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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

红卫兵档案 作者:吴过-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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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部分则是以前革命的对象——“黑五类”、“黑七类”的狗崽子们。中国自19
57年以来,一个接一个如同车水马龙般的运动,频繁地制造了一批又一批“百分之五”,
同时也制造了“百分之五”们的后代:一批生下来就开始蒙受岐视和侮辱的孩子。从懂
事时起,他们便感觉到自己的脸上刻着两个无形的红字:贱民。
  他们大都崇尚知识的力量。却不得不持久地、默默地反思自己,以证明自己在脱胎
换骨。他们在内心里鄙视某些革干、军干子弟的无知,却又不得不整天挤出谦卑的笑脸,
讨好般地望着那些天生优越的孩子,并且千方百计地“靠拢组织”。
  从学校组织吃忆苦饭,到听老工人、老贫农诉血泪仇……每一次他们总是犹如芒刺
在背。无数严峻的事实提醒他们,“有成份论”是钢铸铁打,“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
表现”是纸糊篾扎。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听说毛泽东也是富农出身,周恩来的家庭是剥削
阶级家庭。但是这种“听说”,除了给他们心理上一些安慰外,丝毫不能给他们任何实
际意义。
  他们最大的痛苦是被要求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那是一种分裂的二重人格:一边得
像狼崽了一样嘶咬自己父母心头上的血泪伤痕,另一边又得像小羊羔似的靠父母养活。
  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好象是给了他们一个出气的机会。各种兵团、战斗队、司令部
之类的组织犹如雨后春笋,从中国大地的各个角落冒了出来,有的甚至一个人也能成立
个“司令部”,拉起一个山头。几乎所有的人,都再也按捺不住要跃跃欲试了。
  红卫兵运动发展至此,已呈现出异彩纷呈之势。从全国范围来看,情况更是要复杂
得多,如果要勉强划分一下的话,可大致分为造反派、保皇派和逍遥派三个类型。
  美国的两位学者马克·布登奇和戈登·怀特在研究了中国某科研单位文化大革命的
情况后发现:该单位三分之二出身于无产者家庭的人加入了保守派(保皇派)组织,三
分之一家庭出身不好的或出身一般的人,加入了造反派组织。顺便说一句,上面所说的
所谓逍遥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在介入到了文化大
革命之中,认真地扮演一个角色。逍遥派,更多的只是对那些难以归类的繁多的红卫兵
组织一种习惯性称谓。尽管这个称谓并不准确,但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能明白其中的含义。
  仅以北京市红卫兵为例试作分析。
  1966年夏天之后,北京市各大专院校红卫兵开始重新组合,原先以学校为单位相应
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现在则逐步形成了跨校系的派性体系。8月27日,成立了“首都大专
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即第一司令部,简称“一司”);9月5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
校红卫兵总部”(即第二司令部,简称“二司”)。一司、二司是由一些高等院校中的
多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保老干部。9月6日,成立了“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
命造反总司令部”(即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作为一司、二司的对立面,三司
是由高等院校中的少数派组成的,他们的基本态度是造各级党委机关和领导干部的反。
  在三司的成立大会上,蒯大富宣读了开幕词。为使读者对红卫兵运动全貌有更清晰
的思想脉络,现部分摘录如下:
  “我们是天生的叛逆者,我们是革命的红后代!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我们的回
答是造反!造反!!造反!!!对旧势力,旧世界,我们的办法是:捣乱!捣乱!!再
捣乱!!!我们的骨头硬得很!因为我们有党的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誓做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眼睛亮得很,因为我们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做显微镜和
望远镜,就能照出一切毒草、谬论、牛鬼蛇神。我们的决心大得很,因为我们有十六条
做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一定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参加我们这个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各单位红卫兵组织力量还是较弱的,人数还
是较少的。但是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有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我们深信,
我们的大方向是对头的。只要我们能永远站在党的立场上,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
红旗,我们就能克服重重困难,就一定能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历史使命!
  “目前,革命队伍中存在着的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表现得很尖锐。有些人口
里喊‘造反’,行动上却是‘保’字当头,就是不敢摸老虎屁股!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这是要不要革命、敢不敢造反、关系到中国出不出修正主义的大问题。
  “我们都是‘敢’字当头的闯将,天不怕,地不怕,神不怕,鬼不怕。……今天,
我们这些胆大包天的‘混蛋’联合起来,组成了第三个全市性的红卫兵组织。我们愿意
同其他革命的红卫兵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打击敌人,
为彻底完成‘斗批改’的任务而奋斗!”
  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斗争非常复杂。争论的核心问题是“革”与“保”。中央文革小
组越来越明显地支持三司,这样一来更是加剧了三个司令部之间的激烈斗争。由于有中
央文革的支持,参加三司的群众组织越来越多,三司在全国的名声越来越大。在名声显
赫的五大红卫兵领袖中,三司司令蒯大富的名声雄踞榜首,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三司
的影响和感召力。
  1966年底之后,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继续分化、动荡、组合。最为人所熟知的
是天派和地派。
  天派:以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北航“红旗战斗队”为首;地派:以北京地质
学院“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公社”、清华大学“井冈山公社”为核心。天派
和地派的矛盾十分激烈,最后导致了动枪动炮的惨烈武斗。说起原因来,很是复杂。
  在中学里,各红卫兵组织也分化组合,成为三大派系:“四·三派”、“四·四派”
和“老红卫兵派”。
  “老红卫兵派”由文革初一批最早造反的红卫兵组织构成,如清华附中红卫兵、北
京八中红卫兵等。这些“贵族学校”的红卫兵是最早造反又最先倒戈的一拨人。其组织
形式主要有“联动”、“西纠”、“东纠”等。以下章节我们还将作较详细的介绍。
  “老红卫兵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退出历史舞台后,北京中学的红卫兵组织主要分
为“四·三派”和“四·四派”。
  “四·四派”:他们以1967年4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一篇讲话为旗帜,主张复课闹
革命,肯定绝大多数红卫兵组织是好的。“四·四派”后来构成了带有执政色彩的“首
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主流。
  “四·三派”:以1967年4月3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另一篇讲话为旗帜,他们大多是被
运动排斥、不允许参加红卫兵组织、甚至受到各种冲击的中学生,其家庭背景要么是知
识分子,要么是“黑五类”或者“黑七类”,要么是家属和亲友中有这样那样历史问题。
  各种派别的红卫兵组织在校园内外展开激烈的辩论战、大字报战和广播战,相互攻
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嘻怒笑骂。随着运动的逐步升级,各种红卫兵势力分化组合,
此消彼长,勾勒出一幅幅惨痛的历史图象。

  “炮打九级司令部!”

  1966年8、9月间,北京红卫兵的两次揪斗事件在全国影响深远。一是北京地质学院
红卫兵组织“东方红公社”揪斗工作组长邹家尤;一是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组织“红旗
战斗队”揪斗工作组长赵如璋。
  8月23日,北京地院“东方红公社”一千多人集合,步行到地质部大门前,坚决要求
批斗曾在地院工作组任组长的地质部副部长邹家尤。当时的批斗是戴高帽、挂黑牌,架
喷气式飞机等残酷折磨,地质部党委出于保护干部人身安全的考虑,没有交出邹家尤。
  一千多名红卫兵在地质部大门前席地而坐,宣布绝食。手提式话筒里,不停传出东
方红公社的一道道“通令”。红卫兵领袖用沙哑的声音为手下的红卫兵鼓劲:“头可断,
血可流,革命理想不可丢!同志们,红卫兵战友们,亮出我们的旗帜,党和人民考验我
们的时候到了……”
  红卫兵的绝食斗争惊动了上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支持东方红公社的揪斗行动。
地质部党委无可奈何,邹家尤答应第二天返校听取批判。
  9月5日,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二进地质部,再揪邹家尤。邹家尤已去地院接受批判,
可部分红卫兵仍觉得难解心头愤懑,继续滞留在地质部,静坐,贴大字报,进而强行冲
击地质部机关,翻阅各种档案,取走各种文件资料。
  9月7日,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出动,要求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撤
离,东方红公社不允,双方由辩论发展到武斗。此后,东方红公社继续在地质部造反15
天,于9日19日撤离。
  9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在地院座谈会上讲话,点名批评指责邹家尤。关锋
的讲话无异于给东方红公社的红卫兵火上加油。
  10月8日,东方红公社第三次开进地质部,在地质部召开了“揭发批判何长工、邹家
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深夜,红卫兵绑架了地质部党委书记何长工。
  10月27日,地院红卫兵再进地质部“扩大战果”。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四进地质
部,在全国影响甚大,东方红公社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王大宾,
成了北京市红卫兵著名的“五大领袖”之一。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步地院东方红公社红卫兵之后尘,来到国防科委门口静坐,
要求交出在北航担任过工作组长的国防科委局长赵如璋。
  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情况报告林彪,特别说明“赵的健康状况不好,如果交学
生批斗,后果不堪设想”。林彪没有任何答复。此后,罗舜初又多次将红卫兵静坐的情
况及时向林彪报告,请求指示,但均得不到答复。
  中央文革小组将这一新动向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支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造反行动,
认为揪工作组不仅应该,而且很及时。9月21日,陈伯达接见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
极力赞扬他们。鉴于红卫兵揪斗的要求,陈伯达亲笔写下“军令状”:“以普通劳动者
的态度,同北航学生聚谈或者同住几天,科委的干部(包括罗舜初、赵如璋),如果被
杀死或杀伤,陈伯达情愿抵偿性命。”陈伯达出奇制胜,立下这么一道字据,解决了一
道难题。
  9月23日,国防科委交出了赵如璋。北航红旗战斗队的红卫兵撤离。从此,此后红旗
战斗队也一举成名,成了红卫兵运动中的另一面旗帜,其组织头头韩爱晶,也成了北京
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一员。

          ※         ※         ※

  揪斗工作组和领导干部的同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分岐。各大专院校和中学里的多
数派,赞成造牛鬼蛇神的反,却不赞成造老干部的反。在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中,造老干
部的反无异于反党,而1957年的教训证明,任何稍稍有点同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行为都会
自食恶果,更用不着说反党了。因此,红卫兵要造老干部的反,理直气却不壮,他们的
另一个苦恼是:中央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支持他们。
  当然也能够得到来自中央文革的某种暗示。问题是此时的中央也非常复杂,某位首
长今天还在台上,明天说不定就会遭到“火烧”、“炮轰”。但是不管怎么样,来自中
央文革的一些暗示还是给了红卫兵心理上的安慰和依托。
  8月16日,陈毅在接见外语学院等三校红卫兵代表时说:“对工作组要一分为二”,
“说工作组是黑帮,不对。工作组有错误,应该检讨,但不能说工作组都是黑帮。”
  8月22日,周恩来在清华大学的一次会上说,在工作组的问题上,“我应该向你们说
明,这是中央全会解决的问题,因此不能仅仅责备工作组,也不能仅仅责备北京市委。”
  9月17日,李先念对粮食部的部分代表说,工作组“即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也不能
说是牛鬼蛇神,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在一片“革命造反”的吵闹声中,类似这种较客观清醒的声音非常微弱。而且这些
声音也往往混杂在讲话者本人大量的革命词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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