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该怎么"化"--质疑亨廷顿-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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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彬彬
　　哈佛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一九九三年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中心观点是认为冷战结束后，世界上的冲突将不再以意识形态为界线，也即不再因为政治信念的不同而使得人类分为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几大阵营。冲突仍将存在，但根源却在于文明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对抗结束之后，更为深刻的文明间的争斗将浮出水面。西方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等七八种主要文明间的冲突，将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表现方式。亨廷顿的文章发表后，在全球范围内激起了广泛的反响。有人对亨廷顿高声赞赏，认为他为人们把握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提供了一个准确的理论框架；有人则厉声驳斥，认为他在挑动“民族”斗“民族”，教唆“文明”反“文明”。也许因为他把所谓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复兴”渲染得十分可怕吧，他在中国和伊斯兰世界招致的批判也特别激烈。
　　亨廷顿的基本观点，恐怕很难说全对或全错。指责其有“挑动”和“教唆”之罪，则更无道理。倘若世界冲突的真实原因和情形并不如亨廷顿所说的那样，那他的观点不过是一种普通的谬误。倘若因了他的“挑动”和“教唆”，文明间的冲突便加剧，那只能说明文明间确实有着深刻的对立。
　　赞成也好，反对也好，都是一种反响。如此巨大的反响，当然令亨廷顿兴奋不已。他趁热打铁，将自己的观点深化和扩展，推出了一部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书。该书汉译本也已出版（新华出版社）。这部书的问世，在中国倒似乎没引起什么反应。这原因，当然主要在于亨廷顿的基本观点已在《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有所阐述，人们对他的不满和批驳也已经表达过了。不过，另一种原因，也许在于亨廷顿在书中发表的别一些看法又颇合非西方国家和民族中许多人的胃口。
　　亨廷顿强调文明间的差异和冲突，尤其关心西方文明与种种非西方文明的不同和对立。文明间的不同和对立会最终消失吗？一种为人类共同享有的“普世文明”会出现吗？——亨廷顿的回答是：否！对于那类“西方中心主义者”所主张的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即西方化的观点，亨廷顿进行了尖锐的反驳。而那种认为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现代化和越来越西方化的人，亨廷顿认为他们完全是被若干表面现象所迷惑，从而产生了一种错觉。亨廷顿也承认非西方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现代化，但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却不是，不可能是，也不应该是西方化。亨廷顿认为，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非但没有使文化更西方化，相反，现代化的进程却从两个方面促进了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而成为文明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亨廷顿进而宣称：“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绌。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相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亨廷顿指出，非西方社会在对待现代化和西方化的问题上，有三种可能的态度。一种是“拒绝主义”，即既拒绝现代化也拒绝西方化，把电视机扔到河里，禁止戴手表和使用内燃机等。亨廷顿强调，在今日世界，要坚持这种“拒绝主义”的态度，困难到几乎不可能的程度。另一种是“基马尔主义”，也即全盘西化的态度，以全盘西方化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亨廷顿认为这种态度也大错特错，其结果，只能使国家和民族“无所适从”，即既偏离了本土文化又不能真正西方化。可取的就只有第三种，即“改良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在坚持本土文化的基本价值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即把现代化与西方化区分开来，要现代化但不要西方化。对于非西方社会的“全盘西化”论者，亨廷顿发出了严正警告：
　　……如果非西方社会想要实现现代化，它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并仿效日本，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政治领导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病人能继续活下去，但永远不会是个完好的人。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他们不能逃避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但却不能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
　　
　　亨廷顿的这番话，令我这个中国人感到很熟悉，也一定会让别的不少中国人感到很亲切。亨廷顿在这里表述的看法，在非西方社会对“全盘西化”论的批判中早被无数次强调过了，所以，对非西方社会的读者来说，这些话本身一点也不新鲜。不过，这些话从一个美国人嘴里说出来，意味毕竟有些不同，在有些人看来，也格外具有说服力。
　　作为一个中国读者，在读了亨廷顿对于非西方世界现代化问题所做的论述后，我不免有几点疑虑。
　　首先，亨廷顿对什么是现代化，并未有详细系统的界定和解释。在谈到“西方与现代化”问题时，他写道：“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在谈到冷战后一些非西方社会本土宗教的复兴时，他又写道：“总的说来，它们并没有摒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不是反现代的。”从这些话中可看出，亨廷顿对现代化的理解，完全着眼于科学技术方面，或者说，他所理解的现代化，仅仅是物质文明的高速发展，而不包括深层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宣称，许多非西方社会，已在反对西方化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其中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这样的国家。而按我的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现代化，最根本的是文化的现代化，或者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人的现代化。这种文化的现代化，意味着深层的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转型。这种转型，当然未必就是向西方看齐，但却必须是从传统形态转变为现代形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若没有文化的现代化，没有人本身的现代化，那无论怎样富有，无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程度多么高，恐怕都很难说已实现了现代化。亨廷顿在谈论现代化时，把文化的现代化这一其实是常识性的问题完全撇开，使得他手里现代化这张标签的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可以任意往一些国家和民族脸上贴。作为一个美国的政治学教授，亨廷顿对现代化之所以为现代化的一些重要标志闭口不谈，这颇让人纳闷。比如，民主与法治，这应该是显示一个国家或民族现代化程度的两项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或民族没有民主与法治，或者民主与法治的程度很低，哪怕在物质文明上已很发达，恐怕也不能说已实现了现代化。而亨廷顿在判定一个国家或民族是否实现了现代化时，民主与法治一类的问题几乎不成为一种标准。
　　另一个问题是，是否有些民族，其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系统，与现代化对立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不从根底上摧毁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不果断抛弃传统的价值系统，便不可能实现现代化？——对这个问题，亨廷顿不得不谈到，但却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他写道：“基马尔主义论点的温和形式——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基马尔主义论点的极端形式：非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立。然而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要实现现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从理论上讲，就终极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亨廷顿把文化分为“工具文化”与“终极文化”。“工具文化”的变革很容易，而“终极文化”的变革却很难。“终极文化”是更深层也更具有支配性的文化。亨廷顿虽然承认，可能会有一些非西方社会，其文化必须在终极的意义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否则便不能走向现代化，但很快便顾左右而言他，对这一问题不愿做出正面的和明确的解答。这也不难理解。亨廷顿在书中已经强调，任何一个非西方民族都不应该在文化上追求西方化，因为这种追求的结果，只能是在文化上“无所适从”，那么，对于那种不在“终极文化”的意义上西方化便不能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摆在面前的便只有两条路：要么追求西方化而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要么固守本土的文化价值而永远自绝于现代化。亨廷顿对“无所适从”的国家在文化上的选择做了分析与批判，这些国家是俄国，土耳其、墨西哥，澳大利亚等。既然文化上的西方化只能是“无所适从”，而“无所适从”又如此不可取，那对于这些非西方国家来说，也就只剩下一条路，即固守本土文化的价值而放弃现代化的追求。亨廷顿在为非西方社会设计现代化的道路时，非常明确地强调，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必须在坚持本土文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而他没有明确说出的话，则是：某些非西方社会不可能也不必要追求现代化，它们就只该，就只配以传统的面目存在着。——当然，亨廷顿的本意未必如此，但从他的前后论述中，却可以逻辑地得出这样的结论。
　　对现代化，亨廷顿有这样的说法：“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把人类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变相提并论，与文明本身的出现（“文明化”）等量齐观，可见现代化在亨廷顿心目中分量之重。在某种意义上，亨廷顿的这种说法很有道理。不过，现代化与“文明化”毕竟有一点很不同。各民族从野蛮到文明的“文明化”过程，基本上是自发地完成的。火的发现，工具的使用，农作物的种植，野生动物的驯养，等等，各民族都是在实践中逐步学会的。而现代化则不同。首先是西方社会率先走向了现代化，才把一个现代化的问题严峻地摆在了非西方民族面前。实际上对于非西方民族来说，之所以踏上实现现代化的艰难之路，一开始都是被迫的，都是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在一开始与西方文化接触时，都采取的是拒绝主义的态度，即既拒绝现代化也拒绝西方化，后来，才惨痛地认识到，为了不遭亡国灭种之灾，为了本国家本民族能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为了不屡屡“挨打”，便必须实现现代化。既如此，值得一问的是：倘若没有西方国家率先实现现代化并对非西方国家产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强大压力，非西方国家会不会自发地走向现代化？对这个问题，恐怕只能做出否定的回答。就中国的情形，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说：“流俗有见于中国不及西洋之处颇多……便以为西洋进步快，捷足先登，中国进步慢，遂致落伍。其实错了。要知走路慢者，慢慢走，终有一天可以到达那地点；若走向别一路去，则那地点永不能到达。中国正是后一例。所以我曾说：假使西方文化不同我们接触，中国是完全闭关与外间不通风的；就是再走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亦断不会有这些轮船、火车、飞行艇、科学方法和德谟克拉西产生出来。中国不是尚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