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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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坛乐园》在林海音的创作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题材，是以老北平地坛疯人院为素材创作的一篇短篇小说。小说写“我”在青年会组织的一次参观活动中，选择了参观地坛疯人院。随后即写了参观的过程，疯人院里疯人的生活，以及几个疯人的身世情况，参观中“我”的感受。五四之后写疯人的小说日见多了起来，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其深刻性与冲击力是以后的作品很难与之匹敌的。在女性作家的笔下，疯人的形象也不鲜见，就以林海音非常崇拜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女作家凌叔华来说，笔下也涉及疯人。《疯了的诗人》写一个诗人新婚的妻子疯了，诗人也跟着疯了。凌叔华将疯人的世界写得很美也很诗意，比较贵族气。而林海音则在作品中两次涉及疯人形象，一是在《地坛乐园》写的一群疯子，一是在《城南旧事》中写的秀贞。与凌叔华的疯人形象比较，林海音显然更入世，更关心民生疾苦、也更平民化，凌叔华则显得贵族气、富于诗意，受《红楼梦》影响深，在理念上更向往自然人性。写作方式上，林海音的两篇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凌叔华则以第三人称限制叙事。二人对“疯”的理解，林海音是世俗化的、社会视角的、还带着些许的好奇；凌叔华则将世俗与社会视角放在一个不重要的角度，更重视诗意与自然人性的自由抒发。林海音对社会人生始终是投入的，价值观中有很多日常的甚至家常的理念不自觉地渗入作品，尤其在《地坛乐园》中表现比较明显，影响了其作品的深度价值探索。当然与凌叔华那一代女作家比，林海音所处时代中人性解放的主题已经淡出，《地坛乐园》中林海音更多的是以一种报告体的方式陈述一种社会现象，表现一种逸出正常社会的生活状态，是一种社会事实陈述，而非一种自然人性的张扬。而“我”代表的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心理，参观完后：“我一回家就先洗澡，洗去一身的灰尘和疲劳，可是我总觉得我没洗干净，仿佛从地坛带来了什么洗不掉的东西。家人要我讲述所见所闻，我讲是讲了，饭可吃不下了，两条胳膊也老觉得肉麻。真有点神经过敏啦！”当然，林海音也以她的哲思说出：“从那以后，我长了那么多年岁了，我也仍不能确切地说出人生怎样才是真正的快乐，或者，我们是否真正地快乐过。”她对疯人世界的描述是准确的，因为这种准确的描述，结尾的这句结语并不显突兀，也引起人们的思考，所以《地坛乐园》因了一句结语，也就使这篇有些猎奇色彩的作品，带上了对人生意义的追索，并使得先前的陈述有了可思考的价值。
第九章 林海音的中长篇小说与名篇《城南旧事》
第一节 中篇小说
林海音的中篇小说创作是她最为成功的作品，最著名的当然是《城南旧事》，其他如《婚姻的故事》《孟珠的旅程》《晚晴》等写得也很成功。《城南旧事》我们将单列一节，这里着重谈谈其他三篇。
《婚姻的故事》是一篇纪实性小说，以林海音婆家为主线，穿插林海音周围的同事、同学、朋友以及母亲的朋友等的家庭故事，写了一桩桩婚姻的真实状况。《婚姻的故事》中的许多故事原型都已被林海音扩展成短篇小说，比如《殉》，比如《烛》等等，我们在前面都已提到。这篇小说展现的是一个个上世纪20到40年代的中等人家到大户人家家庭的婚姻形态，让我们看到了林海音早年的生活背景，其中最主要的背景就是她婆家的生活。公公、婆婆和姨娘的故事，三哥、三嫂的故事，害单相思而终致于得神经病的五哥的故事，让我们看到这个渐趋衰落的大家庭的日常生活的一幕一幕。公公、婆婆和姨娘的故事是旧时代处于尾声的妻妾共夫故事，三哥三嫂的故事是新时代刚开始时包办婚姻所造成的悲剧，而五哥的故事则是一个尚不具备自由恋爱能力的单相思者的悲剧，加上穿插写的其他婚姻故事，林海音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的一个个人物，这些人物也许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有隔膜，但林海音以她质朴的笔触还是让我们体味到了他们的痛苦与喜乐。这里面的主角还是女性，同情的也还是女性。比如在写完“我”的同学傅的母亲的故事，即是短篇小说《烛》的原型，写傅的母亲为丈夫娶了姨太太而在床上瘫了一生的故事后，林海音感叹道：“姨太太，是某些时代很自然的产物，给男人们写下了多少艳丽的人生的史章，他们多得意！但是也唱出了不少人生悲歌吧？”这里林海音也给了傅的母亲的情敌兰娘以极大的同情，林海音是站在女性的角度来看她们之间的竞争的：“为了一个男人，两个女人过了这样的一生，这是多么奇特的事情呢？她们共同的目标死了，留下两个残弱的女人，本来是敌对的地位，反而变成相依为命了。先是一个女人抢了（固然不一定是她主动的）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后来两人共同的丈夫死了，她反而伺候为她而残废的女人一辈子。当她们老姐儿俩谈旧日往事的时候，会说些什么呢？如果知道有这样结果的话，傅伯母又何必当初呢？但是她又怎能知道呢？”这里没有将两个敌对的女人置于你死我活的境地，而是如实地叙说了现实中人的关系的奇妙的一面，敌对变成了相依为命，人的感情人的关系毕竟是复杂而多维的，不是简单的平面化的，林海音写出了这一点。同样的写作深度与思考深度也表现在林海音对公公、婆婆、姨娘的关系的观察与表现上。比如婆婆与姨娘的互相嫉妒，中秋节分月饼的有趣一幕，观察仔细而又体味人心；姨娘的晒皮货，说明她在这个大家庭没有什么可凭恃地只有积攒财产，处境也并不一味地如公公在诗里写“携曼姬游”那般浪漫。好小说应当多层面地展示生活而不仅仅给出一种答案，《婚姻的故事》写的虽是婚姻家庭，但展示的生活蕴涵却是丰富的。这说明林海音是一个成熟的小说家。
《孟珠的旅程》写一个歌女的幸运人生。周孟珠自幼失去父亲，后来又失去母亲，靠在歌场唱歌养活自己和供养在南部上大学的妹妹。歌场中的姐妹各有一份苦衷，与孟珠最要好的雪子因被男友抛弃而做了歌女，她玩世不恭、自己糟践自己，后来在一份真情面前觉得自己配不上而跳楼自杀。在污浊的环境中，孟珠洁身自爱，从不逢场作戏，还得到一位年长的男性刘专员的爱慕与呵护，但孟珠并不爱刘专员，她爱上了在房东韩老太太家结识的年轻的英语教师许午田，许午田有知识有修养并且有德性，也是一个失去母爱的有次弟需要护持的苦命人，但他的自持与毅力，让他有一种人生的坚定性，也正是这点吸引了孟珠。然而就在孟珠想象着与许午田结婚，过幸福日子的时候，她得知与妹妹通信多年、妹妹恋慕的老师正是许午田，于是痛苦地南下台中去寻找刘专员，富有阅历的刘专员看出了她的痛苦，安排妹妹与许午田同来，妹妹很懂事地退让了，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地请姐姐与许午田结婚，自己则到夏威夷留学去了，小说以孟珠与许午田结婚后怀孕作为喜剧的收场。这篇小说有言情小说的元素，与她的另一部长篇《晓云》一起可以看做是台湾言情小说大流行的前奏之一。但这毕竟是林海音版本的言情，人物相对而言比较严谨、人物性格相对温柔敦厚，人物的情感进程也不是要死要活的煽情，是比较舒缓地严谨地讲述一个可以流行的故事。同样的故事架构在琼瑶手里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但在林海音手里则只写成了一个中篇。原因是林海音没有琼瑶的煽情与眼泪，也没有琼瑶的缠绵。但她比琼瑶更多了一些对人生与人性的思考，使她的作品多了一些文学性与高雅。比如，在雪子自杀后，孟珠到她的家乡看望她的母亲与妹妹，小说设计孟珠与她们没有更多的交谈与交往，这就更像是一个纯文学作品的情节设计而不是流行小说的品像。在流行小说里，这种地方正是要大做文章或抖包袱的地方，而林海音的安排，虽没有推进情节，却让读者体味到人生的苍凉与隔膜。再比如，妹妹线索的安排，妹妹的单纯与生存环境的高雅愈发衬托出孟珠生活环境的嘈杂与混乱，而这也正说明孟珠的出污泥而不染与意志的坚强，她对许午田的爱情也正是她的人生追求与正面力量的胜利，这也是一种纯文学的写法，妹妹是来自主流社会的典雅的典型女性，孟珠则是世俗社会的有着坚韧生存力的女性的代表，小说营造了一个爱的世界，从孟珠的房东太太到刘专员、许午田没有一个看不起她的职业，都要给她一份呵护，以致使她最终成了正果，这里暗含的意味却是深长的。许午田从一开始对孟珠的爱的游离，读完全篇读者当然明白是因为与妹妹的通信的缘故，事实上，这种安排喻示着来自主流女性的对许午田的吸引，而许午田最终与孟珠的结合固然是爱情的结合，更意味着主流社会对在堕落环境中自强的孟珠的彻底救赎，是一种爱的给予。林海音在这里并没有看低歌场中的女性，而是分析她们堕落的原因，比如对雪子，同情她们的不幸遭际，比如对其他歌女命运的描写，都是为说明这是一些不幸的人们。当然，对歌女这样的看法还是一种比较传统的看法，小说中这种意识是有的，比如孟珠自己的叙说就常常透着这种意识，但不是全篇统一的，小说中描写周围人们对歌女的宽容与平等，即已透着社会的进步，而小说多次提到孟珠本可以上电视，她到外岛演出时小喇叭提议可以让妹妹参加演唱出名，都说明着大众娱乐业正待兴起时，人们价值观念即将到来的彻底变化，当歌女也是一种可以成名的手段，成为娱乐明星，也是一种令普通人羡慕的事。如果从知音的角度看，刘专员才是孟珠的知音，他不仅像父亲般地呵护她，还对孟珠的歌产生共鸣，为她写下一首首诗，这是一个孟珠事业与人生的导师形象，也因此他成不了孟珠的爱人；而许午田年轻有活力，对孟珠来说既代表一种高尚的精神力也代表一种性的诱惑，许午田并不欣赏孟珠的歌，总是以高雅的音乐来指点她，而这点上妹妹则与许午田有精神的共通处，孟珠没有太多的文化，她并不太懂许午田的一些深奥的文字，她有的只是自己的洁身自好、供养妹妹的德行、美貌与温顺，就是这些让她最终得到了许午田的爱，这也是世俗战胜精神的一个象征，即女性的世俗存在的长处，比如美貌、温顺与德行战胜了男性对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亦可以从《婚姻的故事》中方先生与方太太的故事看出精神恋的不可靠，所以，妹妹的退出亦是情理之中的。这两个男性，一个温文儒雅，一个充满诱惑与吸引，这两个异性的设计，会引起女性阅读者的兴趣，这是两个很符合女性接受心理的男性角色，所以，孟珠与他们的感情纠葛是具备言情流行小说的元素的，只是林海音在此没有大加发挥而已。
《晚晴》是林海音为数不多的以男性做主要角色的小说，写一个年老的单身公务员对一个年幼的女孩以及她年轻的妈妈所产生的爱恋。姚亚德的妻女被留在了大陆，住在机关的单身宿舍中，一次黄昏的散步使他注意到了巷口的安晴、心心母女，后来他得知同事巴文是安晴丈夫的同学，从巴文那里他知道安晴的丈夫是一个海员，常年在外，并不把她们母女放在心上。通过巴文，姚亚德与心心母女自然地来往了，逐渐地对她们怀着一种难以言明的情愫，并勾起他对大陆妻女的怀念，他托人打听妻女的下落，还没得到消息就病了，而心心也突然病了，安晴让女仆来请姚亚德帮忙，姚亚德带着病去了，帮她们母女找了医生，安顿好她们才回到宿舍，结果自己大病了一场，病中的呓语中表露了自己对心心母女的感情。为了躲避这段感情，姚亚德请调到台中，这时他也得到了大陆的妻子已死、女儿可以接来的消息，而他在台北的同事又张罗着给他介绍女朋友，而这时也传来安晴的丈夫失踪的消息，小说就在这样一种无限的可能性中结束。小说写一个中老年男子晚来的情愫，他是把安晴母女当做自己妻女的情感替代者来照顾的，因为有了安晴母女他才深深地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对不起在大陆上的妻女，他痛惜安晴的海员丈夫对妻女的薄情寡义，心疼柔弱的安晴幼小的心心，不由自主地担负起照顾她们母女的责任，在这种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