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 作者:吴过-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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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查抄。
9月4日，陈家康被视作“五·一六兵团”在外交部的头目被逮捕。此后不久，“革
命领导干部”姚登山也被逮捕。
之后，外交部展开了“批极左，抓坏人”的群众运动。91位司局长、大使共同酝酿、
起草了大字报：《揭露敌人，战而胜之──批判“打倒陈毅”的反动口号》。大字报中
写道：“一小撮阶级敌人在陈毅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已开始得到澄清，被颠倒了的是非，
正在被颠倒过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日理万机，十分劳累，我们外交部和驻外使馆
广大革命同志一起，热烈欢迎陈毅同志尽快回来主持部务，我们将在以陈毅同志为首的
部党委领导下，把外事工作搞得更好！”
“91人”大字报前，观者如堵。转瞬之间，赞同、支持的大字报纷纷贴出。实际上，
这是对夺外交部权的姚登山等人的一次反夺权。
※ ※ ※
但是，揪“五·一六兵团”很快走到了它的反面。
对“五·一六兵团”进行清查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问题在于，“五·一六兵团”
只是在北京出现和活动的一个组织，然而后来却被指控为在全国范围内有一个“五·一
六反革命集团”，这就让人啼笑皆非了。
更加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后来残酷的事实。
揪“五·一六兵团”，使“红卫兵”一词迅速变得惨淡。在几次讲话中，江青把
“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即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
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按此概念推
论，自然就会产生无数与“五·一六兵团”无关、甚至根本不知道“五·一六兵团”为
何种组织的“五·一六分子”。
江青的讲话和经毛泽东审阅、修改过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成了向所谓
“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进攻的总动员令。
接踵而来的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五·一六兵团”的问题重新被提了出来，各单
位先后开始了又一次的清查“五·一六分子”。
此后，“五·一六”的问题一次次提出，各单位所谓的“五·一六分子”们象被烙
烧饼一样，翻过来翻过去地接受“火烧”。没完没了的批斗，无休无止的检讨，永远也
过不了关的过关……清查“五·一六”，从清查“罪行”到清查“组织”，又从清查
“组织”到清查“罪行”，反反复复地进行着。
直到1971年，中共中央还就清查所谓“五·一六兵团”的问题，于2月8日作出决定，
又于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还专门成立了“联合专案组”，用以统筹全国清
查“五·一六”的步伐。
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中，详细分析了全国范围内揪“五·一六分子”混
乱状况的四条原因，他在书中写道：
※ ※ ※
第一，在全国揪“五·一六分子”是主观主义的。除北京有过“首都红卫兵五·一
六兵团”外，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第二，规定凡有“三指向”
言行之一者即为“五·一六分子”，这是以“无产阶级司令部”、“革命委员会”代表
人民的利益因而正确为前提的，这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三指向”极为宽泛，没有明
确的政策界限，因而打击一大片。第三，领导揪“五·一六分子”的正是大搞怀疑一切、
打倒一切的江青一伙，他们乘机指鹿为马，残酷打击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第四，在
两派尖锐对立的情况下，互揪对方所谓“五·一六分子”的情况普遍发生。数以百万计
的无辜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打击。
女作家韦君宜在《洗礼》一书中，也具体描写了一些关于清查“五·一六”的细节。
她在书中写道：
审讯日夜进行，纪录最高达七天七夜不许睡觉。而审判人则轮流去睡。一会儿开一
个“五·一六”坦白大会。1966年横眉竖眼的造反派，一个个忽然变成了“五·一六”，
登台坦白交代自己的“组织关系”和“三反罪行”。
时常半夜，就听见又哭又喊的，想必是在刑讯。一位很会训人的女造反派，不知为
什么也变成了“五·一六”，被送到卫戍区去“监护”。监护了一阵，人家又不管了，
把她退回到了本单位干校。可是被关押了半年多，她出来以后竟疯了，老是站在食堂门
口看人家吃饭，而且经常伸手去拿别人吃剩下的东西，嘴里流出涎水来。脸上颜色也真
奇怪，不知怎么会变得像染了颜色一样，红一块，灰一块，成了个小花脸。一些干部带
到干校的半大孩子们一拳就把这精神病人从很高的谷草堆上推得翻滚下去，然后孩子们
乱拳齐下，小嘴里不停地咒骂着：“阶级敌人！”“反革命！”“装死！”看上去那嘴
脸和造反的大人一模一样。
下干校的有1700人，已经揪出“五·一六”竟达400多人。军宣队还在大会上动员：
不能对揪“五·一六”抱有右倾思想……。
事实上，清理“五·一六”的运动越来越风行全国。“五·一六”象个垃圾桶，谁
要是被人指控为“五·一六”，就等于是陷入了无底的泥淖，不管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
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日趋荒唐，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过反对周恩来
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一种残酷打击的手段。
清查“五·一六”，直到1976年“四人帮”彻底垮台，才不了了之。在此期间，红
卫兵运动遭到了摧毁性的打击。“红卫兵”一词的光辉与神圣，也渐渐脱落，渐渐显出
悲哀的结局。
６－２、红卫兵的祭日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
红卫兵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有着其诞生期、成长期和衰落期。综观
红卫兵运动的全过程，在变幻莫测的传单和战旗下，红卫兵运动有着两次大的浪潮。
文革之初，最先揭竿而起的是北京市以革干、军干子弟为主体的一拨老红卫兵。他
们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向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率先发难。然而，他们又是最先退却。
一旦他们“造反”的旌旗指向自己的父母亲，一旦形形色色的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
冒出，他们最先有了失落、委屈和恼怒。
这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一次浪潮。这次浪潮以毛泽东“8·18”接见红卫兵为其鼎盛时
期，以“联动”被取缔为谢幕的日子。
取而代之的是红卫兵运动的第二次浪潮。
这次浪潮的主体是“造反派红卫兵”。其中的红卫兵领袖的骨干多是些文革前受压
抑、受排挤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子弟。他们不计较家庭出身，更为看重的是个人表现。
但是在阶级斗争的长期影响和社会压力面前，他们也往往推举几个出身红五类的红卫兵
进入领导圈子。造反派红卫兵宣称：“我们红卫兵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
体。”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造反派红卫兵都要比老红卫兵走得更远。他们普遍
热衷于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即使是在1967年秋天以后，造反派
红卫兵内部普遍又分化成两大派别时，揪走资派的矛盾焦点仍没有改变。两大派别红卫
兵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最革命、最正确的。他们的争论从来不体现在该不该揪走资派上。
造反派红卫兵也打击其他“牛鬼蛇神”。但是这些打击，都只是第二位、第三位。
红卫兵运动的两次浪潮，都在经历了辉煌之后转为衰落。其辉煌让人炫目，其衰落
又让人悲哀。
老红卫兵从文革之初的促进派、造反派，变为怀疑派、保守派、逍遥派、反动派，
他们的命运也人天之骄子变成阶下之囚。恰如毛泽东所断言的：红卫兵夏季是革命的，
冬季变成了反革命。
老红卫兵的衰落过程正是造反派红卫兵兴起的过程。他们因为作了中央文革的“铁
拳头”而红极一时，迅速取代了老红卫兵。1967年夏季以后，全国真正“天下大乱”了，
毛泽东感到局面难于控制，屡屡给造反派红卫兵打招呼。但是，热昏之中的造反派红卫
兵仍然热衷于冲击“资产阶级司令部”，他们利用有利于自己的一部分毛泽东指示，继
续争取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由希望变为失望，又由失望变为恼怒。后来，毛泽东
断然派出解放军、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从而结束了他曾寄予过厚望的红卫兵运动。
造反派红卫兵的命运比老红卫兵更惨。在1968年以后，他们一次次被清查，一会儿
是“五·一六分子”，一会儿是“三种人”，在退出政治舞台多年之后，政治仍然频频
光顾他们，给予他们无情的清洗和打击。
报告文学作家胡平、张胜友在《历史沉思录》中曾经描叙过这种“历史的误会”。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的
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了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却一
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对明天秘
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此都是同样褴
褛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不到不久前“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
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你曾
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你可悲，我也可悲。你可笑，我也可笑。有了脓溃之后新生的
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清华园百日大血战
回顾红卫兵运动的历史，清华园的位置至关重要。
清华园初建于明朝，是一位武乡候的庄园。明亡后，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人
入主中原，建立起大清帝国。这些游牧民族的后裔们对造园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除世
人尽知的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建起的圆明园外，清华园也被扩建和重修。
清末，满清皇帝顺应世界潮流作出了一些变革的举动。废科举，仿效西方兴建学堂，
便是其一。1911年，清廷利用“庚子赔款”退回的一部分，创立清华学堂，作为留美预
备学校。1925年，清华学堂正式发展成为清华大学，从而开始名扬四海。
文化大革命开始，清华园便以红卫兵运动策源地的地位引人注目。清华园中，不断
出现一个个风云人物。
如前所述，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学生率先扯起第一面战旗，使“红卫兵”一词
脱颖而出。
随着“联动”的垮台，以清华附中等中学学生为代表的老红卫兵，在独领风骚之后，
惨淡地退出了政治舞台，取而代之的是“造反派红卫兵”。
而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902班学生蒯大富，又是造反派红卫兵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因反工作组，蒯大富曾被关押，他以绝食绝水相抗争，顶住了突如其来的命运厄运，
成了清华园中的头号英雄。
首都造反派红卫兵跨校际大联合时，蒯大富任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副司令，同时
兼任京城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核心组副组长。在其鼎盛时期，他与北大聂元梓、北
航韩爱晶、北师大谭厚兰、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而蒯大富的
位置，又居五大领袖之首。
文化大革命进入1967年以后，全国范围内不断发生两派武斗，而且逐渐升级。在清
华园里，更是不例外。
清华园，当时堪称红卫兵运动之源。清华红卫兵不仅仅在校园内搞运动，还插手外
地、外单位，去“支左”，支持“革命的左派”。
清华园内，两派的斗争也势不两立。
一派，是蒯大富为司令的“井冈山兵团”；另一派，是一沈姓学生为司令的“4·1
4兵团”。两派原是一同造反的战友，随着运动的发展，两派观点出现分岐，进而分化，
成为仇敌。
其时，双方都在抢占楼房、构筑工事。
清华园分为东西两区。其分界线是昔日著名的京张铁路路基。西区是一大片风景地
和少量建筑物，东区则有一幢幢宿舍、饭堂、教学楼馆、浴室及实验室。
中央主楼是东区的主要建筑。它的外观厚重庄严，室内门厅高大，楼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