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1-05-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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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紫色的脸膛，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着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他见人很怕羞，只是不怕我，没有人的时候，便和我说话。”闰土在明亮的月光下捉獾的故事，竟像照片一样印在我的脑海里。
　　到了初中，课文中鲁迅的文章便多起来了。记得第一篇是《风筝》，一下子就打动了我：“北京的冬天，地上还有积雪。灰黑色的秃树枝丫叉于晴朗的天空下，而远处有一二风筝在浮动，在我是一种惊异和悲哀……”那里面的小弟弟是那样地孤单和可怜。他喜欢放风筝，却买不起风筝，只好看着别人放。人家的风筝掉下来了，他就跟着惊叫着；人家的风筝缠在一起了，他就跟着担心着；人家的风筝解开了，他就跟着欢呼着。最后，他躲在一个屋子里，好不容易做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风筝，可又被霸道的哥哥一脚踏坏了，说这是没有出息的孩子的举动。他自己不敢反抗，只好躲在角落里伤心着。这个故事里仿佛也有着我童年的影子，所以，文章里虽然没有渲染小弟弟的心情，可我自己却能感受到那分深深的失意。至今想起这篇文章，心里头都藏着那个小弟弟的影子，好像他就躲在我的心里，让我想起来就感到酸楚。
　　初中的鲁迅文章学完了，接着就是高中课本里的鲁迅文章。这样下来，我头脑里关于鲁迅文章的感觉就越来越浓了，连他文章里的很多话，也在不经意中记下了很多。比如，一提起《故乡》，我脑子里立刻就冒出这样的段落：“我冒着严寒，回到相隔两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进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呜呜的响。透过船舱的缝隙，向外一望，远近横着几个萧瑟的荒村，没有一点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记得的故乡！”一提到《祝福》，就想起了这样的开头：“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将显出新年的气象来。”至于文章里面的一些散句子，记的就更是多得不得了啦。在学习《记念刘和珍君》这篇课文的时候，我曾在纸上反复抄写那些精彩的段落和格言一般的句子。现在想来，这种誊抄都是近于下意识的，就是不自觉地被里面的话感染了，不自觉地去反复体味，以至于不自觉地默写着，想把它们统统铭刻在心里。
　　这中间，我对鲁迅作品的阅读兴趣也被撩拔起来了。家里的几本《鲁迅全集》和带着鲁迅头像的白皮小册子，成了我枕边常读的书。高中毕业时，我几乎读完了鲁迅全部的杂文和小说。当然，很多也是囫囵半片地吞下去的。这时的鲁迅，在我的心中便真的变得高大起来了。我觉得鲁迅看问题特别深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这样之后，我便把鲁迅引为同道，不仅以鲁迅的标准看待问题，也以对鲁迅的褒贬来判断别人。记得有一回爸爸的朋友来了，看到家里摆着鲁迅的书就说道：“鲁迅的书耐嚼，筋道！”我听了，就像遇到知音似的，立即对他有了好感。他和爸爸聊天的时候，我就赖在一边不走，认真地听着。
　　上了大学之后，青春期那种理想主义的激情就变得更加炽烈了。一想到现实，就想到了国民劣根性；一想到国民劣根性，就想到了鲁迅。这样，鲁迅的作品又成了我大学初期的案头书，被我如痴如醉地读着。重读鲁迅的书，好像对里面的每一句话都有了新的理解，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相应的印证。从鲁迅的文章里，我似乎看清了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在这种情绪下读完了鲁迅的书，仍觉得不够味道，就去看鲁迅的传记和研究著作。那些出自鲁迅专家们的大作，行文都有一个风格：慷慨陈辞，愤世嫉俗，一副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架势，很合我这年轻人的胃口。
　　可由于时代思潮和个人专业的影响，我的阅读面不久就扩大了，对鲁迅的兴趣就渐渐转淡了。可一旦提起鲁迅，景仰之情仍溢于胸口。偶尔看到市面上出现一本研究鲁迅的新作，也买来读一读，不过，不再有以前那样强烈的激情了。随着文化领域的开放，我读的书也越来越多了。开始是浮光掠影，后来是精读细研。几个大部头翻完之后，我的视野就开阔了，就好像翻过几座高山之后望见了一片意想不到的开阔地。嚯，思想的世界原来这么大！这样，我就投入到追逐西洋思想的风潮里去了，对鲁迅也就渐渐疏远了。
　　参加工作后，在中国人的生命圈子里纠缠久了，就有了越来越多的属于自己的挫折和苦恼，看待事情的态度也就慢慢地变了。再想到鲁迅，心里更多的是将心比心的体贴和感受。在这样的心境下，鲁迅也就不再是当年心中那样的鲁迅了。鲁迅只有一米六左右的个子，在日本呆了好几年也没拿到一张像样的文凭。回国后熬到三十七八岁，才有了出道的机会。可出道后又长期是一个讲师，和我研究生毕业后自然转成的职称一样。在北京混出一些名气的时候，又受到种种排挤，被迫跑到厦门去。可到了厦门，且别说照样受到圈子的排挤，还要受校工的窝囊气，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要受行政处和后勤处的大老粗们的窝囊气一样……可以说，鲁迅一辈子都活得很失意，尤其是婚姻，更是不幸。这种种人生的晦气长期尾随着他，早已把他身上那些浪漫、理想的东西剥落得一干二净。可他偏偏还有一颗不愿屈从的自尊的心，这就促成了他生命的张力，使他拥有了冷峻的锥子般的眼光，能看穿周围的很多现象，要改变这个生活世界。
　　回想鲁迅的作品，除了早年的一些文章，几乎没有一篇是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式的。鲁迅的思想和情感，都被生活打磨成了硬梆梆的东西，连他的自嘲和调侃，都变得硬邦邦的。这一点，仅从他的小说人物的取名中就可以窥见一斑，像闰土、阿常、祥林嫂、华老栓等，这些名字就像是随手从生活中直接拿来的，没有任何雕琢的痕迹，让人能够直接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朴实和粗糙。如果和沈从文的小说人物名字比起来，这一点就更是明显了，如三三、萧萧等，一听起来就有一种惜香怜玉、构造幻象的情调。即使鲁迅的思想和情感中那些乖戾隐晦的东西，也都有着真实切骨的生活基础，只要用心阅读，都是可以慢慢理解的。正因如此，鲁迅的骨气和见识才可以从文字中触目地凸露出来，让人读起来不仅不觉得隔膜，反而能感受到一股活气。
　　可这样的鲁迅，竟然在鲁迅精神的传播中变形了，其实实在在的个人生活基础被抽掉了。看看那些专家们笔下的鲁迅，几乎都成了语无伦次的“青春型鲁迅”或剑拔弩张的“战斗型鲁迅”，专职于慷慨激昂地批判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和黑暗势力做斗争。这样的鲁迅形象，并不是真正的鲁迅形象，而是那些专家们自己所热衷于扮演的夸夸其谈的社会角色的心理投射。因此，他们的鲁迅腔调都凌空高蹈，虚张声势，背后则都有着一种现代教授的优越感，有着一套三室一厅的福利房子，挂着教授、博导、知名学者一类体面的头衔，觉得自己具有“立言”的特权，而立言的主要方式就是浮夸地自我膨胀，炮制各种虚假激情和陈词滥调，借以炒卖自己的精英嘴脸或清流面孔。在这样的文章里，字里行间缺少的正是鲁迅那样艰难沉重的人生遭际和不愿屈服的人世挣扎，所以，他们虽然外表凌厉，可都底气不足，内心不痛不痒。专家们的这种鲁迅腔调，实际上是在无耻而造作地向社会训话，和左大爷一模一样。
　　有了这样一种感悟，昔日的鲁迅，在我心目中就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鲁迅是生活中的鲁迅，鲁迅的思想不是一套装腔作势的思想理论，而是一种真实的生活姿态和生活方式。鲁迅的痛苦，鲁迅的敏锐，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经验；鲁迅的见解，鲁迅的硬气，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抗争。三十岁以后，我极少再读鲁迅的作品了。和鲁迅比起来，我今天的生活要容易多了，可和鲁迅的生活态度比起来，则实在是委琐得太厉害了。三十岁以后，我依旧佩服鲁迅：鲁迅是一个很有操守的文人。

　　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

　　
　　？　朱大可
　　殖民地情欲的头号敌人
　　如何描述殖民地上海的基本面貌，这个论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一部模仿本雅明隐喻式批评的《上海摩登》一书中，美国汉学家李欧梵按月份牌、张爱玲和施蛰存、刘呐鸥以及戴望舒的感受重新题写了上海。他的寓言化叙述流露出对殖民地情欲的无限感伤的悼念：作为当时全球最现代化的都市之一，电影院、舞厅、大百货公司和咖啡馆，那些充满性感和官能性的“摩登”事物，正在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怀旧基点〔1〕。而耐人寻味的是，除张爱玲出生太晚以外而未能与鲁迅相遇，这些被怀念的殖民地精英，几乎都成了鲁迅的宿敌。
　　在鲁迅谢世之后，小女人张爱玲从租界的法国梧桐下现身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作家，具有殖民地都市女人的全部特点：自私、贪婪、爱美和爱自己都到了骨头深处，风骚的话语在石库门社区的弄堂里低低回荡，混合着巴黎香水和城隍庙脂粉的双重气息。尽管张的文学才华遭到了某些汉学家的肆意夸大，但她无疑就是殖民地情欲的一个微妙象征：有节制的放荡、对现代化时尚的狂热追捧、以及包藏在优雅旗袍下的那种永无止境的肉欲，这些都可以被用来充分言说“后殖民时代”汉学家的怀旧话语。由于鲁迅的死亡，张得以在九十年代优雅地复活，并且成为后资讯时代的一个新的殖民地寓言。而她的情欲甚至滋养了上海的一干女作家（卫慧和棉棉之类），令新世纪上海文学重新焕发出肉感的后殖民气息。〔2〕
　　对于这种迷人的殖民地情欲，中年鲁迅表现出了罕见的冷漠。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除了时而去豪华戏院观赏好莱坞和上海自产的言情电影，鲁迅拒绝发表任何公开赞美的言辞。“伤逝”时代的小布尔乔亚精神，并未在殖民地获得新生，相反，它遭到了严厉的冻结。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欣赏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代替了她，她对鲁迅的爱欲，最终获得了恋父情结式的升华。
　　许是性格极其强悍的女人，在鲁迅死后和上海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施以严酷鞭打和电刑，甚至被全身剥光进行羞辱，企图从中得悉抗日者的名单。据她自己描述，她始终守口如瓶〔3〕。但许显然是个不谙风情的女人，尽管有些文士的小幽默，她和鲁迅的书信还是乏味得像一堆八股文章。
　　鲁迅在此期间的惟一情感线索，涉及了东北女子萧红。奇怪的是，当鲁迅对绝大多数陌生人都拒之门外时，萧军萧红几乎是惟一受到接纳的，鲁迅的这一“例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鲁迅最初对两萧的态度极为冷淡，直到收到萧红的“抗议书”才发生戏剧性突变。从此他对萧氏“青眼有加”，百般关照，直到死前数月，还向红色汉学家斯诺竭力推荐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云云，毫不掩饰对她的一片怜惜和钟爱。甚至萧军也因爱屋及乌而受到大师的另眼相待。在对尘世极度绝望的时刻，鲁迅依然保持了对于一个年轻女子的内在柔情，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思量的精神奇迹〔4〕。
　　但鲁迅那时已经丧失了滋养这种内在温情的动力。令人失望的是，这场耐人寻味的“暗恋”，并未把文学大师推向殖民地情欲的中心，或者说，推向爱欲和爱语这边，恰恰相反，直到他匆忙谢世为止，鲁迅都继续沉浸于他的“仇恨话语”和“暴力话语”的建构之中。仇恨的话语句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
　　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
　　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这一“遗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写就，与其说是向家人作告别演说，不如说是他的最高宣言。鲁迅利用这个言说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判处这个肮脏的殖民地乌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