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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

毛泽东的语言技巧 作者:不详-第4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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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和被压迫阶级有义战。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来反对压迫者的战争,都是义
战。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义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各国人民的
革命是义战。中国的反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义和团战争,辛亥革命战
争,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至现在的土地革命战
争,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都是义战。在目前的全中国抗日高潮
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义战将遍于全中国,全世界。凡义战都是互相援
助的,凡非义战都是应该使之转变成为义战的,这就是列宁主义的路线。

毛泽东仅仅根据《孟子·尽心下》中“春秋无义战”一句话,引发出这样多
精采的议论:从春秋时无义战,引发出当时的帝国主义无义战,又引发出中
外一切革命战争都是义战,最后引发出凡义战都互相支持、把非义战转变为
义战。这些议论,真是谈笑风生。毛泽东像这样根据引文的内容大量引申或
发挥重要议论的情况是很多的,特别是在《矛盾论》中,这种情况更多,诸
如根据列宁关于事物由“对立”成为“同一”及怎样成为“同一”的观点,
发挥出矛盾转化的一大篇议论;根据列宁的“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而“对
立的斗争”是绝对的观点引发出各种矛盾相对稳定和绝对变化,以及斗争、
转化过程和条件等一大篇议论,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

毛泽东用引用的内容作为自己观点或作法的根据的同时,他还常常通过
对引用内容中关键性词语的生动解释来引发出更生动的议论,从而进一步证
明自己观点或作法毋庸置疑。例如,他在1940 年2 月20 日在延安宪政促进
会上发表演说时说;

(顽固分子)顽固到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要开大会,“促”他一番。
这个“促”字是哪里来的呢?是谁发明的呢?这不是我们发明的,是一个伟
大人物发明的,就是那位讲“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的老先生发明的,
是孙中山先生发明的。你们看,在他的那个遗嘱上面,不是写着“最近主张
开国民会议,。。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吗?同志们,
这个“嘱”不是普通的“嘱”,而是“至嘱”。“至嘱”者,非常之嘱也,
岂容随随便便,置之不顾!说的是“最短期间”,一不是最长,二不是较长,
三也不是普通的短,而是“最短”。要使国民会议在最短期间实现,就要“促”。
孙先生死了十五年了,他主张的国民会议至今没有开。天天闹训政,把时间
糊里糊涂地闹掉了,把一个最短期间,变成了最长期间,还口口声声假托孙
先生。孙先生在天之灵,真不知怎样责备这些不肖子孙呢!(《新民主主义
的宪政》)

这段话的观点是,对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一再拖延召开实现全国
民主的国民会议就要“促”。毛泽东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的话,是说孙中山就
主张“促”。这说明毛泽东言之有据,并非胡诌,然而,毛泽东并未止于此,

他又对孙中山遗嘱中的“至嘱”、“最短期间”作了别出心裁的解说,进一
步强调“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最后还据此生发出对孙中山那些“不肖子
孙”(指蒋介石)如何违背孙中山意愿的一大篇议论,更是妙趣横生,具有
极强的战斗性。

毛泽东借引用的词语进行引申发挥时,往往还结合实际情况作别开生面
的议论。例如,有的同志因争评级别待遇未达到目的而流泪时,他批评说:

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
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
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有泪不轻弹是对的,
伤心处是什么?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危急存亡的时候,那个时候可
以弹几滴眼泪。至于你那个什么级,就是评得不对,你也要吞下去,眼泪不
要往外头流,要往里头流。世界上是有许多不公道的事情,那个级可能评得
不对,那也无须闹,无关大局,只要有饭吃就行。(《坚持艰苦奋斗,密切
联系群众》)

这段话中,根据引文中的“男儿”仿造出一个“女儿”,根据“只因未到伤
心处”仿造出“只因来到评级时”,这都是运用仿化法对引文作的发挥;另
外,又解释了什么是“应该伤心处”,什么时候可以“流几滴泪”,除此之
外,还讲一些无原则的小事就“无须闹”的道理,这些都是引申性的议论,
并且引申得都十分自然、生动。

以上所说的各种引申性议论,实际上都属于借题发挥,它们的“题”都
是各种引文。除此以外,毛泽东还经常引用一些反面内容,把它作为批判或
反驳的根据。这方面情况,人们较为熟悉,这里不必多说;其中有的引文是
为了作为对比或陪衬性的材料,有助于突出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比如,他用
孔子仅仅有“贤人七十,弟子三千”这个事实,来说明延安青年比孔子的弟
子要多得多;用孔子的学生不能从孔子那里学得更多的劳动技能的事实,来
说明延安青年更进步,能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这都是把孔子及其学生的史实
引用作为对比和陪衬来使用的。又如,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毛泽东借
“伊索寓言”里”农夫与蛇”的故事,用“蛇”比喻假意友好的美国侵略者,
告诫诚实的中国人不要“怜惜蛇一样的恶人”,等等,也是把引用的内容作
为反面材料来使用的。

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运用引用法,有一个标准,这就是完全根据实际
需要。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需要,他就引用,甚至可以多引,哪
怕是一个人的言论,他也不怕多引,否则就少引,或竟连一条也不引。据笔
者印象,《毛泽东选集》(1—4 卷)中所引用的内容,对孙中山的言论引用
得最多,而且基本上都是原引或全引。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毛选”四卷
中的文章和讲话,与国民党和蒋介石论战的篇数比较多。孙中山是国民党的
领袖,国民党尊之为“国父”,蒋介石又总是宣称他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
人”,但他们却是背叛孙中山和他的新三民主义的人。毛泽东更多地引用孙
中山说过的革命言论与国民党蒋介石论战,自然最有力量。

另外,对于同一人同样内容的言论,只要他认为需要,毛泽东也不惜反
复引用。例如,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有这样的话:“在中国,
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

的优点之一。”这两句话,毛泽东在他写的《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
党人〉发刊词》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三篇文章中都引用过。这是因
为斯大林的话对毛泽东闸述有关问题是十分典型和必要的缘故。不过,为了
避免行文呆板,他在不同的文章或讲话中引用同一条引文时,往往有所变化。
试比较下面对同一条引文的不同引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

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学习和时局》)

对于同样一条经典言论的引用,毛泽东竟然使用了两种不同的引法。列宁所
说的话的原文,见于《列宁全集》第25 卷《共产主义》一文,该文中列宁在
批评匈牙利共产党员贝拉·贡时说:“他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
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引用这条言论时,用的是意引法,“本质”、“灵魂”
等词语在前,“具体分析”等词语在后;在《学习和时局》一文中引用这条
言论时,用的是截引法,“具体分析”等词语在前,“本质”、”灵魂”等
词语在后。然而,这两种引法,均与原文原义相符,但又显得灵活而富于变
化。

后记

作者生于旧社会,以曾经生活于毛泽东时代而感到光荣。毛泽东逝世以
后,一直想写点什么,以示纪念;但由于各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为了继
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更重要的是出
于对毛泽东的崇敬,终于下定决心,撰写一部较为系统的关于毛泽东语言艺
术的评著。现在,全部书稿算是完成了,似乎了却了十多年来的一桩心愿,
然而随之又感到一阵怅惘:这部书稿的内容深度与最初的设想差距甚大,未
能充分和有力地揭示出毛泽东语言艺术的底蕴精髓。这是不是由于受到刘勰
所说的“方其拟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和“意翻空而易奇,
言征实而难巧”(《文心雕龙·神思》)这样的规律制约所致呢?细想起来,
有一些,但也不完全是。作者为能力、资料和时间等主客观条件所限,因而
不能尽加人意,原是意料中事:但更为关键的原因则是,毛泽东语言艺术的
确有如本书《代序》标题所说的那样:“仰之弥高,钻之弥深。”毛泽东语
言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对毛泽东语言艺术展开准确而
全面性的研究,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几乎令人望而却步;即使主客观条
件完全具备,即使只是从某一个角度单纯地去研究它,某一个人在短时间内,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作者研读过毛泽东的一部分文章和讲话之后不久,便意
识到了这一点;在研究和撰写的具体过程中,就更加感到吃力。如果作者当
时稍有犹豫,就会停止研究,中道辍笔。这部书稿,只是在当初决心的支持
下,才得以最后完成。据此,尽管在研究和撰写的具体过程中,未曾丝毫怠
慢偷懒,但对它也不敢寄有太高的希冀:只要它能对青年朋友多少有所裨益,
同时能以此稍微告慰毛泽东的在天之灵,则我愿足矣。

本书第二章的主要内容是在周慕珍同志协助下撰写的,其中有些内容由
她执笔;我的朋友方东同志细心地校阅了全部书稿,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
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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