的头头列入总部领导
班子。那几个后来的常委、委员都是高二、高三年级的学生，年龄上可做傅索安的哥哥、
姐姐，资历也毫不逊色，造反又比傅索安早，所以他们对要听傅索安的号令自是心有不
甘，口有微词。而“横空出世”原先的领导班子中，也有人对傅索安心怀不满。渐渐，
这两部分人半公开半秘密地勾结起来，经过一番密谋，于1968年元月初的一天，突然在
总部全体委员会议上发动袭击，提出改组领导班子，并当即实施。结果，傅索安在毫无
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解除了常委职务，会议念其创建组织有功，保留她的总部委员的
头衔。
傅索安被这个突然袭击搞了个措手不及，气得发昏。当天晚上，她独自缩在卧室中
的床上，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冷静分析面临的情势。此刻，傅索安可以作三个选择：一、
接受这个事实，在委员这个位置上仍干她的造反事业。二、退出“横空出世”，从此不
问造反之事，当逍遥派。三、仍留在“横空出世”，和新领导班子斗一斗。
傅索安经过一夜考虑，最后决定作第三个选择。
当天下午，傅索安以个人名义在“横空出世”总部里面贴出了一份大字报，题目是：
《一次触目惊心的政变》。这份长达三千余字的大字报里，披露了上一天那个全体委员
会议的内幕，傅索安愤怒地指责：“一小撮阴谋家”搞这次“政变”是“别有用心”，
是“干扰革命斗争大方向”，是“帮了一小撮阶级敌人及走资派的忙”，等等。
天底下所有的水面都是不平的，傅索安这份大字报一贴出来，马上有人响应，写大
字报、小字报和标语表示支持傅索安。支持者共有五人，三男二女，姓名分别为：金国
安、费磊、李白波、王慧珍、陈冬芳。这五人都是傅索安当初发起成立“横空出世”时
的积极响应者，也是总部的第一批成员，自称“老造反”，一向是傅索安的支持者。
这一炮在“横空出世”内部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许多红卫兵暂停和对立派的
“派仗”，将注意力转向本组织内部。总部新领导班子见势不妙，立即作出反应，又是
座谈会，又是大字报，又是广播，向众部下说明事实真相，阐述观点，安抚军心，稳定
形势。
傅索安及其五名支持者自然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也是大字报大
标语忙个不停。六人决定抱成一团，和本组织头头坚决斗争到底。金国安提出：“我们
干脆成立一个战斗队，名义上属于总部下面的，实际上是独立的。”
“对！”李白波、王慧珍等人表示赞同。
傅索安考虑下来，说：“不用成立战斗队，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名称，这个名称仅是
代表我们有统一的观点。这样，别人支持我们时不必心存顾虑，被头头疑为已经参加我
们的组织。”
金国安想想也是，便点了头。其他几位也赞成。众人便开始商量名称，但是，议来
议去都是“战犹酣”、“丛中笑”、“愕未残”、“试比高”、“百万雄师”之类，仍
像战斗队的名称，似不合适。最后，还是傅索安一锤定音：“他们是头头，高高在上，
如在山头。我们处在底下，似在山脚下，干脆就叫‘山下派’！”
“山下派”的出现，令“横空出世”的头头脑脑大为头痛。当时，“横空出世”已
成为整个天津地区的大对立派系一派中的一个分支组织，作为“学生军”，有着其他工
人、财贸、农民、机关干部、公检法等造反派所不具备和无可替代的作用，“横空出世”
自有自己的任务。但自从有了“山下派”，总部不得不分出若干力量专门应付、反击，
消耗了大量精力。1968年2月间，“横空出世”总部曾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山下派”
问题。有常委曾主张将“山下派”开除，但讨论下来却找不到理由：傅索安等人只是对
几个常委有意见，并非反对总部的斗争大方向，光靠这点难以开除，否则可能会动摇军
心。
但也不可能长期容忍“山下派”的作为，常委会反复讨论，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子；
限制“山下派”写大字报、标语的纸张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