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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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需要家庭的关爱，在单亲家庭中失去父母的一方对孩子的心理会有影响，在完整的家庭里如果孩子被忽视而得不到必要的关爱，也同样会给孩子的心理造成创伤。《雨》写“我”二十几年前放学的一天，忽然下起了大雨，别的同学都有爸爸妈妈来接了，我等到最后，还是没人接，只好自己淋着雨回去了，牌桌上的母亲却不分青红皂白地骂：“怎么弄的这一身，还不快去厨房叫张妈给你换！”伤透了“我”的心，二十几年后“我”做了母亲，对“我”的女儿珠珠则尽了母亲的责任，孩子放学时也下了雨，“我”赶着去接了，却在去的路上回忆起自己放学下雨的故事。“我”没有继续自己母亲的错误，而是给了自己孩子该有的温情关怀，不让创伤继续，这是写家庭对孩子的关爱问题。当然，林海音的写法比较温和，只写了雨中送伞的两代对比，没有小题大做，继续写这种小小的创伤对孩子今后的不良影响，而是写下一代对上一代做法的纠正与弥补，仍是在倡导一种爱的教育。
林海音倡导的爱的教育是一种自尊教育，不管孩子的出身如何、背景如何，即使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也应受到尊重，给予健康人格的鼓励。《会唱的球》写一位老师对一起失窃事件的处理，颇有新意。黄泽的父亲是一条商船的船长，家里经济条件优越，经常带一些新奇的东西到同学中来炫耀，一次，他带了一个会唱的玻璃球到教室来，可等全班上完体育课回来球却不见了，孩子们愿意全体被搜查，老师没有采纳，老师让全体同学都到操场上去，再一个一个回来，让偷球的孩子当面把球交给老师，但孩子们都进来一遍之后，球没有找到，老师想了一下，又给了偷球的孩子一次机会，这次，老师也到操场上去，大家再轮流进教室，终于，球出现了。这位老师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他（或她）的做法使得班级里少了一个窃贼而多了一个知错就改的孩子，这是一种值得重视的人格教育，如果孩子的人格没有受到尊重，而是被搜查了，这个被捉住的窃贼就会在全体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很有可能以后就走上了歪路，社会上很有可能就多了一个少年犯。无疑，林海音是富于教育思想与教育经验的，更重要的，她倡导的是一种爱与自尊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可以使绝大多数孩子成为健康正直的人。在《贫非罪》中，林海音塑造的林老师又处理了一场学生打架的事件。咬菜根长大的张一雄把富家子弟邱乃新打了，原因是邱乃新学张一雄单脚的爸爸走路，“邱乃新聪明过人，所以，如果那单拐被他学了的话，准保会引起同学们的哄堂大笑。再加上他对张一雄的爸爸曾被诬陷窝藏贼赃的讪笑，那滋味儿，对于被讪笑的这方面，确实要一个相当程度的忍受。我相信这是一次过度忍受后的爆炸。”林老师并没有简单地让打人的向被打的道歉了事。而是对两个孩子讲了两个爸爸，邱乃新的爸爸有成就固然可敬，张一雄的爸爸也是可敬的呢，他的单脚是因为在大陆给日本人当翻译时放走抗日青年而被日本人打断的，他的窝藏贼赃罪名也是被诬陷的，他以摆小摊养活一家人，也是一个可敬的爸爸。至于两个孩子谁先向谁道歉并不重要，老师秉持的道义是贫非罪，不管是贫还是富都有同样的人格尊严，两个孩子不仅要相互尊重还要尊重彼此的爸爸。这又是一项爱的教育。同样是林老师的学生，《萝卜干的滋味》中则写了一个富于爱心与同情心的孩子朱振亚。朱振亚发现没有父亲的同学刘毅军天天吃萝卜干配饭，就将自己的鸡腿饭排骨饭暗中换给刘毅军吃，老师同学都很奇怪、不知是谁换的，朱妈妈给老师的一封来信揭穿了谜底，做了好事的朱振亚仍然要求老师为他保守秘密。人类善良的本性、爱心与同情心表现在稚弱的孩子身上是那样的单纯与令人感动。这样的爱心与同情心不仅表现在家境尚可的孩子身上，在家境窘迫的孩子身上表现出来尤其不易。《谢谢你，小姑娘》中的爱官失去了父亲，靠母亲十指缝缀养活一家人。到了年节，母亲不肯将就，总要做些丰美的年夜饭犒赏孩子们，便打发爱官到姑妈家借钱，在受了阔亲戚的一番奚落后，爱官拿到了十元钱，回家的路上，她来到一家糖果店，看到一个戴眼镜的男人无钱给孩子买奶粉，便故意将钱丢到地上，告诉他他的钱掉了，男人犹豫了一下捡起了钱，随后说：“谢谢你，小姑娘。”而母亲还等着爱官吃年夜饭呢。把借来的钱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施舍给别人，对于成人已是不易，出于孩子则完全是一片纯心，爱官的年龄当在少年，因为她已懂得世态炎凉、已懂得尊重受赠人的自尊心。这是一个善良、又有点早熟的孩子，生活虽然艰难，却没有磨灭她的向善之心。在《母亲是好榜样》中，林海音则让一个穷孩子经历了一场人格的考验。穷孩子王泰，靠放学后给人擦皮鞋补贴家用。一次电影开演前，他为一对时尚男女擦皮鞋，捡了他们掉在桌下的一百元钱，回到家中，邻家的鸡飞到了家中，张大婶要帮着宰杀，母亲却坚持将鸡还给了人家，王泰受母亲的影响，赶在电影结束前，去找那对时尚男女了。这里提出的是一个人格教育的问题，王泰母子没有因为穷而丧失人格尊严，其中母亲的精神影响是占主导性的，孩子勤工俭学赚来的钱她受之泰然，而对意外飞来的鸡却坚决不要，在那个年代，一只鸡的价格也是不菲的呢，这位贫穷的母亲以自己的人格影响着孩子，这也是一个父母身教的问题，在一个贫穷问题还很普遍的年代，这样的教育应当说还是很必要的，这是影响一代人的做人方式、社会精神人格建设的问题。
《窃读记》讲的还是一个要以爱来教育的问题。穷孩子“我”无钱买书，却爱读书，靠在书店蹭书读才能看到自己喜欢的书。一次他蹭书读的时候，受到书店老板的羞辱而产生了悲愤感，不再去书店，但终于还是经受不住书的诱惑，再次踏进了书店，这次，“我”改变了方式，看一本书进几家书店，然而，“我”喜爱的一本书几家都卖完了，失望中走进最末一家书店，一个店员却为他留着一本没有卖。“我”感动地读完书，感到自己不仅是“吃饭长大，读书长大，也是在爱里长大的！”这里说的是，如果多给穷孩子一点关爱，就会改变他们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一个人对社会、对世界的看法是会影响他的行为方式的，多一些爱，就会少一些极端、少一些过激的行为方式，也少一些麻烦和悲剧。林海音无疑是早就认识到这点的，在她的儿童教育小说里，她倡导的主线一直是爱的教育。《窃读记》讲的是社会的关爱问题，《两粒芝麻》讲的则是孩子之间的友爱和互爱。林老师发现班上两个很要好的女生之间不讲话了，便在班里讲了自己小时候的一段故事。一对分别叫小胖子和小辫子的女孩因为要好，在校园的墙角埋下了两粒熟芝麻作为友谊的象征，约好谁吵了架想绝交就去把芝麻挖出。然而，就在她们快要毕业时，她们居然为了一件事吵了架不说话了，直到毕业，她们谁也没有和谁再说过话，后来她们考取了不同的中学，再后来两人天各一方，彼此失去了音讯。她们吵架的事比芝麻还小，她们失去的却是友谊，讲完这个故事，林老师为班上的两个女生讲和了。林海音塑造的林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思想、也非常有爱心的老师，是她自己的化身，虽然她本人不是老师，但通过林老师传递自己的教育思想，以小说的形式影响更多的人。
当然，林老师的爱的教育、人格教育、尊严教育，并非在所有时候都会产生正面的效果，有时它的结果可能还是一场悲剧。《玫瑰》讲的就是一个悲剧。一个叫做秀惠的女学生上课常常迟到，林老师注意到了就前去家访，终于了解到了秀惠的家庭，原来是一个养母制的家庭，这种家庭都是做陪酒女的，养母收养养女是为了年老色衰后靠养女养活，林老师知道后并没有歧视秀惠，而是更加地关心鼓励她，秀惠升入中学后，还经常受到林老师的鼓励，看老师推荐的世界名著，写读书笔记，她的祖母花了大本钱让她学唱歌，终于有一天，十五岁的秀惠成了一个叫做玫瑰的姑娘，坐在青岛酒楼陪客人喝酒唱歌了，林老师仍然鼓励她，说“无论你陪客人喝多少酒，你的灵魂总是纯洁的！”然而悲剧发生了，在一个风雨交加的黄昏，林老师读到了一条新闻，一个十七岁的叫做玫瑰的酒女因厌世而自杀，在她的身旁扔着一张似乎算是遗书的字条，那上面写着：“无论我陪客人喝多少酒，我的灵魂是纯洁的。”林老师的本意并不是要秀惠自杀，她只是要培养一个虽身在红尘，但心灵纯洁且有修养的自尊自重的女性。然而这个教育却失败了，秀惠无力摆脱生存环境的压力，这种压力还因为她所受的教育而加剧了内心的不平衡而最终导致了自杀，这当然不是教育的错，而是当时台湾的养女制度的错，秀惠本来是可以和别的女孩一样有着健康正常的人生的，然而当她成为养女的时候她就注定要沦落红尘，林老师本是要救她，但一个人的力量毕竟不能改变一种制度，也不能改变滚滚红尘对本性纯洁的秀惠的卷噬，所以悲剧发生了。在这种个别的事例中，爱的教育、高尚人格的教育并不是时时都发生正面的效果的。有时教育是要和社会环境达成一定的妥协的，这也许是《玫瑰》所要告诉我们的。因此，林海音的教育思想既是理想的也是现实的，是林海音式的为受教育者着想的有人情味的。她的理想是要给予孩子爱，教育孩子有人格、正直、友爱、富于同情心，但怎样给予孩子这些也是她要探讨的，林老师的春风化雨般的教育方式是一种理想的教育方式，但现实中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白兔跳》写的就是一种令人痛惜的现实。嫂子从乡下来了，带着“我”的侄女美惠，美惠说起学校里的“白兔跳”，跳多了竟然走不了路，这原来是孩子功课不好的时候、不听话的时候老师给的一种变相体罚，“我”很吃惊，以为体罚的老师很老了，是日据时代的遗风，没想到这个老师还很年轻，“我”听了以后，“好像咽下了一只苍蝇”。这样的事例，应当说是从生活中来的，在当时的台湾也应当是个别的，所以林海音才将它写出来，有警示的意义。
林海音的多数儿童题材短篇小说都是体现其教育思想的、有教育意义的，她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的台湾，应当说也是先进的，是受到西方爱的教育影响的，毕竟林海音是看着《小妇人》长大，丈夫何凡又是学英语出身，经常为台湾的报刊翻译一些新的西方理念过来，林海音受到一些西方影响也是当然的。可贵的是，她将这些理念化为了鲜活的人物，塑造了一个个可爱的孩子，也塑造了一个可敬的林老师。这是她对台湾文坛的一个贡献。
第八章 林海音的短篇小说
第三节 社会问题小说
林海音关注女性关注儿童，也关注社会问题。她的这类题材小说，很多都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生活的缩影。《标会》写的就是一个经济捉襟见肘年代人们的借贷经历。“会”是当时台湾的一种民间集资借贷的方式，不但是一种利息优厚的“储蓄”，急用时还可以有“透支”的好处，透支以后，也不过是“整借零还”。三个月前，赵太太邀“我”“上一支会”，现在，宝宝烧得脸蛋通红，没个千儿八百的住不进医院的病房，“我”去上会，丈夫为“我”写好标纸，“我”怀着一种势在必得的信念朝赵太太家走去。赵、钱、孙、李、周、吴几位太太都表示要中标，在她们的心理压力下，“我”终于以五十四块的高利中了标，却白白地费了三百多块钱，“王太太说势在必得，她只写了五元。要取大衣的那位，写了八元。姓钱的说非四十元写不下来，她可写的是一元五角！她们倒是存的什么心？”“在她们每位的身上，我投下了五十四元的高利，却换来的是一场嘲弄，谎言，骗诈，虚伪。”但是，宝宝是可以进医院了。小说将“我”急于标到钱的心理，其他几位太太故意抬高标的的行为与语言写得活灵活现，揭示了标会的众生相，是一篇不错的社会问题小说。
《鸟仔卦》写一个穷苦的算命先生的倒霉事，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