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宗教史-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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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不能直接下达到法国天主教会，必须要经过国王的允许。
法国专制王权的高压政策在政治、宗教方面的结果却适得其反。在法国
大革命前的 100多年间，反宗教的无神论思想逐渐成熟并传播开来。比埃
尔·培尔（1647—1706年）、伏尔泰 （1694—1778年）、孟德斯鸠 （1689
—1755年）、卢梭（1712—1778年）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其矛头都直接指
向天主教及基督教神学，他们的思想境界都早已超出了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
们。拉美特利（1709—1751年），爱尔维修（1715—1771年）、狄德罗（1713
—1784年）、霍尔巴赫（1723—1789年）等人的战斗的唯物主义思想则直接
为法国大革命做了舆论准备。
法国大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黑暗统治，作为其附庸的法国天主教会也
受到革命的猛烈冲击。1790年，国民议会制定《神职人员组织法》，实行教
会民主化主张，制止教皇对法国教会的控制行为，选举主教和教区教士，神
职人员与世俗公职人员待遇同等，取消了天主教僧侣的特权地位。国民议会
要求所有神职人员宣誓服从该组织法。教皇庇护六世公开攻击法国革命，制
止神职人员宣誓。实际上，教皇的命令的作用也已不是绝对的，法国天主教
神职人员分化了，一部分宣誓遵从《神职人员组织法》，另一部分拒绝宣誓，
被称“拒宣誓派”。“拒宣誓派”不但在宗教上被认为是反动的，在政治上
也是保王党，被革命政府施以严厉镇压。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曾有“反基督
教运动”。它废止基督教的格利高利历法，推行共和国历法，定1792年为元
年，并中止所有宗教节日。基督教的教堂被改为“理性神庙”，神职人员被
强迫辞职、结婚，民间的婚丧仪式不允许再在教堂举行。为了迎合民众中的
宗教情绪，雅各宾派也不敢轻易完全取消宗教。他们企图建立一种革命的新
宗教以代替天主教。罗伯斯庇尔（1758—1794年）曾倡导一种崇拜“最高实
体”的新宗教，声称该宗教只承认一条教义，即灵魂不灭；只遵行一条教规，
即履行个人义务。这实际上不过是将他们的信仰披上一件宗教的外衣。
大革命时期，法国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一直相当紧张，教皇国始终充当反
对法国革命、复辟王政的势力。拿破仑时期，这种局势也没有改变。他曾带
领军队攻入罗马，俘获教皇庇护六世。1799年11月选出新教皇庇护七世，
重建教皇国，但不久就成为拿破仑手中的工具。拿破仑为巩固自己的地位，
争取法国天主教徒的支持，于1801年7月与教皇达成协议，承认天主教为法
国国教，双方各自做了一些让步，形成某种妥协。拿破仑给予天主教的活动
自由是有所保留的，他严格限制天主教主教与罗马教廷发生联系，规定强制
实行路易十四时制定的《限制教皇权力条款》。这些措施显然为教皇所不容，
庇护七世下令革除拿破仑的教籍。作为回报，拿破仑于 1808年派兵进入罗
马，将教皇虏往法国囚禁，一直到拿破仑战败。
法国的宗教改革困难重重，相对于其他不少欧洲国家来说进展缓慢。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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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国大革命对天主教的冲击也是致命的，它在实践上开辟了一条走向政
教分离的道路。自此，从中世纪以来就确定的由天主教控制国家的政治和社
会生活的政教合一局面被打开了一个缺口。
在大陆的其他各国，西班牙是天主教的大本营，葡萄牙和意大利也是天
主教力量占优势。在德国，以宗教的名义进行了一场30年战争（1618—1648
年），新教诸侯与天主教势力进行旷日持久的争夺。1648年10月，交战各
方签定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各方达成妥协，“大致以当时天主教和新教实际
控制范围为依据粗略地划定了两大教派的分界线。……欧洲大陆上的宗教改
革运动可以认为至此结束。”①
① 威利斯顿·沃尔克： 《基督教会史》，孙善玲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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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理性主义时期
自文艺复兴开始，特别是近代科学和哲学的发展，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
在欧洲被培育并逐渐成熟起来。它视迷信和愚昧无知为人类历史的大敌，信
奉“知识就是力量”。推动基督教改革的那些思想家们的潜意识中，理性主
义已在实际发挥作用。他们认为，基督教的教义只有符合某种知识体系时才
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宗教仪式和管理制度也只在经过论证以后才是合理
的。他们把理性主义作为克服基督教腐败现象的精神力量，以为人们只要具
备了经过严密论证的宗教知识体系，就可以重建健康的道德秩序。
近代自然科学促进了理性主义的发展。哥白尼（1473—1543年）的太阳
中心学说打破了中世纪以来基督教宇宙观的垄断地位。第谷·布拉赫（1546
—1601年）积累的大量天文观测资料，约翰·开普勒（1571—1603年）在此
基础上的数学计算，都维护、证实了哥白尼的学说。最后，伽利略 （1564—
1642年）和牛顿（1642—1727年）这两位近代科学鼻祖的严肃的科学研究推
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后者曾被作为支持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理论支柱。
现在，数学和物理学被视为知识体系的样板，它们使用的方法成了检验一种
思想体系是否有资格被称为知识的标准。
紧随科学之后，哲学强化了自然科学，从而也强化了理性主义在人们心
目中的地位。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年）论证了以实验为基础的归纳
方法是破除迷信、获取知识的根本方法。勒内·笛卡尔（1596—1650年）以
他的数学头脑分析解剖知识体系，企图找到一个支撑知识体系的无可怀疑的
逻辑起点，他说这个起点是“怀疑”。“怀疑一切”是他的名言。笛卡尔认
为，凡是不经过几何学那样有清晰逻辑证明的，都是可怀疑的，都算不上知
识。荷兰的斯宾诺莎 （1632—1677年）和德国的莱布尼茨 （1646—1716年）
和笛卡尔一样抱有天赋观念论，认为人通过使其天赋观念的清晰化来认识世
界，获得知识。英国人洛克（1632—1704年）反对天赋观念说，认为人的一
切观念来源于感觉，他被称为经验论者。但洛克的本意并非说感觉经验本身
就是知识。感觉经验必须经过逻辑加工才能成为有条理的知识。在反对迷信
这一点上，他仍是位理性主义者。
17世纪末，理性主义成了欧洲精神世界的主流，它必然要渗透到宗教领
域。自然神论就是理性主义在基督教中的典型形式。
英国的爱德华·赫伯特（1583—1648年）是自然神论的开拓者。他于1624
年列举了构成自然神论的诸信条，包括：上帝存在；上帝应受崇拜；德行是
真正忠诚于上帝的表现；人应当悔过；存在死后赏罚等等。所以，基督教的
自然神论不是无神论，不是反基督教，只是反对中世纪式的基督教神学，反
对启示、神迹、预言等神秘主义的东西。自然神论中的“自然”二字，包含
两层意思。第一是关于宇宙万物与上帝的关系。自然神论受牛顿思想的影响，
认为整个世界是个受力学定律支配的机械运动体系，自上帝给了它“第一次
推动”之后，它就按自己的力学规律运动，不再由任何意志随心所欲地左右，
宇宙万物的运动是自然的；第二是说人们的宗教意识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
自然神论认为人们的上帝观念源于纯朴、自然、本能式的理性心态，理性是
人自身的属性，又是判断一切是非的根本标准，只有经过理性审查的东西才
能成为真正的信仰。自然神论认为中世纪教会建立在启示、神迹、预言等基
础上的教义和仪式干预了自然宗教的和谐，实属宗教意识的堕落。自然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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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张恢复到古朴自然的宗教上去。著名的自然神论者约翰·托兰德 （1670
—1722年）曾写过一本《基督教并不神秘》的书，在英国掀起了一场有关自
然神论的论战。站在自然神论一边的还有安东尼·科林斯（1676—1729年），
托马斯·伍尔斯顿（1669—1733年），马修·廷得尔（1657—1733年）。他
们在自己的著作中都激烈地批判了预言、启示、神迹，申明健康的基督教必
须以理性为基础。这些作者认为，基督教不是反理性的，也不是超越理性的
范围之外的，它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即都是能为理性理解和说明的。中世
纪神学家们所说那些超越理性的信条实际上是未经证明便盲目相信了，因而
都是迷信。用迷信来束缚人的思想者是人类的大敌，各类祭司就是这样的敌
人。人们应该摆脱迷信。摆脱迷信就是自由。因而只有理性的思想家才是自
由的思想家。宗教的反理性主义视上帝的本性是神秘的，不可理解，只靠神
迹的显现和启示昭示给人们，人们只要相信就可以了。自然神论者认为，启
示中含有价值的东西，也有晦涩不明、超越理性的东西。前者都已经在合乎
理性的自然宗教中给予人了，后者则都是迷信、无价值的。神迹不是启示的
真正证明，它要么是多余的，要么是侮辱了上帝创造的完美性。之所以说它
是多余的，是因为启示中凡有价值的都包含在理性之中了，人的自然的理性
能够证明的，当然就不需要什么启示的证明；说它是侮辱了上帝创造物 （客
观世界）的完美性，是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就让它按最完美的力学
规律运行，用不着再加以有意识的干预，人们以自然的理性观察同样的自然
界事物，就能够理解创世主的全能。
自然神论激起正统神学家的极大愤怒。他们把自然神论看作是危害基督
教的无神论。这是正统神学家由于义愤而抱有的误解。不过，自然神论确有
走向无神论的可能。它虽然承认上帝的存在，但却实际上限制了上帝的作用，
限制教会的作用。上帝只做那抽象的“第一次推动”，而后就无事可干了。
托兰德后期的著作中确实显现出由自然神论向无神论的迈进。既然宇宙万物
按其固有的力学规律运动，那上帝的“第一次推动”甚至都是可有可无的。
他甚至进一步说，物质本身就是能动的，物质本来就不是绝对静止的，运动
就是物质的属性。既如此，那么“第一次推动”和上帝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自然神论的力量更在于它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方法，连它的反对者在批驳
它时也不得不使用这种方法了。有些正统派的基督教思想家也直截了当地否
认理性在宗教方面的地位，例如有一个叫威廉·劳（1686—1761年）的人就
说，理性在宗教中不仅找不到真理，而且是造成人们思想感情上一切混乱的
原因，它只能导致人心败坏。在他看来，上帝是超出人类理解力的范围的，
上帝的旨意便是智慧，他的善是随心所欲的。这种论调虽然大胆而直率，但
却缺少力量，是过时的，不合时代潮流的。乔治·贝克莱（1685—1753年）
是站在正统派立场上的一个爱尔兰主教，他反对自然神论的结论，使用的方
法却是理性主义的。贝克莱曾建立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体系，声称他的体系
足以摧毁一切无神论，当然也包括自然神论。他说，世上唯一实在的是心和
观念，除了人们心中的印象，再无所谓物质的知识。同类只能影响同类。这
是一个普遍的法则。因此，人们的心也只能受别的心的影响，形成观念。那
个能够影响人心的，必定是一个无处不在的、恒常的、不断思维着的心，是
它使人形成观念，这个永恒的心即是上帝。上帝作为永恒的观念可能不只是
主观地存在于人们心中，所谓的自然界也是上帝心中的一系列观念，但它的
实在性却仅仅在于被人心所感知，这就是他那著名的“存在就是被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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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自然神论激发了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