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近代中期宗教史-第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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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日本民族从原始的神道意识开始，就形成较强的务实态度，注重现实的
求福攘灾的实践。天皇朝廷看重佛教，首先是把它看作治国安邦的政治学知
识体系和实用的民生知识。民间则视佛为祈佑幸福的偶像，重视宗教实践。
这种心态规定着佛教在日本国家和社会上的地位及其具体内容。
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日本在建寺塔、塑佛像、抄佛经方面花费了大量
人力物力。朝廷有朝廷的寺院，将军有将军的私家寺院，各大名 （分封的诸
侯）也都有自己的寺院，各宗有本寺、末寺。各寺院都设讲堂和金堂，塑佛
像。佛教寺院可以说遍布日本各地。日本抄录佛经的数量是惊人的。“奈良
时代设有各种公私的写经所，动员了大量的技术人员，开展大规模的写经事
业。……当时实际抄写的经典中，知名的有印度撰述的1193部，4884卷，
中国撰述的636部，4218卷，共1829部9102卷。这个数字已经超过同时代
①
唐朝经录所载的数字。” 日本许多皇室成员，包括天皇、皇子、后妃等受戒
成为佛教徒，被称“法皇”、“法亲王”等。
关于佛教在日本的兴衰史，日本著名佛教史专家村上专精（1851—1929
年）将其分为五个时期 （截至明治维新以后）。第一期，从佛教传入到奈良
朝末期 （552—784年），是三论宗和法相宗时代；第二期，从平安时代初期
到结束 （784—1192年），是天台宗和真言宗时代；第三期，从镰仓幕府初
到丰臣氏末期 （1192—1603年），是净土宗、禅宗、日莲宗时代；第四期，
从德川时代初到结束 （1603—1867年），是诸宗持续时代；第五期，是明治
①
维新以后的时代 （1868—1898年） 。德川时代是日本社会大变革的前夜，
佛教及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也处于戏剧性的变化之中，村上专精给这一时期
的佛教描绘了一幅总画面：“从德川氏掌握政权以来到‘王政复古’为止约
二百六十余年间，天下民心厌乱思治，不少僧侣以兴隆文教为己志，且有人
还俗归儒，讲论治国平天下。更有如天台宗的天海，禅宗的崇传等直接参与
政治，对幕府的帮助很大。由于寺院当时与公家 （朝廷），武家（幕府）处
于鼎立状态，德川氏对寺院与公家同等看待，也给予虚位，制定法度，包括
寺院、僧侣逐级升进程序在内的各种制度，奖励学业；褒其名称，增加寺田
和寺领地，俾使其论于柔弱境地，以利于武家长期统治。而且在织田氏时期，
天主教大举传入日本，宣传 ‘天主如来’的功德，教会声势逐渐盛大，达到
动辄可能违害国家的地步。所以到了德川家光以后，便制定了所谓以‘西佛’
制 ‘南佛’之法，颁布‘改宗’法令，让僧侣掌管产籍，国民必须挂籍檀那
（施主）寺，严格寺院与檀那的隶属关系，借以防备耶稣教的蔓延。与此同
时，神道也很兴盛， ‘唯一神道’采用许多佛教教义附会神典，后来吉川惟
足到会津，创立 ‘宗源神道’；转而形成山崎闇斋的‘垂加神道’派，则把
神典牵强地附会于朱子学。……神国思想兴起的结果，也影响到佛教，整个
社会上的大儒都排斥佛教，无不崇神，有人指出借寺院与檀那这种关系强迫
人家奉佛以兴隆佛教，在古代未曾有过的。特别是会津的保科正之和水户的
德川光国倡导的学风，更成为排佛之源，排佛气焰日见高扬，但由于僧侣已
① 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97 页。
① 参见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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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参与到俗政之中，恣于衣食之享受，而对佛教之盛衰，本不介意。……
总之，德川幕府时期，神、儒、佛、耶稣各教互相交错，佛教起到压制耶稣
教的作用，儒教独自与当时的政治结合，处于培养人才和立言的地位，大儒
四方辈出，各自分立学派门户。”①
（1）“公家佛教”与“武家佛教”
德川幕府坐镇江户，已不把京都的天皇朝廷放在眼里。与镰仓幕府和室
町幕府不同，德川幕府的权力建立在对大名的控制实力上，而不仰仗于将军
的权威来勉强保持位置。它不是依赖将军之名来获得力量，只是借用将军的
名义。由此，也就规定了德川幕府对待朝廷的态度。前两个幕府虽自己握有
实权，但是不敢割断与天皇朝廷的联系，不敢在形式上公开地蔑视朝廷。德
川幕府的权力基础既然已经完全不依赖于朝廷，它就不仅在实质上，而且在
形式上也公开压制朝廷，这是它施政的基本方针之一。1615年，德川幕府公
布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明确规定，天皇以学问为第一，所谓学问，包
括“古道”和“和歌”等；武家官位的任命，天皇必须听由幕府推荐；天皇
无权向僧侣封法号，赠紫衣。该法度唯一留给天皇的权力，只是按“本朝先
②
规”决定年号 。
室町幕府后期，出现战国之乱。佛教各宗参与其间，难免遭受泱及，寺
庙和经书毁于战火的不少。佛教内部也出现颓废趋势，染上争权夺势的市俗
①
习气，陷入贵族主义、形式主义和名利主义的深渊 。德川幕府的权力中心移
居江户后，原京都的佛教诸宗颓势未变，它们被称为“公家佛教”。同对待
朝廷一样，德川幕府对公家佛教也采取严厉的限制政策，对寺院的等级、位
阶的高低、法衣法服等，都制定出严格的法度。禁止滥授僧位僧官，规定执
奏各宗僧官升进的廷臣，严格晋级的法规，颁发针对一山一寺的法规，令其
遵守，命本山本寺统摄所属各寺的僧徒。各宗都有被称为“触头”“在番”
的人常驻江户，负责把幕府的政令下达到所属寺院僧众。对公家佛教的职责，
规定他们主要在文教方面发展，鼓励僧侣们做学问，精其所学所修。德川幕
府的主要用意，在于防止公家佛教各宗参与政治，并能让它在监视、牵制朝
廷方面发挥作用。
在公家佛教衰颓的同时，以江户为中心，在幕府政治下成立的新佛教，
在关东地区迅速发展起来，这就是“武家佛教”。其中最受幕府尊宠的是天
台宗、净土宗和禅宗。它们很早就与德川家族发生联系，受其呵护，参与幕
府政治活动，是幕府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禅宗的崇传长老对德川氏的创业，
就出力颇大。他受命负责寺社方面的一切政治事务，兼管外交文书和参与各
种策划。1615年的《禁中并公家法度》就出自他手，其他关于佛教各山寺的
法度也都由他完成。后来，他被任命为僧录司僧录职位，成了德川幕府负责
宗教事务的最高首脑。
（2）佛教与禁天主教
基督教传入日本，发展很快，尤其在下层民众中影响力很大，有些大名
① 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7 — 8 页。
② 参见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34 页。
① 参见坂本太郎《日本史概说》，汪向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2 年版，第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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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改宗天主教。这引起幕府势力的不满与恐慌。丰臣秀吉时就开始禁天主教，
收效不大。到了德川家康时，采取了更严厉的禁止天主教措施，佛教受命执
行禁天主教计划。从1611年开始，德川幕府逐渐实行“改变门宗”制度。幕
府内设专司改革的官职，并命令各地诸侯在自己领地内设置同样的官职，专
门处理改宗之事。改宗的手段有“属托金”（即告发天主教徒的赏金）、“踏
绘” （强迫天主教徒踩踏印有基督像的铜板或木板，以测试他们是否脱离天
主教）、“起请文”（让人们在日本的神、佛像面前立誓自己不是天主教徒）、
“寺请证文”（由佛教寺院出具证据，证明某人不是天主教徒）。这最后一
项赋予佛教很大的权力，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后来，寺请证文制度又扩
展成“宗门户口簿”制度，强令所有士农工商，不管是否为天主教徒，都要
把身份、名字、年龄等登记入册，交由佛教管理。这样，佛教僧侣完全掌握
了人们改变宗门户口的权力，就连人们的婚姻、生死、旅行，也都要由所属
寺院检查和证实。佛教寺院简直成了监视控制全国的宪兵部门了。这种制度
后来逐渐演变成“寺檀（指信徒）关系”。不少佛教僧侣滥用改变宗门户口
的权利，营私舞弊，腐化堕落，引起人们的极大反感。
（3）各宗的变迁
天台宗战国后期，天台宗内部纠纷不断，并诉诸兵火，损失很大，本山
睿山也遭毁。德川时代初期，天台宗名僧豪盛，祐能、亮信等力图挽回败势，
但终无力回天。
天海僧正（约1513—1643年）也属天台宗。他受到德川家康的宠爱，在
东部开创日光山，并作为统摄天台宗全宗的本山，从此，天台宗的势力在关
东地区重新建立起来。以后，德川家族又命在江户东北的忍冈建东睿山寺，
自第三代住侍起，都由亲王任住持，号“转王寺宫”，统领天台宗。
德川时期，天台宗内部曾发生革新与复古之争。日本天台宗源自中国的
①
天台宗，但又与之不同，是“在印度、中国都没有见到过的盛宗”。它是在
中国天台宗的基础上吸收密宗、禅宗和菩萨圆戒，合四宗成一宗。为了确立
天台宗的地位，日本天台宗传教大师最澄（767—822年）在佛法戒律方面标
新立异，主张废弃小乘戒 （要得到三师七证，经过四羯磨手续个别接受二百
五十戒），实行大乘戒（由一师授戒，经过一次羯磨手续完成十重戒四十八
轻戒），并发誓为行大乘戒，不惜身命。后来，大乘戒得到天皇的敕许，作
为天台宗定法。另外，天台宗虽是四宗融合而成，但重密轻显，重道行实践，
轻教义研究。这些规定虽然对确立天台宗的地位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后来产
生负面的影响也不少。因为只重“事密”口传，轻视“理密”教相，有的僧
侣借口授秘诀，散布邪说，遂使僧风日渐紊乱。一向大乘的圆戒也成了堕落
僧用来掩护暴劣行为的口实，进而使天台宗的颓废达到顶点。
借此之际，天台宗律僧妙立（1637—1690年）和灵空和尚（1652—1739
年）决心革新宗风。他们力主改变传教大师最澄立下的只行一向大乘戒的宗
规，再行小乘戒律。他们解释说：“一向大乘戒是授予初受业者的一往相持
②
戒；假受小乘戒，是久修业者应当受的绝好的妙戒。”经妙立、灵空二僧的
努力，天台僧众大都改受小乘戒，而将日本天台宗传教祖师的规定丢掉一边
① 参见村上专精《日本佛教史纲》，杨曾文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第54 页。
② 同上书，第2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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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律僧圆耳（生卒不详）与显道和尚（1743—1795年）对此很是不满，力
倡“复兴古道”，即要坚持传教大师定下的一向大乘戒的宗规，斥妙立、灵
空等人为“山家奸贼”。
上述双方对立的主张，靠教理的辩论很难决定胜负。经由天台宗管领轮
王寺宫的裁定，复古派曾一时占上风，而随轮王寺宫的更迭，妙立、灵空派
终又获胜。以后，灵空等人事业后继有人，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