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5-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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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可能当年就收入《两地书》的版税一千一百二十五元？
　　事实上，鲁迅对自己的市民身份是有着自觉的认识的。在他的职业作家生涯中，他常常自称“小百姓”，这正是对其市民身份的确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靠卖文为生的，因此并不羞于承认自己的文学工作也是为了挣钱。比如，他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时就对友人说：“近来为了吃饭问题，在写一部小说。”（《全集》第13卷，37页）他甚至于写文章为作家卖文辩护，将文人卖文和农民卖米、工人卖力、教授卖嘴、妓女卖淫并列起来，（《商贾的批评》，《全集》第5卷，562－563页）可见他对作为职业的文学活动认识是极深的。毕竟作家也要生活。
　　最后，需要澄清的是，职业作家市民化和市侩化不可混淆。对作家的市侩化，鲁迅曾予以描述和挞伐：“这里的有一种文学家，其实就是天津的青皮，他们专用造谣、恫吓、播弄手段张网，以罗织不知底细的文学青年，给自己造地位；作品呢，却并没有。真是惟以嗡嗡营营为能事。”（《全集》第13卷，426页）作家市侩化就是指这种作家“惟以”营私为能事，却丧失了其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正义，丧失了富于精神价值和艺术魅力的艺术创造力的不良倾向。
　　鲁迅在实现作家职业化的过程中，也顺利而出色地完成了市民化，较好地实现了一个优秀市民的世俗价值，保证了他及其家人能过上小康生活，保证了他在诡谲纷繁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能坚持自由思想，独立写作。鲁迅在实现市民化的同时，作为作家，他所创造的精神价值和艺术价值也筑就了那一代中国作家所可能筑就的最高丰碑。所以鲁迅毫无疑义地成为我国第一代市民化职业作家的杰出代表和典范。

　　“人是一切中最复杂的”

　　
　　——唐彛�《琐忆》的文体性质和社会影响新论
　　？　许锡强
　　坦白地说，虽然唐彛�的《琐忆》（编入旧版高中语文第二册，新版高中语文第一册）历来被当作回忆鲁迅的典范散文来教学，但我对此却常起幻灭之感，并且用鲁迅的话来说，这“幻灭之来，多不在假中见真，而在真中见假”。〔1〕本文的论题即由此而产生：文体性质——《琐忆》真是一篇回忆性文章吗？主题思想——《琐忆》对鲁迅性格的概括在多大程度上切合鲁迅自身？……但是，当然，对此进行探讨，重要的并不在于它的结论，而在于整个探讨过程本身：问题的产生，材料的提取，方法的运用，如此等等。
　　交往史实：一次宏观考察
　　《琐忆》全文给人的突出感觉，是只用高中语文教材“预习提示”中的“曾经和鲁迅有过一些接触”来说明其作者恐怕不见得妥当。虽然只是一个文学青年，但是，瞧！“我”却能当面臧否鲁迅的思想历程，一旦“气极”就能“去见鲁迅先生”，而当时对文学青年不仅“不敢随便谈笑”，而且“倒是故意回避的时候多”〔2〕的鲁迅先生，和“我”相处时却是既幽默又风趣（如模拟戴着防毒面具走路的样子）……因此，最保守地描述，他们的关系也应如唐彛�本人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三日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座谈会上所说：
　　“我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像文艺界有些人那么密切。在鲁迅生前，我只和黎烈文一起去过他家一次；大多数是在内山书店、咖啡店、小吃店，还有杂志或者报纸副刊编辑请客吃饭组织稿子的时候。从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和鲁迅第一次见面开始到鲁迅去世，三年间，会面二十次左右，最后一次去见他，不幸他已不能像平时那样谈笑了。”〔3〕
　　和在其他地方都用“和他的接触并不多”〔4〕诸如此类的模糊表述不同，唐彛�在此对他和鲁迅之间的交往的总的情况作了也许是惟一的一次确切表述，从而为我们进行考证提供了方便。
　　首先，唐彛�有没有“去过他家一次”？我们注意到鲁迅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致唐彛�的信：“我的住址还想不公开，这也并非不信任人，因为随时会客的例一开，那就时间不能自己支配，连看看书的工夫也不成片段了。而且目前已和先前不同，体力也不容许我谈天。”按，鲁迅自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迁居大陆新村九号直至逝世，也就是说，自和唐彛�第一次会面以来鲁迅在上海的住址并未发生变更；又，《推背集》一书已在鲁迅写这封信时由天马书店正式出版。所以，唐彛�在《琐忆》中叙述的鲁迅第七次谈话肯定不是在鲁迅家中，虽然那叙述文本的总体意蕴是指向在鲁迅家中。此后有没有“去过他家一次”呢？查《鲁迅日记》，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七日直至逝世，共有二十七次记及黎烈文，其中来访十六次，但都未提到唐彛�同来；这期间，《鲁迅日记》也有十二次记及唐彛�，说到信札往来和书籍赠送，而在信中则透露鲁迅将偶而看到的《推背集》书评都要剪下送给唐彛�，如此关注关切，怎么可能比这些更见重要的来访却反而忽略不载？
　　其次，“会面二十次左右”又怎样呢？以当时唐彛�的身份、鲁迅的状况以及他们的会面方式而论，唐彛�和鲁迅会面不可能没有其他人在场。这样，根据唐彛�自述，参考《鲁迅日记》的记载和旁人的回忆，他们的会面现在能够确切陈述的就只有如下几次：1。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黎烈文为《自由谈》组稿而在汉口路古益轩闽菜馆请客，和鲁迅同宴〔5〕；2。一九三四年五月十日，林语堂为《人间世》创刊而在忆定盘路寓所请客，和鲁迅同宴且同车离去〔6〕；3。一九三四年八月五日生活书店《太白》创刊请客，和鲁迅同宴但不同室同席〔7〕；4。一九三六年春在某地不期而遇（这实际上也是模糊表述，但见于唐彛�同年11月15日在《作家》月刊第2卷第2期上发表的《记鲁迅先生》一文，想来不会“在记忆上产生某些疑似之处”〔8〕）。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写的《断片》一文中，唐彛�还说《自由谈》编辑黎烈文多次设宴聚会，他和鲁迅同在——但事实上，唐彛�就参加过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那一次宴会，并且那也是鲁迅第二次即最后一次参加《自由谈》编辑黎烈文的宴请，因为在那次宴会之后不久，即当年五月九日，黎烈文即已被迫辞去《自由谈》编辑职务！
　　最后，还有一种重要的交往形式——书信往来。据《鲁迅日记》记载，唐彛�总共去信十二封，得鲁迅复信九封（按，实得十封，1936年6月3日的一封，系鲁迅口述，许广平代写，《鲁迅日记》失记；现存复信九封，失1936年3月31日复信）。正如唐彛�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三日致许广平信所言：“周先生给我的信，大概有十几次，但有些都是略谈几句，并无议论。”〔9〕总之，就书信来往而论，唐彛�和鲁迅的关系也不密切，而不是他自述的“并不像文艺界有些人那么密切”（因为这话意味着只是并非最密切而不是不密切或比较密切！）。
　　因此，这样一次宏观考察的结论就是：唐彛�自述“我和鲁迅的关系并不像文艺界有些人那么密切”，这是不能成立的；相反，他确实只如《琐忆》课文“预习提示”所说是一个“曾经和鲁迅有过一些接触”的文学青年。但是，《琐忆》全文的意蕴却明显地指向前者。那它所“忆”的内容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内容来历：两种文本比较
　　严格地从鲁迅这个视角来说，唐彛�之所以为世所重，并不是因为他初涉文坛时曾和鲁迅有过接触，而是因为他在鲁迅研究上卓有成效（他的全部著述都向我们证实：他对鲁迅其人其文的了解确实可以用“滚瓜烂熟”这个成语来形容！）。难免的，他的记忆就会将他和鲁迅的接触与对鲁迅的阅读混淆起来，“在记忆上产生某些疑似之处”。如果我们把鲁迅的历史存在（生平和著述）当作一种文本，和《琐忆》文本进行比较，那就可以充分地证明：《琐忆》所“忆”的内容相当部分来自他对鲁迅的阅读，而不是来自他和鲁迅的接触。
　　一、第一次谈话。关于和鲁迅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形，唐彛�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发表的《记鲁迅先生》中这样叙述：“……互通姓名以后，他笑着说：‘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骂。’接着就谈到叭儿们的阵容。……”〔10〕但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次会见鲁迅先生》和一九六一年九月发表的《琐忆》中，却把这“接着”转换成了“我也姓过一回唐”的谈话〔11〕，“这指的是他曾经使用‘唐俟’这笔名，”高中语文课本还为“唐俟”加注说，“鲁迅发表《梦》、《我之节烈观》等文时用的笔名。”但是我认为，当时唐彛�对此不仅不可能“先是一怔，接着便明白过来”，而且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唐俟”这笔名。理由有二：一、那是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新诗和随感时用的笔名，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前，那些新诗并未编集出版，随感录虽已编入《热风》一书但却无注释，当时公开发表的鲁迅生平传记材料还极其有限，而唐彛�却是一个出生农民家庭、只有初二学历且每天工作十二小时的邮局工人，怎么可能知道鲁迅是用“唐俟”的笔名在他并未接触且是十五六年前出版发行的杂志上发表诗文？二、正因为“唐俟”这笔名如上所述还不为世人所知，所以在和唐彛�会面后不久，即一九三四年六月和七月，鲁迅又先后以此笔名分别在北平《文史》月刊和《文学季刊》上发表了《儒术》和《看图识字》两篇文章（均收入《且介亭杂文》中）。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说，唐彛�开始研究鲁迅是在一九三八年参加《鲁迅全集》校对工作，尤其是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对“唐俟”等等的了解就是从事鲁迅研究的收获。为什么要把这阅读所得移置于接触之中去呢？原来却是为了主题的需要：“……于是我也笑了起来。半晌疑云，不，很久以来在我心头积聚起来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尽散绝了。”
　　二、第五次谈话，讽刺攀附阔老者，明显来自鲁迅的文章《说“面子”》。但唐？却为此增加了这样一个历史背景：“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国民党政权依赖美国，宣传美国将出面主持‘公道’，结果还是被人家扔弃了。当宣传正在大吹大擂地进行的时候，鲁迅先生为我们讲了个故事。”这里需要指出两点。一、这里讲故事的时间应当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即唐？和鲁迅认识以后，但直到鲁迅逝世，中国这期间都未形成过“依赖美国”的宣传攻势（而美国当时则在外交上奉行孤立主义政策，对世界局势的发展并未作多大的介入和干预），相反的，鲁迅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太白》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收入《且介亭杂文》中）一文中倒曾这样描述中国的舆论宣传：“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按，此系鲁迅笔误，应为“三年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已，也不信国联，改为一味求神拜佛，怀古伤今了——却也是事实。”二、唐？笔下的“美国”恐怕是“国联”或“英国”的误写。因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即在南京发表讲话，声称“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联公理之判决”。一九三二年四月国联派英国人李顿率领调查团，到我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同年十月二日发表所谓《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也称《李顿报告书》）。因此，用鲁迅的话来说，“只希望着国联”也当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间，而不是一九三四年一月以后鲁迅讲故事的时候。附带说一句，也正是因为对国联的失望，国民政府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和苏联恢复了中止五年之久的外交关系，并且，当中苏两国政府尚在讨论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时候，双方代表就开始商讨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或安全互助条约的问题〔12〕。一句话：唐？为鲁迅的第五次谈话加上这样一个历史背景纯属史实误置。这误置发生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实际上，《说“面子”》（收入《且介亭杂文》中）本是一篇针砭国民性的文章，加上那么一个历史背景完全是为了主题的需要：那个故事就从“改造国民性”转变成为“对敌能憎”了！
　　三、第二次谈话，批评盲目夸耀地大物博者，来自《准风月谈·黄祸》；第三次谈话，鼓励青年不必自惭浅薄，来自《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第六次谈话，抨击禁止男女同学同泳，来自《花边文学·奇怪》。这三处都是几乎逐字逐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