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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节

寂寞的王朝:东汉帝国往事-第12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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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御史台。下设有侍御史十五人,负责察举官吏违法事件,接受公卿、郡史奏事和解释法律条文。
  司隶校尉。下设从事史十二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各部各郡违法官吏。刘秀将河南郡与关中三辅合并,改为司隶校尉部,作为中央直辖地,以司隶校尉为最高首长。他们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监察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三公不察”。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五月,大司农江冯迎合刘秀之意,上奏声称:“宜令司隶校尉督察三公。”不过,此议却遭到了司空府掾吏陈元的坚决反对。陈元奏道:“江冯之建议,夺公辅之任,损宰相之威,以刺举为明,徼讦为直。”最终此议作罢。从此之后,除了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而外,一切朝廷官员,都受司隶校尉节制。由此可见,东汉的司隶校尉,比西汉的廷尉的权力大了许多。
  州刺史。刘秀将天下各郡分为十二州,在各郡太守之上设立州刺史,每州设刺史一人,他们遵照皇帝命令,代表中央,乘坐驿车,巡行全国各地。他们每年八月出巡,调查各地有无冤狱,同时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并根据政绩好坏,决定升迁罢免。他们在年底或翌年初回到京城,向中央汇报。刘秀对巡察制度非常重视,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朝中无论官员职位高低,一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若有不遵守法律者,必会如实量刑定罪由于刘秀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违法官吏要求甚严,从而保证了皇帝的权力和意志能够得以实现,这对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建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刘秀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人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并合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诏书大意是说:设官置吏,是为了奉行皇帝法令,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县官吏职却这样繁多。兹令各郡、国、县削减吏员。各个郡国中的县级机构不足以设置官员、官吏的,可以申请撤减合并,各地应将情况申报到大司徒、大司空二府。
  这一年,全国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为了减轻老百姓的供养负担,刘秀对于中央政府的官员,能省则省,就连大司徒府里面的司直这样的官员都裁省掉了。
  刘秀不仅要裁撤冗官,为了减轻财政负担,他还要裁军。建武六年(西元三十年),刘秀在下诏大规模裁撤官吏的同时,又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下诏,决定大量地裁减军队。刘秀在诏书中说:“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大意是:“军士中都是年轻力壮之人,应当立即罢除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和相关的军吏,让他们回去种田!”
  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三月四日,刘秀再次颁布了第二道裁军诏书:“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当时,在隗嚣、公孙述、卢芳集团仍然存在,天下尚未完全统一之时,裁撤军队无疑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决策。但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也是迫于无奈之举。
  通过精兵简政、裁撤军队,使得大批的士兵得以还乡,从事农耕。这样,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在当时,能够如此大规模的精简官吏,确是少有之举。通过这一些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到了建武十五年左右,国家逐渐走上了正规,太平盛世的熙攘景象初步出现。
  解放奴婢,解决了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精兵简政,基本解决了民众负担过重、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但是,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在等着他解决:土地问题!
  获得了人身自由的奴婢们,需要获得土地。被豪强、地主侵占了田产的平民们,也需要重新分配土地。还有一个问题特别严重,一些地方豪强为了逃避国家税收,瞒报、虚报田产数字的问题日益严重。其后果是:地方豪强越来越富,国库却不见充盈,普通民众的生活还是很苦。在全国统一之后,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建武十五年(西元三十九年)四月,刘秀作出了一个重要决策:度田!朕倒要看看,这普天之下,究竟有多少可耕之田!
  孰料,建武朝历史上几桩空前大案,围绕着“度田”一事波涛汹涌地展开了……
  (三)励精图治
  建武十三年(西元三十七年)之后,刘秀多次颁布诏书,对天下黎民厚加抚恤,逐步医治战争创伤。当时战火已息,为了休养生息,在行政事务的处理上,体察民生疾苦,务求宽简。各种公文的往来和差役的征遣,只有前代的十分之一。他深知天下久疲,民力不堪,作出决策:从此以后,不再对外大规模用兵!国家需要安定,再不能打继续仗了!
  他很清楚,九州大地这片膏腴之土,随便撒把种子,都能够打到粮食!全国民众有几千万,只要朝廷与官员们不胡乱折腾,他们就能够用勤劳的双手,为国家创造出惊人的财富!因此,在建武的前期,刘秀的策略只有两个字:宽厚。用宽厚的政策去抚慰这些战争幸存者们。当然,执行宽厚政策也并不是让官员们无所作为,必要的管理还是应该的。
  此刻,既然功臣告退还第,谁来担当治国安邦的重任呢?江山自有才人出,中国从来都不缺少人才,缺少的是慧眼识才的伯乐!在刘秀―――这位旷世明主的大力拔擢之下,一批新的精英出现在了政治舞台之上。
  从中央到地方,刘秀先后选拔了三类人才。
  第一类是道德高士。在中央一级,陆续提拔卓茂、伏湛、侯霸﹑宋弘、杜林﹑张湛﹑郭伋、郭丹、宣秉、张湛、王丹、王良、杜林等人到中央来任职,给予高爵显位。对于这类人士的安排,更多的是象征意义。刘秀是在含蓄的告诉天下人:如此众多君子入朝做官,这样的朝廷难道会没有信誉吗?
  第二类是善于抚慰怀柔的能臣。在地方一级,刘秀提拔了杜诗、郭伋、张堪、恚ъ⒋某洹⑷窝拥雀闪分嘉胤焦伲魑喂闹屑帷
  第三类是执法如山的铁面无私之臣。为了严明法纪、打击豪强势力过度膨胀,还是需要敢于碰硬、六亲不认的刀笔之臣。因此,董宣、樊晔、李章等人也就应运而出。
  很显然,刘秀的治国思路与理念是:道德教化与法制约束并用,双管齐下。重振民气、重拾民心、重塑民德!
  这一为政思路,显然是有着很强的针对性的。西汉末年,特别是新莽篡汉以来,民气萎靡不振。朝野民间,奢侈之风日烈,无力应付突发事变;二十多年的战乱中,民心淆乱,匹夫横起,各地动辄聚众叛乱,久之竟成习惯;民德污秽,奸邪之风盛行,仁爱之道旷废,忠孝之节不再。放眼天下,奸淫烧杀、吃人食肉者比比皆是!
  为了妥安天下,刘秀认为,只有自己亲自带头,与朝廷上下官员一道,“言行一致”地施政,才能真正取信于民,才能收拾人心,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他本身就是一个“言必行,信必果”的国士,再加上如此之多的能臣共同辅佐,怎么可能不成功?
  刘秀的人事布置果然取得了预期的成效。伏湛、侯霸、宋弘等高士朝中做顾问,朝野上下,纲纪肃然。凭着他们崇高的名望,有力地促进了各地的招抚、宣慰。天下高风亮节之士,无不对朝廷心悦诚服。
  而杜诗、郭伋、张堪、恚ъ⒋某洹⑷窝拥鹊胤焦倜牵捕际且谎卣
  这个杜诗,就是那个一进洛阳就诛杀了悍将萧广的侍御史杜诗。建武七年(西元三十一年),时任汝南都尉的杜诗被提拔为南阳太守。他为人勤俭,一向为政清平。到任之后,诛杀奸猾以立威,人心大悦。他善于计划谋略,爱惜民力,征发徭役能省就省,尽量避免烦扰百姓。
  杜诗不仅是个勤政爱民的地方官,而且是一位伟大的发明家!当时,南阳郡冶铁时所用的鼓风器大都是皮囊。一座炉子用好几个囊,排放在一起,故称“排囊”。杜诗看到在冶铁时用人力推动“排囊”鼓风,费时费力,民众们异常辛苦。恰好,他正在修治陂池,广拓土田。在疏通灌溉水渠的过程,他发现,若用水力推动排囊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于是,他精思极虑,终于绘出了水排设计图,下令依样铸造。投入生产实践后,“水排”大获成功,它能提供稳定、持久的风力鼓风,使得铁器铸造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而且省时、省力。水排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利用自然力的一次伟大胜利。而欧洲人直到十四世纪才利用类似的装置,首次冶炼出了生铁。杜诗的发明,足足比欧洲早了一千三百多年!
  杜诗的勤政奉公与发明创造,不仅大大便利了生产,民心悦服。南阳郡人将其与西汉名臣召信臣并列,深情地讴歌:“前有召父,后有杜母!”
  中原地区的其他地方官们,在刘秀的坐镇指导下,也是一样的能干。颍川太守郭伋,也是比较突出的一位。建武九年,颖川郡民赵宏、召吴等聚集数百人在山上落草为寇。郭伋假传朝廷诏书,宣称凡是主动投诚者,以前所犯罪行,一概既往不咎。赵宏、召吴等人感激,前来归降,郭伋命令他们回家好好从事农业生产,不要再做强盗了。此后,颖川郡的叛乱基本上得到平定。郭伋虽然为朝廷立了功,然而,依照汉朝法律,矫诏可是大罪。可是,当郭伋上书请罪时,刘秀非但没有怪罪他,深美其策,让他依旧治理当地。此后,赵宏、召吴的余党听说郭伋威严诚信,不远千里,前来归附,表示愿意投降,愿意回乡务农。有的从江南赶来,有的从幽州、冀州一带赶来,不期而同时投降,骆驿不绝。郭伋的卓越表现,为中原地区的平叛、稳定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除了中原地区的杜诗、郭伋,边疆地区的地方官们也干的不错。
  前面所提到的那位号称“圣童”的张堪,在担任蜀郡太守两年期间,秋毫无所取,吏民称赞。此后,他被调任渔阳太守。他对外抗击匈奴入侵,屡立战功。对内则奖励农桑,他在狐奴县新开稻田八千余顷,劝民耕种,鼓励人们用勤劳的双手致富。张堪在渔阳八年,匈奴不敢犯塞。百姓感激,歌之曰:“桑无附枝,麦穗两岐。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有一次,刘秀召见诸郡计吏(属官),当面垂询:“诸卿!你们都说说各自的太守,为政都怎么样啊?”蜀郡计掾樊显奏道:“渔阳太守张堪昔日在蜀期间,其仁以惠下,其威能讨奸。此前,大军破公孙述时,珍宝山积,卷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张大人去职之日,乘折辕车,粗布被囊而已!”刘秀听了,叹息良久。他当场提升樊显为巴郡鱼复县的县长,作为他为国荐贤的奖励。就在刘秀准备将张堪调到中央来任职之时,张堪却病故了。刘秀非常惋惜,下诏褒扬其功绩,赐其家属帛百匹。
  除了“张圣童”以外,还有一个“任圣童”―――任延。任延字长孙,是南阳郡宛城人。他是边疆地方官中表现最突出的一位。此人是个禀赋极高的大才,十二岁就求学长安。明于《诗》、《易》、《春秋》,时人称为“任圣童”。他十九岁那年,就被更始帝刘玄任命为会稽郡都尉。他善于抚民,与当地名士董子仪、严子陵交情甚厚,抚慰当地有善政。建武之初,任延上书洛阳,表示愿意归附。刘秀亲自召见,赏赐给任延御马、丝缯。刘秀令任延的家小留居洛阳,而将任延该派到万里之外的九真郡(今越南中部清化一带)去做太守!真不知刘秀是怎么想的,也许是想让这位二十几岁的二千石历练一下。
  在当时,会稽郡本身就属于偏远荒蛮地区了,更何况更远的九真!九真郡在洛阳之南一万一千五百八十里,首府胥浦县。全郡仅辖五城,只有四万六千余户,不到二十一万人,还不如河南、南阳等大郡的一个县人口多。可是,任延二话不说,立即启程南下上任。
  当时,九真郡民众大多数是处于“刀耕火种”状态的土人,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而且“烧草种田”之风盛行,农作物产量极低。粮食经常不够吃,往往要到北边的交阯郡去借籴,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任延到任后,铸造犁地田器,教他们如何使用耕牛,如何开垦荒地。几年之间,耕地年年扩大,当地民众逐渐实现了粮食自给。
  当地的民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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