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档案 作者:吴过-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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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头,静静地听着。红卫兵宣布完毕,院子里响起一阵口号声: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虽然“就叫他灭亡”里的他指的是他们四人,可他们四人不能不跟着喊口号。红卫
兵喊完口号,排着队,雄赳赳地走了。四个将军互相望一眼,默默无语地回到了各自的
房间。
第二天清晨,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和唐生明四人各执地把扫帚,分段打扫胡同。
他们商定,如果白天发现胡同太脏,还可随时补扫。几天后的一个中午,运送垃圾的工
人沿胡同撒了些脏土,他们更是相约着再次打扫。正扫着,一个上了年纪的居委会主任
走过来说:“你们一天清扫一次就可以了,这胡同一天到晚不知多少人走过,还能保证
一点不脏?你们也是上了年纪的人,我看一天就不必打扫几次了。”
这几句话,让他们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
话听在心里,胡同仍得天天打扫。红卫兵总部经常派人来查看,可能是对战犯们的
表现还满意,也就没有再发布新的勒令。不久,大串连开始,红卫兵忙于到全国各地去
串连,点燃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便再也没有光顾前厂胡同中的这个四合院了。
但是,他们四人仍然自觉地坚持打扫。
直到1966年国庆节,他们突然接到天安门观礼的请柬,并安排小汽车接送,这颇为
让人感到意外。文化大革命前,每年国庆节也这样上观礼台,但今年形势不同,能上观
礼台,意味着他们的前途还不至于会太危险。如同密集的乌云中透出一丝阳光,他们看
到了一点希望。那几天,他们每家都杀鸡剁肉,聊天喝酒,个个喜笑颜开,以示庆贺。
这一年的国庆节在欢快中度过了。
10月2日清晨,他们四个人依然扛着扫帚,到胡同中扫地。在门口,那位居委会主任
把他们拦住了,她说:“居委会已作了研究,认为一面到天安门观礼,一面又被勒令到
胡同里扫地,是不合适的。我特地来通知你们,从今天起,再也用不着天天扫地了。”
四位将军颇为感动。他们仍然坚持扫最后一次地。回到院子里,他们一个个在心中
默默地想,这下好了,风暴过去,运动结束,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再也不用提心吊胆过
日子了。殊不知,这种善良的想法,只是他们单方面的愿望。文革刚刚开始,更大的风
暴还在后头。炎夏过去了,还将有凄凉的秋、酷寒的冬……。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四合院的评价们又遭遇到了些什么呢?唐生明夫妇受尽凌辱,
被捕入狱,妻子徐来女士冤死狱中;杜聿明、宋希濂、郑庭笈命运稍好一点,没被关进
牢房,但同样被抄家,受到种种污辱,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那就不再是轻松的
扫地了。
※ ※ ※
在大量民主人士遭遇到灭顶之灾时,周恩来站出来,尽他的努力保护了一批人物。
8月30日,86岁高龄的章士钊致信毛泽东,反映红卫兵去他家抄家时的粗暴情景,信
中恳请毛泽东“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毛泽东当天批示:“送总理酌处,应予
以保护。”周恩来立即对章士钊先生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同一天,周恩来还亲笔开列
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
9月1日,周恩来在首都红卫兵代表的第一次座谈会上讲话。他说:“你们要讲政策,
要团结大多数。”“凡是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人都打击,那就广
了。”“右派份子,已经摘了帽子的就不算了。”“资产阶级,我们批判他的资产阶级
思想体系,违法行为,如果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老老实实,奉公守法,有选举权,不一
定马上打倒他。因为他没有做破坏工作。”
10月3日,周恩来对来自全国的红卫兵说:“在斗争中不要到处没收财物,要由公安
局统一没收。”“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呐。有人提出
要消灭伊斯兰教,世界上四亿人信伊斯兰教,中国也有1400万人,不能提出这个问题。”
在上海,一些红卫兵冲击宋庆龄的住所,要剪去她的长裙,没收她的书藉。9月1日,
周恩来在北京对红卫兵讲话,突出地讲了应该尊重宋庆龄。此事反映到毛泽东处,毛泽
东立即派出江青,代表他去拜访已受惊扰的宋庆龄。
江青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向宋庆龄解释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宋庆龄静静地
听着,听完了,反问一句:“但是总得有所控制,伤害无辜是不对的。”
江青陡地感到浑身透凉,她以暗含敌意的目光盯着面前这位比她年长一辈的名门淑
女,颇感尴尬。同时,江青仿佛感到自己受了侮辱。红卫兵一度曾被江青视作她的私有
财产,她简直不敢想象,竟有人当着她的面指出红卫兵运动是错误的。
宋庆龄出于爱心,而对国家的前途命运忧心如焚,但是这个国家不会因为她的爱,
免除掉人类历史上的一场大灾难。
红色恐怖万岁!
红卫兵在回顾往日的这一段历史时,血迹班班的面目连他们自己也不忍辩认。
北京中学红卫兵成立了敢死队性质的“纠察队”,私设监狱,私设劳改所和刑堂。
仅北京市一中、六中的劳改所里,就打死、打伤致残不少于200人。在一所中学的刑堂里,
红卫兵用酷刑之后淌在地上的人血,在雪白的墙壁上涂写了一条标语:
“红色恐怖万岁!”
这条标语,使人想起德国纳粹的惨无人道,也为文革疯狂的岁月提供了一条最妙的
注脚。走遍中国的大江南北,哪里没有滴血的皮鞭?何处没有冤屈的鬼魂?
“打狗棒”发疯了!
中国发疯了!
作家萧乾先生在《北京城杂记》一文中这样写道:“到1966年红8月,革命就由阴惨
惨变为血淋淋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
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
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尸体跳舞——他干脆跳了楼。那阵子,对许多人来说,死比活着
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
这哪里还是人间?这分明是一幅活生生的人间地狱图。一个民族到了生不如死,死
比活着还美丽、还有吸引力的地步,这个民族实际上已经堕入到万劫难复的罪恶深渊中
去了。
在“红色恐怖万岁”的旗帜下,文革暴行更加肆无忌惮。打人杀人的事屡屡发生,
暴力和武斗畅通无阻。
据北京市八中老红卫兵计三猛回忆,在搞过一阵抄家后,红卫兵认为这种行动太文
雅,不象造反,不够暴烈,是小儿科。
于是,他们杀向社会,干了一件暴烈的事。
据居委会反映,有个叫“西山老大”的流氓头子组织了个“红山会”,专门同红卫
兵作对。“红山会”的标志,是人人穿一件红背心。
居然有人敢同红卫兵作对!这一下红卫兵愤怒了,憋在血管里的热血加速了流淌,
青春期的骚动能量,转换成“革命的暴力”。
大街上,凡是见到穿红背心的,全都遭秧。见一个抓一个,抓一个打一个,一时间,
商店里的红背心全都卖不出去了。谁还敢穿红背心呢?
8月的一天,红卫兵得到情报:“红山会”今晚在某地集合。闻讯后红卫兵迅速行动,
大队人马准时包抄集会地点,终于将“西山老大”生擒。
“西山老大”是个硬汉,无论怎么打,怎么吊,怎么捆,怎么用皮带抽,他都不认
错。最后,红卫兵想出了一个新招。
在一条甬道上,一群红卫兵押着“西山老大”往前走着,后面一帮红卫兵举起当年
军训用的木枪,对准“西山老大”的后背,喊一声口令,猛一下刺过去:
“突刺——刺!”
“通”地一声,“西山老大”被刺倒了,沉重地摔在砖地上,脑袋被尖石划开了一
道口子,鲜血顺着鼻沟往下流。
“起来!爬起来!”红卫兵齐声怒吼。
“西山老大”刚刚站起来,后面又响起一通口令: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一次摔倒。
“把他扶起来!”红卫兵说。
“西山老大”再次摇摇晃晃站起来。
“突刺——刺!”
“通!”“西山老大”又倒下了……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游戏”,“西山老大”一次次被刺倒,又一次次站起来。他
的身体越来越虚弱,脸上淌满血水。红卫兵参加军训的学到的东西,终于可以派上用场
了。
那天,“西山老大”活活被红卫兵刺死在木枪下。这还不够解恨,一个红卫兵朝他
满是伤痕的肚子上又恶狠狠地捅了一枪。
死了个“西山老大”算不了什么,一个电话,火葬场就来人抬走尸体,一烧了之。
计三猛在回忆这件事时说:“至今,也无人问起过这件事、这个人,也不知道‘西山老
大’是罪有应得,还是冤魂屈鬼。红卫兵判处他的全部依据是居委会的小报告,那个时
代,那种小报告,又有多少可靠性呢?”
可悲的是,对那些参预制造暴行的多数人来说,暴行在他们心中并不是“恶”,而
是一种合乎革命道德的“美”,是体现革命性的最好手段。而当时所有的宣传机器和中
央文革要员面对这些血腥的事实时,总是异口同声地赞道:“好得很!”那些明目张胆
的杀人,他们是真正的幕后凶手。
据中共中央1980年第77号文件中的附件材料所公布的数据,1966年8、9月间的40天
里,仅北京市就打死了1700多人!
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北京市大兴县的事例。
8月26日,大兴县公安局召开局务会议,传达了当时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市公安局扩
大会议上的讲话。谢富治在讲话中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
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跟他们取得联系,和他
们建立感情,供给他们情况,把四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
8月27日,红卫兵在大兴县公安局的配合下,对四类分子大开杀戒。
一方面打人杀人,一方面谣言四起:打人杀人这事,“公社知道,县里知道,市里
也知道,连周总理都支持。”有妖言蛊惑人心,批斗、打人、杀人之风愈演愈烈。由斗
打表现不好的个别四类分子,发展到斗打一般四类分子;由一个大队消灭一两个、两三
个“尖子”,发展到消灭十几个,再发展到乱杀家属和一般有问题的从,最后发展到杀
尽全家!
从8月27日到9月1日的4天时间,大兴县13个公社、48个大队被杀害的四类分子及其
家属325人,满门抄斩22户,其中年龄最大者80岁,最小的出生才38天!
“红色恐怖”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恐怖”!
镀金的天空飘满死者弯曲的倒影……
在这样的情形下,那些一辈子孤傲清高的知识分子尤其倒霉。一方面,他们白天得
接受拳脚交加的批斗;另一方面,他们夜晚还得接受来自内心的良心和道德的审判——
那是一场不亚于白天批斗场面的痛苦折磨。
与其活着遭受非人的凌辱,不如一死了之。
于是不少人选择了死。自杀,成了他们反抗的唯一手段。
在这样的时候,死是美丽的。
在这样的时候,他们用生命向人类敲响了声声警钟。
有权威人士在分析文革中出现的大量自杀现象时,提出了其中的三大特征:
一是超高百分比,自杀创下了骇人听闻的新记录;
二是全方位分布,自杀者几乎遍布一切党派、团体、职业、年龄和职位;
三是自杀者中,集中了一批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
当我们写下那些自杀者的名字时,内心里不能不对他们肃然起敬:邓拓、李立三、
阎红彦、老舍、吴晗、翦伯赞、傅雷、以群、闻捷、海默、上官云珠、筱白玉霜、容国
团……
※ ※ ※
1966年8月23日,一个狰狞的日子。
事实上,著名作家老舍的人生悲剧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首先是病魔袭击,入夏
以来,老舍身体便感觉不适,一天夜里突然大吐血,总量竟有半痰盂,他当即被送往北
京医院。住院半月,出院时,医生嘱咐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老舍却急着要上班参加文
化大革命。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老舍加速度地走向了他生命的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