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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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没有作任何批评，只有一次她说：‘下次你若再出书也让我来安排一下。’可惜我的作品多在《传记文学》和《中国时报》副刊刊登，而我和时报创办人余纪中先生又是忘年交，总有些不妥处。于是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第六章　林海音的文学交往　　
第三节　林海音的文学活动及她与钟理和、黄春明等　　
　　林海音是台湾文坛的活跃分子，经常参加台湾的一些文艺活动。这里举1969年她参与的一次环岛文艺座谈会，说明中年的林海音的活跃与精力旺盛。这次活动是青年写作协会组织的，紧张有趣，给林海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林海音回忆：　
　　　
　　最难忘的是民国五十八年曾受邀和朱西宁、司马中原、痖弦三位老弟及袁小玲副总干事组成一个五人小组，做了一次环岛文艺座谈会的旅行。此行愉快，每到一处的座谈会，会场都是挤得满满的，年轻朋友发言踊跃，气氛却轻松。出发是四月二十五日，台北还是“乱穿衣”的天气，南部却燠热起来了。　
　　我们那次是从东部向南走，转回台中返台北，共一周马不停蹄。第一站是从台北乘火车到苏澳，参观南方澳渔港，午餐后便上苏花公路。曾听说形容苏花公路是“不可不去，不可再去”，言其风景好却惊险。岂知我们午后1点上路，不久遇雨；谁料再下去，竟因这一阵雨坍方不能前进，可谓有惊。我们被撂在背山面海的单行公路上，前不能进，后不能退。想着第一站花莲那儿等着听讲演的座谈会，可怎么办呢！在公路工作人员努力下，把坍方铲除，清出一条道来，车子可以通过去，总算没掉到太平洋里。到达花莲已经七点半了，没吃晚饭先上场。这种经历和经验哪儿找去！夜宿花莲旅社，第二天先到太鲁阁走一遭，参观山地乡。当晚到台东，住一晚；第三天是星期天，上午举行座谈会，又转到潮州住宿。一觉醒来赶赴屏东，上午9时在屏东举行座谈会，下午3时就赶赴高雄的座谈会。还记得在高雄当晚，林今开和管管两文友来旅馆聊天，那时今开在高雄新闻报做记者，管管还没遇见袁琼琼呢。我们一天两地两场座谈会，到晚上1点倦意都没有，今开和管管都能说会道，再加上谈狐狸说鬼的司马中原，夜谈结束还能早吗？第二天一早又赶8点半的快车到台南去。台南的座谈会下午在成大举行，大学生问题多，又尖锐，连李敖是否真的卖牛肉面，也要问一问。接着就赶7点半的观光号到台中去，第二天一早座谈会，下午就是观光号返回台北。林海音：《剪影话文坛？三十年有成》，（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2月版，第104、105页。　
　　　
　　作为一个编辑家与出版人，与作者建立很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林海音与很多作者都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这里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她肯花精力帮助人、扶植人，她对钟理和的扶持与帮助就是台湾文坛令人感动的一幕。　
　　钟理和是台湾著名乡土派作家，台湾电影《原乡人》写的就是他的生活。钟理和一生贫病交迫，1960年便以四十五岁的英年早逝，他生前的创作很多都发表在林海音主持的“联副”上，是林海音给了这个病中的作家以鼓励与支持。钟理和的作品是由钟肇政推荐给林海音的，最早的两篇《苍蝇》和《做田》分别刊于1959年4月14日和18日的“联副”上，后来林海音又刊出了他的《草坡上》，引起读者反应。以后钟理和连续投稿，便直接和林海音通信了。据林海音回忆：“理和去世后，我所写的三篇小文，都已收入了全集中，要说的话，多已经说过了，但这次我看全集目录，细数理和在生前发表的作品，长、中、短篇小说及散文共三十五篇，约五十万言，却绝大多数发表于联合报副刊，时间分两段：一是从民国四十八年四月到四十九年八月理和去世；一是理和死后的四十九年到五十年五月。前者共十七个中、短篇，刚好在他开始投稿到去世为止的十七个月中刊出，平均每月一篇（稿酬每月平均不过数百元，能养他妻小五口，加上一个肺病的自己吗？），后者一中篇《雨》五万字，一长篇《笠山农场》二十万字。理和的大多数的作品及重要的作品，即大多发表在联合报副刊，而当时我又是‘联副’的编者。”林海音：《芸窗夜读》，（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0月版，第43页。的确，林海音编“联副”的很重要的一个功绩就是发现并扶持了钟理和，上述《苍蝇》和《做田》就曾被别处退稿，而被林海音慧眼识中的，这对病中的钟理和是多大的鼓励啊。钟理和在1959年9月22日致林海音的信中这样表达了他的感激：　
　　　
　　我于民国三十五年返台，同年八月染上肺疾，三十六年冬入松山疗养院，后经开刀切除肋骨，于三十九年冬退院回家，以迄于今。寒舍独处山下，交通至不便，且病体虚弱，故数年来绝少外出，几乎可以说已经与世隔绝。每日养病之余便读读书和写点东西，但一年写下来亦不过一点点儿，且均极劣拙不堪入目。得蒙女士不弃将之附登报末，已是喜出望外了。我在一个人生涯最为有用的少壮之年便罹此疾，空让大好时光虚掷，自思此生已无多大希望，今后倘能当名小卒，呐喊呐喊，为文坛添添热闹，于愿足矣。　
　　林女士对省籍文友特别帮忙，特别爱护，是我们省籍文友之万幸，我们每以此感奋，并以此引以为荣。我们这批文友本粒粒幼芽，倘无人特别照顾，则其难以立足于今日乃极自然之事。此后尚祈不弃多予照顾，使毋不及长而枯萎则万幸矣。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147页。　
　　　
　　钟理和病逝后，林海音非常震惊和难受，连夜赶写了《悼钟理和先生》，并与友人一起出版了钟理和的遗著，这是一件很费心力的事情，要付出很大的爱心与精力，但林海音对这件事说起来却很轻松：　
　　　
　　理和死后，他的长子铁民给我来信说，父亲临危遗嘱，要肇政和我替他整理著作，希望能出版。肇政也给我写信说，他只有热情，没有办法，不知怎么做。我说让我们试着做。因为一个人临死时的遗嘱，我们应当重视，何况理和一生热爱写作，这是他最始也是最终的愿望，这个愿望，难道太奢侈？不！　
　　我们五十、一百地，捐来了几千元款子。稿子已经发排出去了，印刷厂、广告、纸张，都暂时欠款。预约的情形很好，书一出版，欠款就还清了。《雨》，是很扎实的一本书，无论在什么时候，它都是有分量的。在他死后的百日祭，这本书已经放在他的供桌上了。在他周年祭时，第二本理和的作品《笠山农场》也出版了。我们有一个“钟理和遗著出版委员会”，实际负责的，是肇政、文心和我，但支持的却是无数的读者。林海音：《芸窗夜读》，（台北）纯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84年10月版，第39、40页。　
　　　
　　事实上，钟理和遗著的出版，林海音付出的心力最多。不仅筹款、出版，为了节省经费，林海音还找她的侄子、画家夏阳义务为《雨》设计了一个有意义而花钱不多的封面，一个灰黄、米黄和黑三套色，简单别致、似雨似泪的封面。这些工作，别人是没有条件完成的，只有林海音愿意付出精力、也能做好这些工作。继林海音之后，吴浊流主办的《台湾文艺》出版了钟理和的纪念专辑，1976年张良泽编辑出版了《钟理和全集》，导演李行还根据钟理和和平妹的故事拍了电影《原乡人》，由秦汉、林凤娇主演，林海音还和钟肇政等人于1983年8月7日在钟理和的家乡建成了钟理和纪念馆。钟理和去世后，林海音还在1974年、1977年两次到美浓乡下看望钟理和的妻子平妹，并且对他的长子钟铁民也是尽力提携与帮助，林海音还多次撰写关于钟理和的纪念文章。钟理和生前林海音并未与他见面，只是一个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在他死后，林海音为他做了这么多，没有一颗广大与同情的爱心是不行的，从与钟理和的关系上，可以看出林海音的为人与善良心地。然而，林海音的好心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1979年6月，林海音和钟肇政、叶石涛、郑清文、李乔、张良泽发出筹建“钟理和纪念馆”启事，于是在钟理和的家乡美浓就出现了一座别致的纪念馆。然而到1996年时，陈千武、叶石涛、钟铁民、郑炯明、吴锦发、彭瑞金等人在钟理和纪念馆筹建“台湾文学步道园”，用三十五位作家的片言只语，表达一位作家的文学精髓，刻在石壁上，环绕纪念馆，这三十五位作家钟肇政、叶石涛在列，而为台湾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林海音却被排挤在外。　
　　林海音对写作者的扶持与鼓励也为她赢得了年轻写作者的尊重，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她与黄春明的关系。黄春明是台湾著名的乡土派实力作家，台湾电影《儿子的大玩偶》的原作者。2004年春，笔者曾在台北见过黄春明一面，此时他正沉浸在丧子的悲痛中，说起林海音他还是很尊敬的，但说自己与林海音实际的交往并不多，不能给我提供更多的资料。而他确实是林海音在“联副”时提携的作者之一，对此，他确也曾心怀感激，笔者找到他早年写的一篇《我满怀由衷的感激》，此文道出了他对林海音的感激之情。林海音的《剪影话文坛》的附录中收有此文，兹转录如下，以说明问题：　
　　　
　　民国五十一年左右，正是我写作的幼稚年龄，这时总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好得不得了。表面上看来好像蛮有信心，其实啊，骨子里面最脆弱，最不堪打击。尤其像我的个性，在那一段是最糟的了。　
　　有一天，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城仔落车》，说真的，当时实在自鸣得意，越看越觉得了不起，于是抱着很大的希望，投给“联副”去了。记得还附了一封简短的信，大意是提醒编者不能改动我的题目，尤其是“落车”的“落”字，绝对不能改成“下车”的“下”字。那时我在军中，不知道“联副”的编者是谁，也不知道林海音是何许人。这倒不是目中无人，而是孤陋寡闻得很。　
　　没想到不到一个星期，《城仔落车》一字没改地被刊登出来，同时还收到编者的一封信，这封信早就被我的坏习惯弄丢了，要不然，今天把它拿出来发表的话，那比什么人写文章来介绍林海音女士来得更有力。因为从那信里面，看不到她为了拉稿凑篇幅的焦灼，而是一片爱才惜才的心，句句充满着温暖和鼓励。于是从此我得到了信心，毅然决然地放弃了绘画和诗的练习和习作，专心一致地写小说去了。当然每写好小说就寄给她，就这样我写小说的习惯和兴趣被培养起来了，更重要的是，她引导我去观察四周现实的环境和关心在这样环境中活生生的生活着的人们。所以我看到一个疯子，就写了《北门街》；看到一个为孩子焦虑的父亲，就写了《借个火》；看到年轻朋友的空虚，就写了《把瓶子升上去》、《两万年的历史》等等。　
　　现在回头看那时候的东西，着实是粗糙和肤浅。那为什么那时会被林海音女士录用了呢？难道她不识小说的好坏不成？不，绝对不是。写小说是她的专长，也因为这样她才录用了我的习作。因为擅长写小说的人，最能剖析人物了。原来我的草稿，和我给她的信，正好提供了我个人的资料。所以我当时个性上的破绽，一定被揣测得一清二楚。她知道像我这种自暴自弃的人，极需要鼓励，极需要建立信心，因而一直用鼓励的方法激起我写东西。在这样的情形下，她还有一个值得尊敬的地方，那就是对年轻人有信心，而这信心就建立在耐心上。相信她当时看了我不成熟的习作之后，一定有一个长远的寄望，肯定地认为年轻人总会跨进成熟，那时候的作品也会随之成熟的。看我这么说她，说不定会被误为我的一相情愿罢。这一点我自己清楚，倘若当时的《城仔落车》被置之不理，我一定放弃写小说的。当时我确确实实是那么糟糕的人。　
　　记得我跟林海音女士谋面的时间，是在投了《城仔落车》几年之后她已离开联副的事。她一见到我就爽朗地叫起来说：　
　　“呀！你就是黄春明啊！”笑了笑，“你这个黄春明，我当时把你的稿子一发排，回到家都睡不着觉。……”　
　　是的，这一点我可以明白，当时当局对文章是十分敏感的。那时我的拙作充满了年轻人对现实的不满，把这种情绪统统宣泄在字里行间，难怪她要这么说了。但是想了想，作为一个领固定薪水的编辑，这又何苦来哉？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