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12-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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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这从他们对胡适的重新认识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前年五月间，在上海，李慎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这一点，从“九·一八”之后，吴世昌写给胡适的信中完全可以得到印证。
　　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真正的学生运动有两次，第一次是五四，第二次就是“一二·九”。而每次学生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长远的。五四开启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一二·九”可以说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时代，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延安，为她注入了新血液，特别是提高了她的文化水准和道义力量，因为青年的理想总是很诱人的。毛泽东也说过，“一二·九”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不过，“一二·九”知识分子和五四知识分子并不相同，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比他们要复杂得多，因为五四的领袖是大学教授，而“一二·九”的领袖主要是青年学生。五四知识分子重视的是思想革命，而“一二·九”知识分子则倾向于暴力革命，这与他们深受俄国马列主义的影响有关系。参与“一二·九”运动较深的大学教授如张申府、杨秀峰都是有革命经历的。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五四的启蒙，最后被救亡压倒了。
　　智：五四以降，特别是“九·一八”以后，中国社会是激进的思想抬头，胡适他们那时已对青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九·一八”以后，因为胡适低调，受到了很多青年的批评，这可以吴世昌给他的那封信为代表。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青年的思想倾向。千家驹大学毕业的时候，胡适帮了很大的忙，但他后来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都不敢署自己的真名，可见那时的青年学生的思想倾向。我要特别说一句，五四是没有组织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说到“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留学问题，可能与清华1925年改制有关。过去的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她的学生肯定是要出去的，而改制以后，就没有这个便利了。当时有一种倾向是，认为清华改制以后，就不必留学了。
　　高：“一二·九”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过去我们注意不够，其实我们后来许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都可以从“一二·九”中找到源头，比如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能有出路的思想，“到农村去”的口号，就来源于“一二·九”南下扩大宣传团。
　　丁：“九·一八”以后，国共态度不同。那时高唱抗日的声音很吸引青年学生，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失败了，他没有吸引住爱国的青年学生。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那些不同的声音最后被一种声音压倒了。像徐高阮、王永兴当时的那些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有远见的。王永兴那篇《北方青年的回响》，今天读来，也是一篇好文章。当时《大公报》的王芸生写了六寄《北方青年》，都没有改变青年学生的思想倾向。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三寄《北方青年》的文章中，全文引了顾准当时以吴降枫署名的一封信。那年顾准二十二岁，王芸生三十六岁。顾准的信主要是对西安事变的理解上和王芸生有不同的看法。王芸生在文章中说：“吴先生这封信是由上海寄来的。这封信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都未参加西安事变，都未曾施用开后门拆烂污的手段，而且共产党也是爱民族爱国家的。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顾准的写信时间是1937年1月7日，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他给王芸生的信，可以说是有组织背景的。
　　高：就当年顾准和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认识而言，近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我们对于西安事变的了解也多了起来。从陈立夫的回忆录和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的一些研究中可以看出，青年顾准在对历史的见识上，还是比不上王芸生，因为顾准是受难以后才成为思想家的。还有一个现象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学生，多数走上了学术道路，特别是徐高阮和王永兴，后来都成了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1957年成了右派，在山西受难二十多年，晚年才回北大重操旧业，在学术上做出了许多贡献。而王永兴对自己当年“一二·九”的经历极少谈起，可见伤害之重。
　　高：不过，徐高阮到了台湾以后，和殷海光也发生了矛盾，而且冲突很激烈。
　　谢：对“一二·九”知识分子的评价，吴宓的一个看法对我们有启发。1936年8月8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这个何炳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美国，成了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中就有陈寅恪和吴宓的影响。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取的是吴宓这种态度，比如胡适等人。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抗战前夕，陈寅恪也是主和的，他的这个认识与胡适可谓不谋而合。吴宓在日记中说：“晚饭后……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智：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在当年清华学生中，有左中右三种倾向，那些左的学生，大体上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参加者，“一二·九”运动的主要人物，后来差不多都成了接管高等院校的第一批领导者。而徐高阮、王永兴他们，大体上是过着学者的生活。赵俪生和王瑶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但他们又不同于蒋南翔、黄华那样的参加者。他们在骨子里还都有着自由主义的天性。在学生时代，他们对于革命的热情，现在看来，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赵俪生在回忆录中就说过，“一二·九”后期，蒋南翔曾想让他参加中共，而赵俪生却说：“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王瑶在回忆他早年的清华学生生活时，也说过几乎是相同意思的话。1948年，有人拉王瑶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底色，赵俪生和王瑶后来才从革命道路上脱离出来，而成了学者，特别是他们到了晚年，思想姿态大体都回到了他们早年的自由主义基点上。
　　从晚年看青年，感觉是这样的，那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虽然成了革命者，我不怀疑他们当年的理想和献身精神，但他们的理想后来并没有实现。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也不平坦，像蒋南翔、杨述，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然而，这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毕竟不同于那些从延安来的革命者，他们最终还是不能和那样的革命者在思想上达成平衡，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赵俪生和王瑶都是有相当学术天分的人，但因为后来的经历，他们没有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作为学者，他们是五十年代较早认同新意识形态，并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的，如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赵俪生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的研究，都是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丁：“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经历并不平坦，大体上可以说他们有四次特殊的经历。第一次是，他们到了延安以后，经过了抢救运动。在延安整风中，“一二·九”知识分子是救治的主要对象之一。经历了延安整风，他们才真正放弃了自己早年的一些自由主义教育，而开始成为一个延安知识分子。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因为“一二·九”知识分子多数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又出身于中国的名牌大学，早年的自由主义教育背景，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总要有一些反思，所以他们当中出了很多右派。第三次是“文革”。因为刘少奇和彭真是当年北方局的负责人，而“一二·九”运动主要是通过北方局来领导的，自然那些“一二·九”的领袖也就靠边站了。第四次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这次思想运动的主体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他们为拨乱反正做了历史性的贡献，如于光远、邓力群、黎澍、吴江、李昌等。但通过这次思想解放，“一二·九”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分化，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不同思想倾向的选择，于光远、李锐、杜润生和李昌他们开始反思，比他们稍年轻一点的李慎之则开始了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王元化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反思许多重要学术问题。
　　高：历史总是有些吊诡的地方。当年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活力，而且在随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当中，他们也贡献了自己的才智。五十年代的许多政治运动，“一二·九”知识分子都起了重要作用，如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一九五二年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及批胡风，批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直到批胡适。重头文章，很多出自“一二·九”知识分子笔下。而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从最深处反思历史的，还是“一二·九”知识分子。所以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特别值得研究。

　　言说，于无声处

　　
　　？　程亚文
　　这个夏季暑气最炽的那几天里，趁着到上海出差开会的机会，回了一趟南方的老家，看望了瘫倒在床已近年余、已无法言语的老祖母。赋得闲暇，在家门口的竹林中，就着热气中的习习凉风，翻阅随身携带的一本书：《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一读之下，情不自禁竟生出无言之惑。
　　这本书出版已有一些年份，二十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的，是从旧书摊上觅来。这本书的写作更是有了一些年代，作者保罗·S·芮恩施，袁世凯上台执政至“五四”运动爆发期间的美国驻华公使，归国之后不久即写作了此回忆录，并于1922年在美国首出。所记当然与作者在中国的“公干”切切相关，书中的一大部分，谈的就是他与当时中国北洋政府及中国社会名流的或公或私的交往。由于那时的美利坚国家，已将自身的传教与商业活动深入推进到了东方的这个老迈帝国，作者的视角因此也大都在于政治和社会层面。1913～1919年间中国社会的内政外交、政治军事状态，通过这位驻华公使细致的笔触，又使今天的我们恢复了对那一时代人事的历史记忆。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公使先生看来并不是一位惟自己国家利益是瞻的人，曾为学者的出身与经历，使他心中始终存有公正与人道的观念。他是先验地赋予了同情心，在身置中国之外的同时又把自己“嵌”入到了中国之内，来贴近观察思考他所处在的那个古老国家。我们故而读到了那些久为当下中国人所熟悉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一段中国历史：欧洲列强如何在中国弱肉强食、为地位为利益而无休止纷争；亚洲“新贵”日本如何老谋深算，在袁世凯时期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又在之后如何从政治军事上设法控制中国和在中国抢夺殖民地；作者的母国美利坚合众国又如何有意无意助纣为虐，让公使先生对自己的国家备感失望。这些都不免要令人拍案。之外自然还有中国北洋政府自身的毛病，普遍的腐败、官员间的勾心斗角、南北两种势力的对立、军阀间不停的打打杀杀，读起了也不由人不汗颜。
　　历史时时不过是在重演，而我们所感觉到的变动着的时间，其实可能仅仅是一个错觉。从上海返回北京，就收到朋友发来的关于反对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网络签名的电邮。中国民间当下“反日”情绪之高昂、对主张“中日接近”的人竟贴之以“汉奸学者”的标签，与八十余年前的中日激烈对立、几位与日本稍亲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