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5-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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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学生朗诵鲁迅作品的片断，一方面是啜泣之声微若可闻，一方面是肝肠断裂怒火中烧。鲁迅的著作永远是对我心灵的启示与激励。甚至在被划为右派以后，我居然还荒唐到自以为是“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年青的一代去宽阔光明的地方”。
　　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下，我六十年来一直爱戴崇敬鲁迅。对胡适的感情是完全无法与之相比的。
　　在我心目中，胡适当然“也是个人物”，但是他软弱，易妥协，同鲁迅比起来，“不像一个战士”，而且显得“浅薄”……这些“胡不如鲁”的印象本来也一直存在在心里。直到看见《新文学史料》上你的《回归“五四”》说，你做中学生时就定下的“支点”——“尊‘五四’，尤尊鲁迅”，六十年后依然不变。这一点却刺激了我，经过一番思索，我的思想居然倒转了过来，认为就对启蒙精神的理解而言，鲁迅未必如胡适。
　　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以理性的光芒照亮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黑暗。综合先进国家的经验，启蒙应当有破与立两方面的意义。我现在的体会，大而言之，鲁迅主要的是“破”传统的战士。他自称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的人”，主张“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胡适则除了在“五四”运动初期也狠狠地“破”了一下以后，精力就主要转到“立”的上面去了。因此，鲁迅倾心革命，胡适钟情改良。对我们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而言，两者的吸引力（也就是我们眼中的“深刻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正因为如此，才有徐懋庸的名言：“人谁不爱鲁迅？”
　　当然，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在对传统和现实几乎完全绝望之后，也有“立”的一面，那就是他因为创造社的攻击而学得的新思潮，又因为冯雪峰与瞿秋白的介绍而向往的新世界。
　　鲁迅和胡适的身世背景，其实可以说是差不多的，他们在近代史上初露头角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最大的不同也许在于：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做“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认清这一点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
　　你的《后序》中，我最不能理解的，是你说“鲁迅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乃是中国近代启蒙思想的最高峰，不仅非当时的权威梁启超、严复所可及，也超越了后来五四时期的主将陈独秀、胡适”的话。我也是推崇这两篇文章的，但是按照我现在对“启蒙”的标准看，却远不到你所说的程度。因了你的推崇，又拿来再看了一遍。然而除了比过去更加觉得其文字的晦涩冗杂、佶屈聱牙而外（可能是他还没有摆脱章太炎的影响，还没有接受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而改写白话文的缘故），无非就是要求个性解放而已，比起陈独秀晚年的觉悟，比起胡适一贯提倡的民主、法治、自由主义，在我看来还要差一些。
　　请看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说的话：“现在有人对你所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何等简练干脆！何等明白晓畅！
　　其实，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的“被现代化”国家，从一八四○年被打开国门，只能算是惊梦，到甲午（1894）海战失败，朝野失色。一八九五年严复给中国的病症下了断案：西方与中国的所以有富强与贫弱的差别就在“自由不自由异耳”，才有了启蒙的要求。又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中国才算是有了一场真正的启蒙运动。中国的民族要求并不是要建立“无比美妙”的乌托邦，也不是要建立洪秀全式的“小天堂”，而只是要赶上先进国家，实现现代化。胡适提出的目标，我们在二十世纪没有能达到，如果能在二十一世纪达到，就可以谢天谢地了。
　　在三十年代中期我自以为“启蒙”了。大概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我所接受的启蒙，是共产党人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所发起的“新启蒙”，是比“五四”的“资产阶级启蒙”高得多的“马克思主义启蒙”，而马克思主义则是“全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
　　我自己曾经长期以此而自鸣得意，好像从少年时代起俨然就是一个革命家的样子。其实我哪里分得清什么旧启蒙与新启蒙，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得要反封建，反传统，要自由，要民主，尤其要共产主义而已，只是到被划为右派以后才渐渐悟到这两种启蒙是不一样的，甚至是对立的。以后又过了很多年，年纪已近七十了，才进而又悟到归根结底只有一种启蒙，也就是“五四”的启蒙，西方几百年前就开始的古典的启蒙。这两年，社会上又有所谓“超越‘五四’”之说，反正我是认定了，在“五四”定下的建立像样的“民主”和在多数民众中确立“科学”精神的目标实现以前，凡说“超越”的都无非是蒙汗药。
　　抗战前后的所谓“新启蒙”，照它的原意就是对“旧启蒙”的超越，实际上则是对“五四”的“民主”与“科学”启蒙精神的偏离。起初也许只是差以毫厘，逐渐就谬以千里了。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被这个“新启蒙”引导着走了大半辈子所谓“超越‘五四’”的道路，实际上则是偏离“五四”的道路，早已走到南墙，碰得头破血流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人：停步，退回去，回到“五四”，重新起步。
　　鲁迅的悲剧，其实也就是超越五四的悲剧。被他认为“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瞿秋白在一九三二年写道：“在共产主义革命以后，已经没有什么‘五四未竟之业’了。”又说：“我们即将迈出的一步与五四无关”。这难道还不能理解为“超越‘五四’”吗？
　　二十世纪下半期，鲁迅和胡适在中国大陆的命运，真是一在天之上，一在地之下。胡适在一九五四年就成为全国全民大批判的对象，可以说成了毛主席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而鲁迅则不但被封为圣人，而且到文化大革命中成了惟一能与马恩列斯毛并列而绝对碰不得的人物。
　　这种命运当然不能由他们自己负责，但是也不能说与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胡适一贯主张自由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当然不能见容于新中国。鲁迅则不但从未公开以“理论的形式”提出其个人主义的主张，而且越到晚年越倾向于你所说的伊里奇和约瑟夫，相信苏联的宣传甚至出面驳斥那里发生了大饥荒的报道。他在和从郭沫若、周扬到杨邨人这样一些人战斗的时候，自认为是同导师们的思想是一致的，就同胡风自认为同毛泽东思想一致一样。
　　鲁迅的被利用是对他的极大侮辱。现在有研究者说：“可以证实的是鲁迅后来似乎接受了组织的领导”。既然说“似乎”，我看就还不能“证实”。不过我确实怀疑他受到了冯雪峰和瞿秋白的“误导”。说误导，是因为鲁迅晚年的思想倾向，分析到最后，同他的基本品格，即张扬个人的品格，不可能是一致的，而他的基本品格又是不可能根本改变的。不过，你我这样年龄段的人，六十年后回头看，又不能不说确实也受过鲁迅的某些误导。
　　鲁迅的最大幸运是只活了五十六岁，如果他能活到我们这个年纪，他的遭遇会怎么样，他的表现又会怎么样？这是每一个知道、尤其是敬爱鲁迅的人无不关心的问题。你熟识的乔冠华在一九六二年、胡乔木在一九八二年都曾对我说过“鲁迅若在，难免不当右派”的话。然而鲁迅不是一般人，而是特大的人物，他的命运，既要看权力者的政策和策略，也要看他自己的选择。我只能说，他在中国的威望比高尔基更大，性格也比高尔基更刚烈，下场恐怕只会比高尔基更惨。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海外看到大陆“清算胡风”的时候，评论说“鲁迅若不死，也会砍头的”。胡适毕竟是了解鲁迅的，他俩后来虽然倾向有所不同，但是，分析到最后，本质上都是中国最最珍爱自由的人。
　　在中国，对鲁迅的研究，六十年来一直是显学，然而他被别人涂的油彩太多了。他自己晚年的政治倾向也增加了几分暧昧。到现在除了可以肯定他“任个人而排众数”、“尊个性而张精神”这一点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其美学价值还很少被真正发掘出来。胡适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他虽然写过半部中国哲学史，却并不十分高明，实际上只是开了一代风气，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开山的人”。他的真正价值还是在他毕生挂怀、一贯坚持的中国的民主、法治、宪政上。他独特的贡献是中国文化传统中很少的宽容精神。他一再强调“宽容”为民主的第一要义。他的名言“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做人要于有疑处不疑”，确实可以师表人伦。与之相反，鲁迅则从认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到主张“打落水狗”，到临终遗言“一个都不宽恕”。不管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然而以立言大体而言，我们只能说一句“不免为先生盛德之累”。史沫特莱曾称鲁迅是“中国的伏尔泰”。伏尔泰的名言“我完全反对你说的一切，但是我坚决保卫你发言的权利”，已成为现代民主的原理，全球伦理的准则。而这在号称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鲁迅的著述中却是找不到的。
　　就对青年的关怀与爱护而言，鲁迅与胡适都是现代人的模范，可谓无分轩轾，不过鲁迅似乎更近乎慈母，胡适似乎更近乎严父。一个世纪过去，尘埃落定，鲁迅的弟子大多如昙花一现；而胡适的弟子，则遵守他“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教导，还有不少人留下了若干我称之为“可超而不可越”，亦即可以胜过但是不能绕过的业绩，为中国的现代化垒下了一块一块的基石。
　　一九三七年，胡适在给翁文灏的信中说：“兴学五十年，至今无一个权威政治学者，无一个大法官，无一个法理学家，无一个思想家，岂不可焦虑？”其实以后二十年，中国在这些方面还略有进步，又以后的三十年才是一片狼藉。这二十年似乎渐渐有一点“江南草长”的模样了，然而还没有“杂花生树”的景观。近年留学生出国的虽然不少，却很少有朝这方面努力的。这种情况，离胡适的要求，也是中国现代化的要求还远。近几年来，我才觉悟到公民教育对中国的重要性，然而对政治学家、法学家被消灭净尽这么多年之后，到哪里去找能给中学生写公民教科书的人呢？百年回首，走胡适代表的方向，道路不可能不是迂远的，然而也只有耐着性子走下去，毕竟这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应该说：胡适关心的面要比鲁迅为宽。四十年代末，当他出任北大校长时，曾向当局提出把一批研究原子物理的年青科学家，如钱三强、吴健雄、张文裕等罗致到北大来，集中研究原子科学。当时他提出的九个人“皆极全国之选”。如果他的计划得以实施，则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或者不致落在苏联之后，而且还可以避免像苏联的尖端科学研究集中在军事方面那样偏枯畸形的弊病。胡适不但在人文学者中，而且在自然科学家中都是深得学生爱戴的大宗师。
　　另外，上面说了这么多话，其实只是为了一个目的：落实“回归‘五四’”，因为只有“回归‘五四’”才是中国真正走上现代化之路的起点。以中国传统包袱如此之大、之重，要确立民主的制度，民主的精神，民主的习惯，是要不断地学，不断地习，不断地“学而时习之”的。比“五四”先贤还早的又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孙中山，为了教中国人学习民主，特意在一九一七年写的《建国方略》中辟有专章，讲述议事规则，想以此教会中国人懂得如何开会，名之为《民权初步》。孙中山还在其序言中特别申明：“此书譬之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浏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其精神至可感佩。六十多年前我们上小学的时候，还是认真“学而时习之”的。近五十年来，因为整个社会的忽视，已经被大家忘怀了。到现在，严格地说，中国人还是连会都不会开。前几年，在一个规格极高的会议上，有一位地位显要的老人突然悄悄地问我：“这么重要的提案，连附议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