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的王朝:东汉帝国往事-第1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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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嗖旎�构是：御史台、司隶校尉、州刺史。
　　御史台。下设有侍御史十五人，负责察举官吏违法事件，接受公卿、郡史奏事和解释法律条文。
　　司隶校尉。下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各部各郡违法官吏。刘秀将河南郡与关中三辅合并，改为司隶校尉部，作为中央直辖地，以司隶校尉为最高首长。他们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监察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三公不察”。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五月，大司农江冯迎合刘秀之意，上奏声称：“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不过，此议却遭到了司空府掾吏陈元的坚决反对。陈元奏道：“江冯之建议，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最终此议作罢。从此之后，除了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而外，一切朝廷官员，都受司隶校尉节制。由此可见，东汉的司隶校尉，比西汉的廷尉的权力大了许多。
　　州刺史。刘秀将天下各郡分为十二州，在各郡太守之上设立州刺史，每州设刺史一人，他们遵照皇帝命令，代表中央，乘坐驿车，巡行全国各地。他们每年八月出巡，调查各地有无冤狱，同时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并根据政绩好坏，决定升迁罢免。他们在年底或翌年初回到京城，向中央汇报。刘秀对巡察制度非常重视，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朝中无论官员职位高低，一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若有不遵守法律者，必会如实量刑定罪由于刘秀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违法官吏要求甚严，从而保证了皇帝的权力和意志能够得以实现，这对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刘秀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诏书大意是说：设官置吏，是为了奉行皇帝法令，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县官吏职却这样繁多。兹令各郡、国、县削减吏员。各个郡国中的县级机构不足以设置官员、官吏的，可以申请撤减合并，各地应将情况申报到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这一年，全国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为了减轻老百姓的供养负担，刘秀对于中央政府的官员，能省则省，就连大司徒府里面的司直这样的官员都裁省掉了。
　　刘秀不仅要裁撤冗官，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他还要裁军。建武六年（西元三十年），刘秀在下诏大规模裁撤官吏的同时，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诏，决定大量地裁减军队。刘秀在诏书中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大意是：“军士中都是年轻力壮之人，应当立即罢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和相关的军吏，让他们回去种田！”
　　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三月四日，刘秀再次颁布了第二道裁军诏书：“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当时，在隗嚣、公孙述、卢芳集团仍然存在，天下尚未完全统一之时，裁撤军队无疑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决策。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是迫于无奈之举。
　　通过精兵简政、裁撤军队，使得大批的士兵得以还乡，从事农耕。这样，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在当时，能够如此大规模的精简官吏，确是少有之举。通过这一些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到了建武十五年左右，国家逐渐走上了正规，太平盛世的熙攘景象初步出现。
　　解放奴婢，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精兵简政，基本解决了民众负担过重、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等着他解决：土地问题！
　　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奴婢们，需要获得土地。被豪强、地主侵占了田产的平民们，也需要重新分配土地。还有一个问题特别严重，一些地方豪强为了逃避国家税收，瞒报、虚报田产数字的问题日益严重。其后果是：地方豪强越来越富，国库却不见充盈，普通民众的生活还是很苦。在全国统一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建武十五年（西元三十九年）四月，刘秀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度田！朕倒要看看，这普天之下，究竟有多少可耕之田！
　　孰料，建武朝历史上几桩空前大案，围绕着“度田”一事波涛汹涌地展开了……
　　（三）励精图治
　　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之后，刘秀多次颁布诏书，对天下黎民厚加抚恤，逐步医治战争创伤。当时战火已息，为了休养生息，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上，体察民生疾苦，务求宽简。各种公文的往来和差役的征遣，只有前代的十分之一。他深知天下久疲，民力不堪，作出决策：从此以后，不再对外大规模用兵！国家需要安定，再不能打继续仗了！
　　他很清楚，九州大地这片膏腴之土，随便撒把种子，都能够打到粮食！全国民众有几千万，只要朝廷与官员们不胡乱折腾，他们就能够用勤劳的双手，为国家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因此，在建武的前期，刘秀的策略只有两个字：宽厚。用宽厚的政策去抚慰这些战争幸存者们。当然，执行宽厚政策也并不是让官员们无所作为，必要的管理还是应该的。
　　此刻，既然功臣告退还第，谁来担当治国安邦的重任呢？江山自有才人出，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人才，缺少的是慧眼识才的伯乐！在刘秀―――这位旷世明主的大力拔擢之下，一批新的精英出现在了政治舞台之上。
　　从中央到地方，刘秀先后选拔了三类人才。
　　第一类是道德高士。在中央一级，陆续提拔卓茂、伏湛、侯霸﹑宋弘、杜林﹑张湛﹑郭伋、郭丹、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等人到中央来任职，给予高爵显位。对于这类人士的安排，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刘秀是在含蓄的告诉天下人：如此众多君子入朝做官，这样的朝廷难道会没有信誉吗？
　　第二类是善于抚慰怀柔的能臣。在地方一级，刘秀提拔了杜诗、郭伋、张堪、恚ъ�、茨充、任延等干练之臣为地方官，作为治国的中坚。
　　第三类是执法如山的铁面无私之臣。为了严明法纪、打击豪强势力过度膨胀，还是需要敢于碰硬、六亲不认的刀笔之臣。因此，董宣、樊晔、李章等人也就应运而出。
　　很显然，刘秀的治国思路与理念是：道德教化与法制约束并用，双管齐下。重振民气、重拾民心、重塑民德！
　　这一为政思路，显然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西汉末年，特别是新莽篡汉以来，民气萎靡不振。朝野民间，奢侈之风日烈，无力应付突发事变；二十多年的战乱中，民心淆乱，匹夫横起，各地动辄聚众叛乱，久之竟成习惯；民德污秽，奸邪之风盛行，仁爱之道旷废，忠孝之节不再。放眼天下，奸淫烧杀、吃人食肉者比比皆是！
　　为了妥安天下，刘秀认为，只有自己亲自带头，与朝廷上下官员一道，“言行一致”地施政，才能真正取信于民，才能收拾人心，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本身就是一个“言必行，信必果”的国士，再加上如此之多的能臣共同辅佐，怎么可能不成功？
　　刘秀的人事布置果然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伏湛、侯霸、宋弘等高士朝中做顾问，朝野上下，纲纪肃然。凭着他们崇高的名望，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的招抚、宣慰。天下高风亮节之士，无不对朝廷心悦诚服。
　　而杜诗、郭伋、张堪、恚ъ�、茨充、任延等地方官们，也都是一样地争气。
　　这个杜诗，就是那个一进洛阳就诛杀了悍将萧广的侍御史杜诗。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时任汝南都尉的杜诗被提拔为南阳太守。他为人勤俭，一向为政清平。到任之后，诛杀奸猾以立威，人心大悦。他善于计划谋略，爱惜民力，征发徭役能省就省，尽量避免烦扰百姓。
　　杜诗不仅是个勤政爱民的地方官，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当时，南阳郡冶铁时所用的鼓风器大都是皮囊。一座炉子用好几个囊，排放在一起，故称“排囊”。杜诗看到在冶铁时用人力推动“排囊”鼓风，费时费力，民众们异常辛苦。恰好，他正在修治陂池，广拓土田。在疏通灌溉水渠的过程，他发现，若用水力推动排囊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于是，他精思极虑，终于绘出了水排设计图，下令依样铸造。投入生产实践后，“水排”大获成功，它能提供稳定、持久的风力鼓风，使得铁器铸造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省时、省力。水排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利用自然力的一次伟大胜利。而欧洲人直到十四世纪才利用类似的装置，首次冶炼出了生铁。杜诗的发明，足足比欧洲早了一千三百多年！
　　杜诗的勤政奉公与发明创造，不仅大大便利了生产，民心悦服。南阳郡人将其与西汉名臣召信臣并列，深情地讴歌：“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中原地区的其他地方官们，在刘秀的坐镇指导下，也是一样的能干。颍川太守郭伋，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建武九年，颖川郡民赵宏、召吴等聚集数百人在山上落草为寇。郭伋假传朝廷诏书，宣称凡是主动投诚者，以前所犯罪行，一概既往不咎。赵宏、召吴等人感激，前来归降，郭伋命令他们回家好好从事农业生产，不要再做强盗了。此后，颖川郡的叛乱基本上得到平定。郭伋虽然为朝廷立了功，然而，依照汉朝法律，矫诏可是大罪。可是，当郭伋上书请罪时，刘秀非但没有怪罪他，深美其策，让他依旧治理当地。此后，赵宏、召吴的余党听说郭伋威严诚信，不远千里，前来归附，表示愿意投降，愿意回乡务农。有的从江南赶来，有的从幽州、冀州一带赶来，不期而同时投降，骆驿不绝。郭伋的卓越表现，为中原地区的平叛、稳定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中原地区的杜诗、郭伋，边疆地区的地方官们也干的不错。
　　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号称“圣童”的张堪，在担任蜀郡太守两年期间，秋毫无所取，吏民称赞。此后，他被调任渔阳太守。他对外抗击匈奴入侵，屡立战功。对内则奖励农桑，他在狐奴县新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鼓励人们用勤劳的双手致富。张堪在渔阳八年，匈奴不敢犯塞。百姓感激，歌之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有一次，刘秀召见诸郡计吏（属官），当面垂询：“诸卿！你们都说说各自的太守，为政都怎么样啊？”蜀郡计掾樊显奏道：“渔阳太守张堪昔日在蜀期间，其仁以惠下，其威能讨奸。此前，大军破公孙述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张大人去职之日，乘折辕车，粗布被囊而已！”刘秀听了，叹息良久。他当场提升樊显为巴郡鱼复县的县长，作为他为国荐贤的奖励。就在刘秀准备将张堪调到中央来任职之时，张堪却病故了。刘秀非常惋惜，下诏褒扬其功绩，赐其家属帛百匹。
　　除了“张圣童”以外，还有一个“任圣童”―――任延。任延字长孙，是南阳郡宛城人。他是边疆地方官中表现最突出的一位。此人是个禀赋极高的大才，十二岁就求学长安。明于《诗》、《易》、《春秋》，时人称为“任圣童”。他十九岁那年，就被更始帝刘玄任命为会稽郡都尉。他善于抚民，与当地名士董子仪、严子陵交情甚厚，抚慰当地有善政。建武之初，任延上书洛阳，表示愿意归附。刘秀亲自召见，赏赐给任延御马、丝缯。刘秀令任延的家小留居洛阳，而将任延该派到万里之外的九真郡（今越南中部清化一带）去做太守！真不知刘秀是怎么想的，也许是想让这位二十几岁的二千石历练一下。
　　在当时，会稽郡本身就属于偏远荒蛮地区了，更何况更远的九真！九真郡在洛阳之南一万一千五百八十里，首府胥浦县。全郡仅辖五城，只有四万六千余户，不到二十一万人，还不如河南、南阳等大郡的一个县人口多。可是，任延二话不说，立即启程南下上任。
　　当时，九真郡民众大多数是处于“刀耕火种”状态的土人，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而且“烧草种田”之风盛行，农作物产量极低。粮食经常不够吃，往往要到北边的交阯郡去借籴，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任延到任后，铸造犁地田器，教他们如何使用耕牛，如何开垦荒地。几年之间，耕地年年扩大，当地民众逐渐实现了粮食自给。
　　当地的民众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