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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

毛泽东的语言技巧 作者:不详-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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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章或讲话的人,没有人不认为他的语言是明白晓畅、通俗易懂的,
其根本原因是他敢于宣传和坚持自己的观点,而且善于表达自己的思想倾
向。他的语言爱憎分明,是非清楚,表述明朗,绝对不会让人产生“此亦一
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印像,因而指导性和战斗性都很强。即使是他用文言
写的文章(如《体育之研究》、《陕甘宁边区政府、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布
告》、《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以及部分书信)和所有的学术论文(如《中
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
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
主义论》等)也都写得观点明确,事理清晰,表述得明白如话。其中理论层
次较高的哲学论文(如《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的基本内容,之所以
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普及面之广,甚至超过了中国古今一切职业哲学家
的著作,其重要而直接的原因之一,便是由于他的语言具有高度的鲜明性。

毛泽东语言所具有的突出的鲜明性,既体现在其语言的内容方面,也体
现在形式方面。在内容的鲜明性方面,主要包括善于提出新颖而尖锐的观点
和问题,并且使之具有针对性;在形式方面,则包括分明的条理性、鲜明的
句法和词法技巧、风格的通俗化等。关于分明的条理性问题,也属于语言的
严密性和逻辑性问题,我们已经在第二章有关内容中有所述及;关于通俗化
问题,作为毛泽东语言的一个重要特点,也已在第一章中作了系统介绍,下
面仅就内容、句法、词法等几方面内容,对毛泽东语言的鲜明性加以评述。

一内容的鲜明性

1。明确地提出观点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的文章和讲话中,观点(包括基本主题和小主题)
都是清楚的,从不含糊其辞,吞吞吐吐。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得出来。

①观点新颖,标新立异
对人们长期未能认识或认识模糊的问题,毛泽东往往能够提出独到的见
解,从根本上加以回答。例如,在1940 年以前,关于什么是“国体”和在中
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国体”的问题,“从前清末年起,闹了几十年还没有
闹清楚”。毛泽东明确地指出,所谓“国体”,实际上“只是指的一个问题,
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究竟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占有统治地位,
什么阶级在国家中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问题。据此,毛泽东把世界上国家体制
划分为三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和几个革命阶
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他根据当时的实际,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由几个阶级
联合专政的共和国——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常
用“国民”这个名词来“隐瞒”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这是一种欺骗,因
为“国民”一词虽然可用,但是不应该包括反革命分子和汉奸在内,而应当
对他们实行专政(《论人民民主专政》)。这样的观点,对于那些对“国体”、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体”,对“国民党”、“民国”一类问题和事物持有
糊涂观念的人来说,显然是十分鲜明而又深刻的。当然这是他运用阶级观点
进行分析和判断的结果。

毛泽东还常常能够透过表面现象,揭示事物本质,从而提出新的看法。
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中,按规定,共产党员只能占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有
的人认为,只有共产党员人数更多,才能掌握政权的领导权。而毛泽东却说,
取得领导权的关键,是那“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
“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
受我们的建议”,“所谓领导权”,既不在于“有更多的人数”,“不是要
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抗日根
据地的政权问题》)。在一定限度内,人数多少,是形式问题,而党员的质
量及其领导效率,才是本质问题。对于如何掌握领导权问题,由于毛泽东透
过现象抓住了本质问题,因而提出了新颖而又深刻的观点。

毛泽东不仅能对像上面那样重大问题提出新颖而深刻的观点,就是对一
般问题也往往能提出胜见新解。请看他是怎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的:

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
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作过斗争的,自己在他百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
至于那个意见相同的,已经团结了,就不发生团结的问题了。问题就是那个
还没有团结的。所谓还没有团结的,就是那些意见不相同的,或者缺点大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

这样理解“团结”这个概念,由于既抓住了矛盾的环节(即问题的实质),
又是一般人们心中所有但笔下或口中所无的看法,因而也是新颖而深刻的。

毛泽东还很善于从一般事物中发现新事物或新问题,并借以提出新的观
点。延安时,他看了杨绍萱、齐燕铭编导的新平剧(即京剧)《逼上梁山》

之后,便发现以往一切旧文学艺术上一直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
而创造历史的人民“却成了渣滓”,他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颠倒”——他
发现了新问题;杨、齐所编导的新戏舞台上,人民成了主宰,统治者成了反
面人物,他认为这是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
此旧剧开了新生面”,甚至还认为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
他发现了新的事物;所以他“希望”(即主张)今后要“多编多演”新剧,
并且使之“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他提出了崭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当
然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因此排斥那些带有人民性的旧戏。据1944 年1
月9 日《致杨绍萱、齐燕铭》,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②观点尖锐,不搞折衷
当毛泽东“与人无争”的时候,其文章和讲话的观点经常是新颖而深刻
的,因而也是鲜明的,当与他人观点有分歧或与论敌进行论争的时候,他所
发表的观点则不但新颖而深刻,而且也是十分尖锐的,这就使他的观点更加
鲜明了。

毛泽东、蔡和森、萧子昇、李维汉(和笙)都是新民学会会员,1919 年
蔡、萧、李均赴法国勤工俭学,1920 年他们先后给毛泽东来信,都主张新民
学会应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方针。毛泽东回信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
张相合”,表示完全赞同;对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蔡和森主张,
应该实行暴力革命(即十月革命的方法),而萧、李则主张采用“和平和教
育”(即议会)的方法。毛泽东回信说,“于子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
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见《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对
于诸会友的分歧意见,同意的就说同意,不同意的就说不同意,观点明确,
毫不折衷。

当毛泽东与论敌进行论争的时候,其观点更加崭露锋芒。1927 年湖南农
民运动大规模兴起,“其势如暴风骤雨”,荡涤着旧世界,震撼着封建制度
的根基,国民党右派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却对农民运动进行大肆诬蔑和责
难,他们诽谤农民协会办事人是“痞子”,攻击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和
“惰农运动”,“糟得很”。毛泽东根据实地调查研究,有理有据地奋力加
以反驳。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农民运动不是“糟得很”,而是“好得很”: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
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来曾成就过的奇勋。”他还指出,包括
农会办事人在内的农民中的主体——贫农,也不是什么“痞子”,而是“革
命先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请看,毛泽东对论敌的反驳,哪
里有一点“温良恭俭让”式的客气态度呢?

毛泽东对欺骗性反动行为或言论的揭露,更是一针见血。1939 年德、意、
日法西斯为发动第二次肚界大战而大造反革命舆论:日本帝国主义叫嚷,发
动战争是为了“永久和平”;希特勒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民族自决”。
英、法一些国家的首脑也有意歪曲战争的真相:张伯伦叫嚷,发动战争是为
了“反对国社主义”;达拉第叫嚷,发动战争是为了“援助波兰”。毛泽东
在大战刚一爆发时就立刻指出,这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而帝国主义
战争“唯一的政治目的”,就是为了“掠夺”,那些口号“不过为了说得好
听起见,为了欺骗人民起见,命令他们的秘书制造出几个别致一点的代名词
罢了”(《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见《毛泽东同志国际问题言论
选录》)。毛泽东对谎言的欺骗性一语道破。

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前,国民党始终实行一党专政,不允许共产党有
合法地位。1945 年国共谈判时,国民党说,如果共产党把军队全部交给它,
就给共产党以“合法地位”。毛泽东指出。国民党实际上是在说,“你交出
军队,我给你自由”(《论联合政府》)。也是只有一句话,就把国民党的
卑鄙用心揭露无遗。

在蒋家王朝覆亡前夕,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求和”的条
件是“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中华民国
的法统不致中断”、“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准”,
等等。毛泽东揭露说,蒋介石说的“国家的独立完整”,实质上是“四大家
族和买办地主阶级的国家的‘独立完整’”;“人民的休养生息”,实质上
是“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中华民国的法统”,
实质上是中国反动阶级和反动政府的“法统”;至于“人民的自由的生活方
式”和“生活水准”,则既指中国买办地主阶级“向全国人民实行压迫剥削
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骄奢淫逸的生活水准”,也指中国劳动人民”被人压迫
剥削的自由和他们目前的饥寒交迫的生活水准”(《评战犯求和》)。毛泽
东对蒋介石各种阴谋和祸心的揭露,简洁有力,一语中的。

还有一点应该格外加以说明的是,毛泽东喜欢运用对立统一的规律看待
事物和问题,而对立统一地看问题如果“看”得不好,有时就会变成用二无
论代替两点论的中庸之道:如果对立的双方都是好的或必要的,或者都是坏
的或不必要的,为了两者兼顾,就会使双方并列起来,产生平均对待,不分
好坏、是非、主次、轻重的偏向——你有理,他也有理;你无理,他也无理;
你正确,他也不错;这是好的,那也不坏。。这样看问题,表面看来,十分
公允,而这种语言现象在毛泽东的语言中是极为少见的。例如,毛泽东认为,
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都不可少,各有各的作用,但从总体上看,进攻是主要
的(《论持久战》);从为人民的利益着眼,既需要“大仁政”(指抗美援
朝),也需要“小仁政”(指少收税),但从长远利益讲,重点应放在“大
仁政”上面(《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文章“长而空”不
好,“短而空”也不好,但在战争环境中,首先还是应该禁止写“长而空”
的文章(《反对党八股》);镇压反革命过程中,一是“劲头不足”,二是
“草率从事”,都是不良倾向(前者属于右,后者属于“左”),但后者危
险性更大,所以尤其应该注意反对(《镇压反革命必须打得稳,打得准,打
得狠》)。对于这样一些对立性的事物,毛泽东从不“骑墙”,观点十分鲜
明。

③强调说明,免生失误
毛泽东的语言中,常常有这种情况:当他阐述某些具体事物或问题时,
总的来看,其观点是清楚的,但他往往又对丈句中某些词语或概念再作某种
特别的说明,其目的,有的是为了使词语或概念更加准确,补充遗漏,从而
使语言和内容增强严密性;此外,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对该词语或概
念作进一步的强调,使之更加明确,让读者或听众更加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他
的本来意图,从而使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避免发生失误或偏差。这种说明强调,
意思是重复的,甚至能今人产生一种罗嗦之嫌,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任何必要
——观点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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