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技巧 作者:不详-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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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章或讲话的人，没有人不认为他的语言是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
其根本原因是他敢于宣传和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倾
向。他的语言爱憎分明，是非清楚，表述明朗，绝对不会让人产生“此亦一
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印像，因而指导性和战斗性都很强。即使是他用文言
写的文章（如《体育之研究》、《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
告》、《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以及部分书信）和所有的学术论文（如《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
主义论》等）也都写得观点明确，事理清晰，表述得明白如话。其中理论层
次较高的哲学论文（如《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的基本内容，之所以
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普及面之广，甚至超过了中国古今一切职业哲学家
的著作，其重要而直接的原因之一，便是由于他的语言具有高度的鲜明性。

毛泽东语言所具有的突出的鲜明性，既体现在其语言的内容方面，也体
现在形式方面。在内容的鲜明性方面，主要包括善于提出新颖而尖锐的观点
和问题，并且使之具有针对性；在形式方面，则包括分明的条理性、鲜明的
句法和词法技巧、风格的通俗化等。关于分明的条理性问题，也属于语言的
严密性和逻辑性问题，我们已经在第二章有关内容中有所述及；关于通俗化
问题，作为毛泽东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已在第一章中作了系统介绍，下
面仅就内容、句法、词法等几方面内容，对毛泽东语言的鲜明性加以评述。

一内容的鲜明性

1。明确地提出观点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观点（包括基本主题和小主题）
都是清楚的，从不含糊其辞，吞吞吐吐。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得出来。

①观点新颖，标新立异
对人们长期未能认识或认识模糊的问题，毛泽东往往能够提出独到的见
解，从根本上加以回答。例如，在1940　年以前，关于什么是“国体”和在中
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国体”的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
闹清楚”。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所谓“国体”，实际上“只是指的一个问题，
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究竟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占有统治地位，
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把世界上国家体制
划分为三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几个革命阶
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他根据当时的实际，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几个阶级
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常
用“国民”这个名词来“隐瞒”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这是一种欺骗，因
为“国民”一词虽然可用，但是不应该包括反革命分子和汉奸在内，而应当
对他们实行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对“国体”、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体”，对“国民党”、“民国”一类问题和事物持有
糊涂观念的人来说，显然是十分鲜明而又深刻的。当然这是他运用阶级观点
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结果。

毛泽东还常常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揭示事物本质，从而提出新的看法。
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中，按规定，共产党员只能占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有
的人认为，只有共产党员人数更多，才能掌握政权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却说，
取得领导权的关键，是那“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
“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
受我们的建议”，“所谓领导权”，既不在于“有更多的人数”，“不是要
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抗日根
据地的政权问题》）。在一定限度内，人数多少，是形式问题，而党员的质
量及其领导效率，才是本质问题。对于如何掌握领导权问题，由于毛泽东透
过现象抓住了本质问题，因而提出了新颖而又深刻的观点。

毛泽东不仅能对像上面那样重大问题提出新颖而深刻的观点，就是对一
般问题也往往能提出胜见新解。请看他是怎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的：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
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百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
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这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由于既抓住了矛盾的环节（即问题的实质），
又是一般人们心中所有但笔下或口中所无的看法，因而也是新颖而深刻的。

毛泽东还很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新事物或新问题，并借以提出新的观
点。延安时，他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新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

之后，便发现以往一切旧文学艺术上一直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
而创造历史的人民“却成了渣滓”，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他
发现了新问题；杨、齐所编导的新戏舞台上，人民成了主宰，统治者成了反
面人物，他认为这是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
此旧剧开了新生面”，甚至还认为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他发现了新的事物；所以他“希望”（即主张）今后要“多编多演”新剧，
并且使之“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他提出了崭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当
然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因此排斥那些带有人民性的旧戏。据1944　年1
月9　日《致杨绍萱、齐燕铭》，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②观点尖锐，不搞折衷
当毛泽东“与人无争”的时候，其文章和讲话的观点经常是新颖而深刻
的，因而也是鲜明的，当与他人观点有分歧或与论敌进行论争的时候，他所
发表的观点则不但新颖而深刻，而且也是十分尖锐的，这就使他的观点更加
鲜明了。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李维汉（和笙）都是新民学会会员，1919　年
蔡、萧、李均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　年他们先后给毛泽东来信，都主张新民
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毛泽东回信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
张相合”，表示完全赞同；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蔡和森主张，
应该实行暴力革命（即十月革命的方法），而萧、李则主张采用“和平和教
育”（即议会）的方法。毛泽东回信说，“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
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对
于诸会友的分歧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观点明确，
毫不折衷。

当毛泽东与论敌进行论争的时候，其观点更加崭露锋芒。1927　年湖南农
民运动大规模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荡涤着旧世界，震撼着封建制度
的根基，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对农民运动进行大肆诬蔑和责
难，他们诽谤农民协会办事人是“痞子”，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和
“惰农运动”，“糟得很”。毛泽东根据实地调查研究，有理有据地奋力加
以反驳。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
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曾成就过的奇勋。”他还指出，包括
农会办事人在内的农民中的主体——贫农，也不是什么“痞子”，而是“革
命先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请看，毛泽东对论敌的反驳，哪
里有一点“温良恭俭让”式的客气态度呢？

毛泽东对欺骗性反动行为或言论的揭露，更是一针见血。1939　年德、意、
日法西斯为发动第二次肚界大战而大造反革命舆论：日本帝国主义叫嚷，发
动战争是为了“永久和平”；希特勒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民族自决”。
英、法一些国家的首脑也有意歪曲战争的真相：张伯伦叫嚷，发动战争是为
了“反对国社主义”；达拉第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援助波兰”。毛泽东
在大战刚一爆发时就立刻指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而帝国主义
战争“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掠夺”，那些口号“不过为了说得好
听起见，为了欺骗人民起见，命令他们的秘书制造出几个别致一点的代名词
罢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见《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
选录》）。毛泽东对谎言的欺骗性一语道破。

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国民党始终实行一党专政，不允许共产党有
合法地位。1945　年国共谈判时，国民党说，如果共产党把军队全部交给它，
就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实际上是在说，“你交出
军队，我给你自由”（《论联合政府》）。也是只有一句话，就把国民党的
卑鄙用心揭露无遗。

在蒋家王朝覆亡前夕，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求和”的条
件是“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中华民国
的法统不致中断”、“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等等。毛泽东揭露说，蒋介石说的“国家的独立完整”，实质上是“四大家
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人民的休养生息”，实质上
是“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中华民国的法统”，
实质上是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法统”；至于“人民的自由的生活方
式”和“生活水准”，则既指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
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也指中国劳动人民”被人压迫
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评战犯求和》）。毛泽
东对蒋介石各种阴谋和祸心的揭露，简洁有力，一语中的。

还有一点应该格外加以说明的是，毛泽东喜欢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看待
事物和问题，而对立统一地看问题如果“看”得不好，有时就会变成用二无
论代替两点论的中庸之道：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好的或必要的，或者都是坏
的或不必要的，为了两者兼顾，就会使双方并列起来，产生平均对待，不分
好坏、是非、主次、轻重的偏向——你有理，他也有理；你无理，他也无理；
你正确，他也不错；这是好的，那也不坏。。这样看问题，表面看来，十分
公允，而这种语言现象在毛泽东的语言中是极为少见的。例如，毛泽东认为，
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都不可少，各有各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进攻是主要
的（《论持久战》）；从为人民的利益着眼，既需要“大仁政”（指抗美援
朝），也需要“小仁政”（指少收税），但从长远利益讲，重点应放在“大
仁政”上面（《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文章“长而空”不
好，“短而空”也不好，但在战争环境中，首先还是应该禁止写“长而空”
的文章（《反对党八股》）；镇压反革命过程中，一是“劲头不足”，二是
“草率从事”，都是不良倾向（前者属于右，后者属于“左”），但后者危
险性更大，所以尤其应该注意反对（《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
得狠》）。对于这样一些对立性的事物，毛泽东从不“骑墙”，观点十分鲜
明。

③强调说明，免生失误
毛泽东的语言中，常常有这种情况：当他阐述某些具体事物或问题时，
总的来看，其观点是清楚的，但他往往又对丈句中某些词语或概念再作某种
特别的说明，其目的，有的是为了使词语或概念更加准确，补充遗漏，从而
使语言和内容增强严密性；此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对该词语或概
念作进一步的强调，使之更加明确，让读者或听众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他
的本来意图，从而使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避免发生失误或偏差。这种说明强调，
意思是重复的，甚至能今人产生一种罗嗦之嫌，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必要
——观点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