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语言技巧 作者:不详-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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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下面一则实例：
到了今天，赫尔利不知在忙些什么，总之是似乎暂时地藏起来了，却累
得蒋介石在参政会上说些不三不四的话。（《赫尔利和蒋介石的双簧已经破
产》）
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时，美国大使赫尔利推行扶蒋反共政策，与蒋介石一唱
一和，但又不能不顾及中国人民的反对。这段话中许多词语用得都很好，其
中“暂时”和“藏”两个词用得更好。“藏”是回避或躲避的意思，但不宜
用“回避”或“躲避”来替换，因为无论是“回避”还是”躲避”，都还容
易找得到，而一“藏”，找起来就不那么容易；而且这个“藏”字，又可以
让我们体会到，赫尔利与蒋介石的“合作”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一样，很不正
经。用“暂时”这个词，说明赫尔利“藏”的时间不会太长，他认为必要之
时，还会露面的，也告诉人们，他的扶蒋反共政策不会改变。一个“藏”，
一个“暂时”，既刻画出了赫尔利的胆怯心理，又对赫蒋合作作了辛辣的讽
刺。“不三不四”是说蒋介石讲的话前后矛盾，不伦不类，很通俗生动。那
个“累”字用得尤其好。蒋介石真的累了？显然不是，或一半不是，或者大
半不是；是摹状？是夸张？抑或是讽刺？恐怕都有一点。一个“不三不四”，
一个“累”把蒋介石那副捉襟见肘的狼狈相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
毛泽东运用词语时，十分注意掌握分寸，一般都能做到定量准确和定性
准确。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中说，“单纯军事观点在红军
一部分同志中非常发展”，这是说其数量不算多，仅仅是“一部分”，但性
质严重，是“非常”；“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呢？是“减少了许多”，但“这
种减少只是一时的和表面的现象”，从“根苗上还没有肃清”，并且还“深
种在许多同志的思想中”——现象的数量是不多了，性质上还是严重的，因
为造成现象的根本未除，同时根本未除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他说在党内存
在个人攻击式的批评现象，只是“有些”，数量不多，并不普遍；说批评者
不顾党内党外界限的现象，则是在“许多党员”和“一般党员”中都存在，
说明数量颇大，范围较宽；说红军中“绝对平均主义”现象是“有一个时期
发展得很厉害”、“很严重”，说明性质虽然相当严重，却并不是长期存在，
至少当时存在已不太严重了；说“主观主义”现象在某些党员中浓厚的存在，
可见数量不很多，只是少数党员，但性质严重，是“浓厚”；说“小团体主
义”现象经过批评，仅仅是“残余”了，可见数量不多，性质也不严重；说
“享乐主义”现象“在红军中也有不少的人”，说明数量不少也不多；说“离
队思想”的人是“与日俱增”，说明数量在逐渐加多，情况严重；说“盲动
主义”现象也是“残余”，程度并不严重。从以上这些实例可以看出，毛泽
东是尽量使他的语言与客观实际相符，因而显得准确无误。
②词语的严格限制
这里说的“词语的严格限制”，既包括对某些词语的严格限制，也包括
用某些词语对某些内容的严格限制。毛泽东为避免产生绝对化的偏向而使判
断准确，经常对某些关键性词语或内容加以严格限制。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的原理，世界上绝对的东西是不多的，一般情况下，事物都是相对地存在
着，即使是事物的规律性也是如此。因此，毛泽东虽然有时也用一些绝对性
的语言，例如当他列举了党内自由主义的11 种现象之后便说：“所有这些，
都是自由主义的表现。”（《反对自由主义》）其中的“所有”和“都是”，
便属于绝对化的语言。但这种情况，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出现的，在多数
情况下，毛泽东无论对于特殊事物还是对于规律性事物，总要有所限制。
毛泽东对某些词语或内容的限制，通常有概述法、排除法、模糊法、修
饰法、前提法、归属法等等。
概述法。所谓概述法，就是用“一般的说来。。”一类语式，从总体上
进行判断，抛开个别情况于不顾，但实际上又已经在不知不觉之中顾及到了
个别情况，因此，这种判断并不显得顾此失彼。例如，毛泽东在讲人们认识
的第二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用成功与否来验证精
神或思想是否正确时说：
一般的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人
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这句话中的“一般的说来”，就是对下文讲的规律性判断作的限制，因为这
个规律只是大体正确，是相对的，如果不加以限制，就会出现漏洞（在上述
那段话的后面，作者就叙述了这个规律的例外情况：“在社会斗争中，代表
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
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
失败了”）。所以，这样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
排除法。毛泽东常常用“除了。。之外”这样的语式，对一般规律性的
事物或问题进行限制。在《实践论》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
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
践。。
马克思等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的条件很多，其中包括他们的实践经验、具有
天才等。毛泽东认为，其“主要的”条件是参加实践，不过天才等条件也不
是不重要；因此，他在强调其“主要的”条件时，不能不提及其他条件，于
是就在强调“主要的”条件时，采用“除了。。之外”的方法，把其他条件
既排除出去，但也同时顾及到了天才等条件，这样就显得很全面。这种排除
法，实际上就是把某些特殊情况首先排除出去，然后再叙述一般的或主要的
规律，因此就显得客观全面，而不绝对化。
模糊法。模糊法就是模糊修辞法，它是用某些时间、数量、程度等概念
不甚确定的词语作一般规律性判断的一种手法。毛泽东对这种手法的运用，
大体上有两种具体情况：一，用来表示实质性判断；二，用来表示推测性判
断。
所谓实质性判断，就是用表示数量多的模糊性词语，对事物或问题进行
判断，在判断中，暂时抛开非本质方面的内容，来阐述一般规律。这类模糊
性词语，毛泽东用得较多的是“基本上”、“本质上”、“大概”、“常常”、
“主要”等。例如：
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
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
两件事情。（《论联合政府》）
毛泽东在这里解释了什么叫“基本上”，“基本上”就是“不是在一切方面”
的意思。他曾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特意把“基本上”
解释得更具体，他说，“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七十、七十五、八十”。中
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只是大体一致，并不全部一致，
说为二者奋斗是“一件事情”，只能从“基本上”讲，这样讲，既抓到了本
质，又较为稳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说过，“说‘本质上’，
就是说基本上”；他还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讲话中
说过，“讲基本是谨慎的讲法”。可见凡事从基本上讲，既能抓住本质，又
很科学。
关于“实质上”、“大概”、“常常”、“主要”等一些模糊性词语，
其用法和作用都与“基本上”相似。下面再略举数例，仅供借鉴。
例一：
大众文化，实质上就是提高农民文化。抗日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
争。现在是“上山主义”的时候，大家开会、办事、上课、出报、著书、演
剧，都在山头上，实质上都是为的农民。抗日的一切，生活的一切，实质上
都是农民所给。（《新民主主义论》）
例二：
我觉得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
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私人之争，世亦多有，则大概是可以相让的。（1921
年1 月28 日《致彭璜》，见《毛泽东书信选集》）
例三：
。。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改造我们的学习》）
例四：
（自由主义）还可以举出一些。主要的有这十一种。（《反对自由主义》）
所谓推测性判断，就是根据掌握的大体情况，在估计的基础上进行判断。
毛泽东作这种判断，常常使用“可能”、“左右”、“似乎”、“大约”、
“差不多”等一类模糊性词语。他运用这种推测性判断方法，或者是由于对
事物本身无须作准确判断，或者是由于某些情况无法全部了解和统计，所以
只好在估计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它有时被用于一般规律性的判断，有时被用
于特殊性的判断。例如：
中国的抗日游击战争，就其特殊的广大性和长期性说来，不但在东方是
空前的，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可能是空前的。（《战争和战略问题》）
毛泽东在说具有中国特点（长期性和广大性）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世界东方
是空前的时候，其语义是明显而肯定的，因为他对东方历史上的游击战争长
期性和广大性已经全部了解，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而在说它在整个人类历
史上是空前的时候，则用了“可能”二字，这只是一种估计。这是因为，毛
泽东对整个人类历史上（包括世界西方）的游击战争的长期性和广大性没有
全部掌握，所以判断的时候要用“可能”来加以限制。
当建国后七年多的时候，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全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
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
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
这段话中，连续用了“左右”、“似乎”和“大约”三个模糊性词语。因为
毛泽东当时（1957 年）对各有关数字的具体掌握可能并不精确，或者还没有
人作过统计，所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只好用“左右”、“大约”、“似
乎”来估计。又如：
在湖南农民全数中，差不多组织了一半。如湘潭、湘乡。。安化等县，
差不多全体农民都集合在农会的组织中，都立在农会领导之下。（《湖南农
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里的两个“差不多”，也都是由于毛泽东无法获得准确的具体数字而使用
的推测性的模糊词语，它们都起到了特殊的准确判断的效果。
总之，毛泽东运用模糊修辞法，使他的语言达到了“密不透风”的程度。
大家知道，做到语言准确，一般情况下，只有使语言有关时间、数量、程度
等概念与客观事实尽量一致相符时，方有可能；然而事物总是辩证的。有些
时候，当你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仍然要这样做，那就会出现不准确，甚至出
现失误。而这时，只有使用本来并不确切的模糊性词语，反而可以做到相对
的准确。这是因为，虽然使用模糊性词语会有或然性产生，但这样做不致产
生漏洞，又使语言的倾向性明确，因而使语言十分得体。毛泽东深诸此道，
所以经常运用模糊修辞法，对某些词语或内容作必要的限制。
修饰法。为了使语言达到充分准确，毛泽东经常选用必要的定语或状语
去恰当地限制中心词语。1948 年张闻天写过一份《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
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文件，中央已经作过修改，毛泽东阅后认为，其中
“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一句话不够准确，就又改为
“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实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
法”。为什么增加了“现实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11 个字？他作了如下说明：
“因为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
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而‘有益于国计民生’，这就是一条极大
的限制，即引导私人资本纳入‘国计民85 生’的轨道之上。”（据1948 年
10 月26 日《致刘少奇》，见《毛泽东书信选集》）又如，1956 年国家预算
报告中说，要使国家预算做到“稳妥可靠”；毛泽东却建议，以后应改为“充
分可靠”。他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