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5-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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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ひ淞醢肱┚�》；第六次谈话，抨击禁止男女同学同泳，来自《花边文学·奇怪》。这三处都是几乎逐字逐句地抄录鲁迅的文章，但为篇幅所限，兹不赘引。
　　四、第七次谈话。上文已经证明，这事不可能像《琐忆》写的那样是发生在鲁迅家中。
　　这样，关于《琐忆》的文体性质，我们就可以说：它其实不是一篇回忆性文章，而是一篇回忆兼研究且有虚构的文章；它的内容固然有不少是来自和鲁迅的接触，但相当部分却是来自对鲁迅的历史和著作的研读；唐彛�本人则为此而在《琐忆》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即创造了一个迥异于三十年代初期他的真实状况的、能够和鲁迅平等对话甚至动辄俯视鲁迅并大发议论的叙述人——“我”。
　　主题：过分简单，过分肤浅
　　如果我们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那就会发现《琐忆》文体性质及主题思想的形成和其构思的产生过程密切相关。在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唐彛�曾经两次谈到这一过程，要点如下：
　　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唐彛�原打算同以群合作写一个电影剧本《旗手鲁迅》，“以群同志比较倾向于写全面的鲁迅传”，于是“我想从鲁迅一生中挑选几个最足以表现他的性格，既可独立又能连贯的故事，组合在一起，以表示鲁迅这个民族巨人的不朽的精神”。“不过多少年来，我们总是强调‘横眉冷对’的一面，简单地把鲁迅写成金刚怒目式的战士，而忽视他‘俯首甘为’的一面，忘记他本质上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作家”，于是唐彛�想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并且把它确定为《旗手鲁迅》的主题。但这一合作最后因为一九五九年唐彛�被调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而未能完成。不久，鲁迅八十诞辰的日子到来了，英文杂志《中国文学》编辑部约唐彛�“写一点回忆”。“我根据先前的想法，将当初为构成电影剧本而搜集起来的一些太零星、太琐细的材料合成一篇，既写了他‘横眉冷对’的一面，也写了他‘俯首甘为’的一面，并且有意将重心放在后一点”，这就是《琐忆》〔13〕。
　　由此可见，《琐忆》实际上是电影剧本《旗手鲁迅》的缩写，是对鲁迅的历史和著作的研读的结果；其主题的形成也不是来自他和鲁迅的接触的体验（鲁迅的侧面），而是来自对所研读的材料的思考（鲁迅的全面）；并且，这主题既经形成，就不能不对材料的选择起制约作用，从而使《琐忆》出现了虚构或史实误置成份，因为他通过和鲁迅的接触所能了解的只是鲁迅的侧面。
　　在此，我们也就看到了《琐忆》会有那么大的社会影响（不仅被看成了唐彛�创作的典范，而且被看成了“回忆鲁迅散文”的典范！）的原因所在：其主题是对当时流行见解的反拨。但在我看来，这也正是《琐忆》的至命伤所在；《琐忆》的作者（并非整个唐彛�其人）也好，《琐忆》的热情接受者也好，都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若甲反对乙，而乙是错的，则甲必然对。殊不知在魔圈式的封闭性思维空间中，互相反对的甲与乙，有时可能处在同一不正确的地带上”〔14〕。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艺术家总在某些社会条件下创作，也总在某种文艺风气里创作。这个风气影响到他对题材、体裁、风格的去取，给予他以机会，同时也限制了他的范围。就是抗拒或背弃这个风气的人也受到它负面的支配，因为他不得不另出手眼来逃避或矫正他所厌恶的风气。正像列许登堡所说，模仿有正有负，亦步亦趋是模仿，‘反其道以行也是一种模仿’；圣佩韦也说，尽管一个人要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仍然免不了和它接触，而且接触得很着实”〔15〕。因此，表面看来，《琐忆》的主题是对当时流行见解的反拨，但其实也同时是对当时流行见解的一种模仿。
　　在上面的辨析过程中，我们事实上已经触及《琐忆》的主题，这主题对材料的选择起限制作用，从而使《琐忆》出现了虚构或史实误置成份。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琐忆》的主题概括的是鲁迅的“全部人格”，但其作者和鲁迅的实际接触却很有限，这就难免产生以偏概全的弊端。表现在内容上，《琐忆》的致命伤在于它的主题是对鲁迅的高度简单化。席勒说得好：“人是一切中最复杂的。”〔16〕更何况鲁迅是那样一个历史伟人！但唐？却把鲁迅的“全部人格”抽象成了对敌能憎和对友能爱这样两个侧面，于是“人不再是人，而是物，而是阶级观念的抽象符号”〔17〕。限于篇幅，我们只好在他给我们划定的范围内予以论述，即：
　　一、对友，鲁迅并不仅仅是“能爱”，而是“爱憎不分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18〕。其他的不论，和唐彛�接触的时期就正是鲁迅一生中这情感最为沉重的时期：“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军中的从背后来的暗箭；受伤之后，同一营垒中的快意的笑脸。”〔19〕“最可怕的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20〕“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21〕由此也很可以理解，虽然“鲁迅先生给我的印象始终是平易近人”，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对别的一些人就不多疑、世故、脾气大、爱骂人和睚眦必报。更加荒谬的是，在唐彛�看来，所谓对友能爱，竟还意味着：（一）“平易近人正是鲁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但事实上，成熟意味着超前、超常和超我，鲁迅的思想成熟使他处于“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的寂寞之中〔22〕，“爱憎不分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情感特点就因此而形成。（二）“对待青年，对待在思想战线上一起作战的人，鲁迅先生是亲切的，热情的，一直保持着平等待人的态度”。然而不必说事实，鲁迅的一些言语就反驳着这种说法。如在参加“左联”的成立大会以后，他向章廷谦描述说：“于会场中，一览了荟萃于上海的革命作家，然而以我看来，皆茄花色（绍兴方言，意谓没起色），于是不佞又不得不有作梯子之险，但还怕他们尚未必能爬梯子也。”语气何其轻蔑！如此言行一多，当然难免外人摇头，连他最亲近的周建人（1929年8月24日致周作人信〔23〕）、章廷谦（1929年9月4日致周作人信〔24〕）和曹聚仁（1936年8月17日致鲁迅信〔25〕）等等都私下为他惋惜不已！
　　二、对敌，鲁迅也并非只是“能憎”，还不得不依存。例如在北京的时候，他不得不做官，章士钊免了他的教育部佥事职务，同事许寿裳和齐寿山愤而辞职抗议，但他却向平政院控告章士钊违法，要争回那个官职。到上海后，明明已经对国民党深感失望，却依然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开始从南京政府大学院领取每月三百元“特约撰述员”薪水；一年以后这笔钱改为“教育部编辑费”，他照领；甚至后来和国民党公开对立了，他也还是照领，一直领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借用他的话说，这自然“不好”。你看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二日许广平写信告诉他收到了这个月的钱：“中央行那张纸，今天由三先生托王（周建人夫人王蕴如）去转了一个地方，回来的收据，放在平常的地方一起了。”〔26〕用词如此隐晦，处置如此小心，连转帐都要借弟媳的名义，后来印行《两地书》时更把这段话全部删去，就说明他知道这“不好”，但又似乎别无选择。至于在四面碰壁时说“到公洽（即国民党军政大员陈仪）那里当兵去！”〔27〕那当然是小而又小的事情了。
　　结论很清楚：鲁迅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复杂的人物；面对这样一种历史存在，《琐忆》的主题是过分简单和过分肤浅了。令人欣慰的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王富仁、钱理群、汪晖、吴俊和王晓明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对鲁迅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作了相当彻底的探索；而汪晖则更是唐？先生的博士研究生，唐？为汪晖的博士论文《反抗绝望》所写的代序《一个应该大写的文学主体——鲁迅》则明确申明：“我完全支持他的研究和探索。”〔28〕我们不能忘记唐彛�在新时期实现的自我超越！
　　背景：相当复杂，相当深刻
　　如果只是指出《琐忆》主题是对当时流行见解的反拨，就不再对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作进一步的说明，那我们就很难说是公正地对待唐彛�先生。当然，为篇幅所限，在此我们只能作简略的说明。
　　很明显，《琐忆》问世的时代正是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占据支配地位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们普遍不无盲目地认为，我们对于一切已经有了结论，只需要按‘既定方针’办事，依照现在的楷模去行动就够了，‘探索’只是少数‘伟大人物’的事。正是这种多少僵化了的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塑造了多少有些僵化的鲁迅‘英雄’形象”，〔29〕进而“不可避免地被捧为被利用的偶像”。〔30〕“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31〕多么悲哀！
　　这悲哀表现在鲁迅研究中，就是“逐渐形成了一个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社会和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以对《呐喊》《彷徨》的客观政治意义的阐释为主体的粗具脉络的研究系统”，从而“不利于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深刻社会意义的分析及其独立价值评价，因为从这个角度衡量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的意义，其任何对中国政治革命规律的忽视都会降低它们的思想性的高度，而当毛泽东同志早已对这些规律做出了更明确、更完整、更精当的理论归纳之后，鲁迅思想和鲁迅小说便不存在任何意义了，剩下的只能是‘艺术’、‘技巧’和‘手法’，思想的探索就此止步，思想家的鲁迅便终止了他的独立作用”〔32〕。
　　这悲哀表现在遗著流传上，就是出现了“删改原文”这样的粗暴事件。例如，“在苏共的党内斗争中，不但要托洛茨基从现实世界中消失，而且也要他从历史记载中消失。冯雪峰反托是很坚定的，他不愿意《鲁迅全集》里出现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删了”〔33〕。
　　这悲哀表现在史实整理上，就是许多重要人物对鲁迅的回忆出现了变形变质。例如，许广平的《鲁迅回忆录》，竟然能使朱正写成一本专著《鲁迅回忆录正误》；沈鹏年的回忆文章（所谓毛泽东曾去八道湾谒见鲁迅即出此公回忆），冯雪峰严厉指出：“大部分是‘捕风捉影和另有用意而捏造’的，亏他虚构得真有其事一样”〔34〕；而冯雪峰本人的《回忆录》，“它在当时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其实决不能成为回忆录的楷模。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多少具体生动的材料，那足以说服读者赞同作者的观点或者读者可以据以得出自己的观点的材料，看不到多少既有普遍意义又表现着鲁迅的独特的东西，看不到既是典型又是一个‘这个’的鲁迅。作者把一般叙述和自己的判断混在一起，给予读者一个又一个的结论。无论作为回忆录，或者作为一种研究，它的缺陷都是明显的。”〔35〕——最后一句话，如前所述，移用在唐彛�身上也很贴切！
　　因此，我们不应该惊奇，在那个时代唐彛�会写出《琐忆》这样一篇文章。我们应该惊奇的倒是，它印证着唐彛�想“推开自己所处的时代”的精神是那么坚韧——正因为有了这种可贵的精神，唐彛�虽处于那样一个时代，却为我们提供了《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1956年）、《论阿Q的典型性格》（1958年）和《论鲁迅的美学思想》（1961年）等“实在具有各个不同历史阶段鲁迅研究的里程碑性质、有相当广泛深刻的影响”〔36〕的长篇论文；进入新时期以后，则超越自我，奖掖后进，为我国的鲁迅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发生历史性的变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注释：
　　〔1〕鲁迅：《三闲集·怎么写》。
　　〔2〕鲁迅：《南腔北调集·为了忘却的记念》。
　　〔3〕《鲁迅研究资料》（1），文物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
　　〔4〕〔5〕〔7〕〔8〕〔10〕〔11〕〔13〕〔28〕唐彛�：《鲁迅论集》，第539、510－515、590、472、503、511、535－536、53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2月出版。
　　〔6〕唐彛�：《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第307、45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又，《鲁迅论集》，第471页。
　　〔9〕周海婴：《鲁迅许广平所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