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王朝:东汉帝国往事-第6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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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收服，这是符合天下大多数黎民利益，也是应该得到历史肯定的。
　　（二十一）冯异挂帅
　　建武三年三月，刘秀在宜阳收服了樊崇的十几万大军，中原大局基本上得到巩固和稳定之后，刘秀终于长出了一口气。此时，刘秀纵观全局，审时度势，作出了一个大致的战略判断：
　　北线战场，彭宠虽然盘踞在渔阳，声势很大。但是根据刘秀对彭宠的了解，他认为此人器量狭小，没有并吞天下之志。彭宠起兵造反，不过是为了谋求富贵而已。而且他的所谓匈奴、鲜卑等外援，只是贪图他的金银美女，并不是真心帮助他。另外，上谷太守耿况等人的部队也正在与彭宠作战，对其进行了有力的牵制。为了保住渔阳老巢，彭宠绝不敢轻易倾巢出动，率领幽州骑兵南下。而且，真定、中山一线已经在汉军手中，防线严密。因此，刘秀判断，彭宠根本无力南下攻击邯郸，倾巢出动南来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刘秀在北线基本上采取守势，暂时不考虑对其发起攻击。
　　东线战场，盖延、马武等人已经紧紧围住了睢阳，威震青、徐。梁王刘永以及苏茂、周建等人已经势穷力孤，不足为虑。樊崇的赤眉军主力覆灭后，青州一带的流民军虽然人数不少，但是派系复杂，群龙无首，成不了多大的气候。盘踞在青州剧县一带的张步虽然势力比较大，但是此人也没有远大志向，只能守住目前拥有的地盘。因为梁王刘永已经遭到沉重打击，没有了刘永的支持，张步也不敢孤军西犯。而且，刘秀已经加紧了政治攻势，收取民心。青州一带的民心已经倾向于洛阳。因此，刘秀认为，扫平青、徐，取得东线战场的全面胜利，基本已成定局。因此，他对东线方面也是比较放心。
　　南线战场，是刘秀作战的重点。为了解除颖川、南阳、荆楚一带敌人对洛阳的威胁，刘秀已经派出了吴汉、耿弇、贾复等大将率领汉军主力在四处征战。到了建武三年的春末，诸路将领捷报频传，南部地区虽然还有邓奉、秦丰、田戎的叛乱没有彻底平定，但是也已经基本上处于稳定状态。
　　唯一让刘秀担心的是西线。自从邓禹的西征军全军覆没之后，虽然新任征西大将军冯异在崤山脚下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歼灭、俘获了赤眉军八万多人，取得了西线战场的空前大捷。但是，西线战场的被动局面还是没有得到更本扭转。
　　从全局战略高度看，延岑等人与天水的隗嚣、巴蜀的公孙述以及河西的窦融互相呼应，已经取代赤眉成为祸害关中三辅的主要势力。而且，延岑的军队随时都有可能东来，直扑弘农郡，将会对京师洛阳构成重大威胁。
　　不仅如此，从政治上看，刘秀自称是新天子，是堂堂正正的汉室继统之君。如果长期不能平定以原来的京师长安为核心的三辅地区，政治感召力就会急剧下降，将会在政治上出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此外，盘踞在天水的隗嚣、称帝于巴蜀的公孙述，一直对长安三辅虎视眈眈、垂涎三尺。一旦这些人占据了长安，并以此为据点，将会对刘秀产生巨大威胁。
　　因此，西征关中已经成了眼下的当务之急。必须要派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才能够承担如此重任。那么，谁来担当这个重任呢？
　　前文已经说了，刘秀早就有了主将的初步人选―――时任征西大将军、驻扎在弘农郡一带的冯异。但是，西征主将人选还是没有最后确定。究竟是何缘故呢？
　　简单地说，主要是刘秀想看看冯异西去后的表现再说。
　　冯异当时出发时，是以偏将军、阳夏侯的身份去弘农前线的。当时，刘秀虽然赏赐了马车、七尺宝剑，但是，此时的刘秀似乎还没有就主将人选最终拿定主意。
　　至于冯异当上征西大将军，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后的事了。虽然冯异被刘秀紧见派到弘农时，在临行之前刘秀也对他谈了一番关于西征的具体意见。但是还不能说就是定论，只能说是个意向。刘秀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先考验一下冯异，看看他在对赤眉军作战的表现再说。
　　刘秀的打算是，如果冯异表现好，就让他接替邓禹，正式出任西征军主将。如果表现得不好，就权当当时什么也没说，另派他人也不迟。冯异以偏将军的身份出征，就足以说明刘秀的顾虑。后来，刘秀得到冯异在弘农狙击赤眉军六十多天，为刘秀紧急向黾池、宜阳一带防线的部署赢得了时间之时，才下诏任命他为征西大将军。
　　主要原因是，前任主将邓禹给刘秀的教训实在太深了。刘秀已经是皇帝了，如果再次败北。如何向天下人解释？
　　后来，当刘秀看到冯异以孤弱之师，取得了崤山、黾池大捷之后，刘秀才下定了决心。但是由于赤眉军主力已经东犯，刘秀忙于指挥作战，因此一直没有下达正式西征的作战命令。
　　直到刘秀褒扬冯异“奋翼黾池”的诏书下达之时，才能说明西征主将的人选才水落石出、尘埃落定了。
　　为什么刘秀如此谨慎呢？在白白耽误了两年多时间，搭上了西征军两万将士、成千上万无辜三辅民众性命而换来的这个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刘秀不是傻瓜，他绝不会在一个地方跌到两次。通过反思邓禹惨败的教训，他终于彻底想明白了。
　　他认为，西征长安的主将人选，不仅要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还要有卓越的大局意识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任务对西征军主将素质要求极高，任务也是相当艰巨。
　　攻取长安三辅，不仅要打好政治仗，而且要打好军事仗。用流行的话说，政治与军事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前任主将邓禹就是因为个人能力问题，特别是军事素质低下，才造成了第一次西征的惨败。因此，一手硬、一手软的跛足将军是不能考虑的。
　　其实，可供刘秀的选择非常有限。此时汉军名将虽多，能够独当一面的却很少。细论起来，无非是大司马吴汉、虎牙大将军盖延、刺奸大将军岑彭、骠骑大将军景丹、建威大将军耿弇、征西大将军冯异等六人而已。此时，景丹已经病死，吴汉、岑彭、耿弇正在南征途中，盖延正在青州、徐州一带平叛。在军事能力、招降抚慰、民政处理诸项都过硬，综合能力超强的帅才，只有岑彭、冯异二人。此刻，冯异也就成了唯一的人选，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说，冯异的条件都是其他诸将无法比拟的。
　　冯异与吴汉为首的诸将相比，有如下几个特点：资格最老、军纪最好、能力最强、私德最佳、功勋最大。而与之极不相称的是，冯异与汉军其他将领相比，官爵最低、提拔最慢、军队最少、待遇最差。
　　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冯异将军对此毫无怨言。无论官爵高低，无论接受了什么任务，他总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如果说冯异在战场上是一只猛虎的话，在朝廷里却是一只默默耕耘、不计酬劳的老牛。
　　冯异是最早跟着刘秀出道打天下的老臣，他屡屡再危难之中，对刘秀出手相救。每次在关键之时，都是他挺身而出，出奇制胜，力挽狂澜，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大难题。
　　远一点说，要是没有冯异的竭力奔走，刘秀不要说取天下，就连河北都去不了，很可能早就成了刘玄的刀下之鬼。要是没有冯异的赤诚追随，刘秀很可能在逃出蓟县的路上，冻饿而死。要是没有冯异在洛阳、孟津一带作战时的妙笔生花，不要说刘秀此刻能够站在洛阳发号施令，就连能否保住邯郸也都是问题。
　　近一点说，要是没有冯异在华阴、崤山、黾池一带的拼命狙击，刘秀在关东的防线根本没有时间布置，更别提消灭樊崇的二十多万流民军了。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刘秀对于冯异似乎是有意冷落。冯异在刘秀手下，特别是到了河北以后，冯异的军队最少、地位最低、提拔最慢。他的官爵，甚至比以前还有所下降。
　　比如，在刘秀称帝后，连耿弇这样的小年轻都做了建威大将军。新来投奔刘秀的贾复到了没多久，就当上了执金吾这样的高官。而多年追随刘秀的老臣―――冯异，仅仅是在平定王郎之后得到了一个“偏将军、应侯”的爵位。
　　登基仪式结束后，刘秀下诏让诸将推举大司马人选，无论是论资格还是论功劳，冯异做大司马应该是当之无愧。但是，由于冯异为人一向比较低调，而且从不结交私党，一心为国。也许是应了孔子那句“君子周而不比”的话，从不私结朋党的冯异，竟然连一张提名票都没得到。
　　当时，诸将有的推举景丹，有的推举吴汉。两人的推荐票大体相当，这可难坏了刘秀。最终，刘秀通过反复权衡利弊，还是让吴汉做了大司马，与吴汉同列大将军的景丹当时就对此面露愠色。
　　刘秀看出了景丹的不满，安慰景丹说：“景将军是北州大将，确实是个人才。但是吴将军有建大策之勋，又带兵杀了苗曾﹑谢躬，功劳很大。按照朝廷的旧制，骠骑大将军这个官职一般是由大司马兼任。现在朕把它们分开吧！”于是，刘秀下诏任命吴汉为大司马，而以景丹为骠骑大将军。即便如此，景丹都觉得刘秀亏待了他。堂堂北州大将，竟然屈居在前安乐令吴汉之下，真是丢了身份！一直有些忿忿不平。
　　几个月之后的建武二年二月，刘秀封赏功臣，定封景丹为栎阳侯。景丹一看吴汉得到了四个县的封邑，自己才一个，更加不满。刘秀得知后，安慰他说：“今关东故王国，虽数县，不过栎阳万户邑。夫‘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故以封卿耳。”意思是说：如今关东各县的地域都非常狭小，就是几个县的人口土地，也抵不上栎阳一个县。俗话说：“富贵之后不回故乡，简直跟穿着华美丝衣在夜间行走。”朕将你的故乡作为封邑，是特意这么做的。真可谓是衣锦还乡、无上荣耀啊！经过反复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景丹这才心里稍稍平衡了一些。
　　景丹做到了骠骑大将军都觉得不满意，冯异呢？他是怎么想的呢？
　　刘秀在鄗城称帝前后，冯异虽然短暂地做过“孟津将军”这样的临时职务，事后却依旧是一个小小的偏将军。直到建武二年的春天，刘秀才给冯异封了一个阳夏侯，仍然是个偏将军。
　　在操办登基仪式的过程中，由于熟悉朝廷法典制度的大司徒邓禹不在军中，懂得朝廷礼仪的人极少。当时，冯异是一手张罗的主持司仪。他带领诸将验谶、上表、劝进，真是呕心沥血，宵旰历胆。可是，当刘秀做了皇帝之后，封赏犒劳、加官进爵却没他的份。
　　论资格，景丹、吴汉根本无法与冯异相比。冯异要是跟他一样想的话，还不要气炸了肺？
　　在个人待遇问题上，冯异一直非常淡泊。无论刘秀封不封他、是否给他升官，他都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他之所以如此，是有着重要而深刻的思想原因的。
　　冯异是基层官吏出身，目睹了王莽暴政给民众带来的无尽灾难，也亲眼看到了更始政权的腐败无能。他对民众的苦难忧心忡忡，感到异常痛心。
　　在遇到刘秀之后，他认准了刘秀是一位千年难遇的旷世明君，认为只有他才能扫平群雄、重新统一天下，拯救天下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此后他卖力地为刘秀效力，既不是为了自己将来能够名垂青史，更不是为了光宗耀祖。
　　他一心以天下苍生为念，哀怜民生遭受的无尽苦难。他一心要早日结束战争，还给老百姓一个太平世界！老百姓真是太可怜了！为了他们，自己受点委屈算什么呢？因此，在冯异看来，自己的官爵高低、得到的赏赐多少、刘秀对自己的宠爱程度，都不重要。这些功名利禄，无非是过眼烟云而已。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但是，他却连一句豪言壮语也没留下。人生在世，最可宝贵的品质之一就是“言行一致”。世上有五种人，第一种是“说了再做”，第二种是“做了再说”，第三种是“说了不做”，第四种是“做了不说”，第五种是“既不做也不说。”
　　孔子说过：“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句话的意思是：遇到事情，等做完了之后再说。孔子是从教化民众的角度看问题，提倡的是第二种―――“做了再说”。而冯异则不然，他属于第四种―――　“做了也不说”。
　　“行胜于言”，冯异是用实际行动来向世人证明：我冯异一心为了再造河山、复兴汉室！而不是为我个人的私利！
　　对于个人得失，冯异从来都不计较，从来都不居功自傲，不与诸将正功，素有“大树将军”的美名。同时，严格约束部属，不得扰民，严紧抢掠。体恤士卒，关心士兵的疾苦，深得军心。
　　由此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