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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

[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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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在《小说家应有广大的同情》一文中说:“我个人和文学杂志,也算有一份交情,因为一创刊就被邀写稿,认识夏济安也在那时候。记得在第四期我写了一篇题名《要喝冰水吗?》的短篇小说,夏济安收到稿子后,曾来信鼓励我说:‘……这篇小说写本省人的生活,很是生动。窃以为这条路大可走得。我们外省人虽然怀念故乡,本省人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写。小说家应该有广大的同情,这一点海音女士当之无愧了。……’其实我是真惭愧,因为自幼在北平成长,生活习惯早已‘京化’了,让我写台湾,远不如写北平更熟练,但他所提的‘小说家应该有广大的同情’这句话,该是值得铭记于心的。”可以说,夏济安于林海音的写作是有鼓励之功的。可惜夏济安早逝,更多的交往是在林海音与夏志清之间。夏志清居美国,他回台湾,总是要到林海音家去神聊,而林海音去美国也要与他见面。林海音还在纯文学出版社为夏志清出版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等专著。林海音在《亲情?友情?爱情》一文中还记述了她和夏志清之间关于《夏济安日记》的一段文坛佳话: 
   
  《人间》开始连载的《夏济安日记》,我有幸先睹为快。前一阵子为了出版《文学的前途》,和作者夏志清先生时有书信往来,他曾有一封信提到说:“……你好意要把我们兄弟的书信早早整理出版,一时实在没有空。上星期打开济安旧物,决定把他的1946年日记发表,写信给高信疆,他十分兴奋,看样子非发表不可,我又得写篇介绍性的文章……” 
  所谓“兄弟的书信”,是指济安先生生前和弟弟的通信,信中有许多文学上的讨论。志清曾把其中讨论有关俗文学的部分摘辑发表,题名《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我很喜欢,多次阅读,曾屡次提醒志清,希望他们夫妇积极地整理出他哥哥的信件,结集出版,是对读者有益的一本书。没想到他们一时整理不出来,却先“推出”了这本九个月日记。我想这本日记得以提前发表,和我多次催求整理书信,不无关连吧。 
   
  林海音与余光中的交往可以说很密切,他们两家的孩子也常在一起玩,常常是大人神聊、孩子在一起玩捞鱼,一个夏夜就过去了。林海音曾有一篇《捞鱼的日子》叙述这段神仙日子: 
   
  捞鱼的日子是夏天,晚饭后,在张秘书长墙外的街灯下有一个大木水槽,围蹲着七个小女孩;余家来了四个,夏家有三个,每人右手拿个纸网子,左手捏着小额钱币。把纸网子捞破了,小额钱币花光了,再回家来要。家里的两对爸妈正聊得高兴哪,不希望小孩子打扰,让夏家的大姐姐发发好心,带领着小妹妹们,再拿一沓小额钱币,去玩捞鱼吧!有时候街灯坏了,没有亮,怎么捞鱼?夏妈妈就拨一个电话给市政府的路灯科,说:“喂,我这里是张秘书长公馆,后墙外的路灯坏了。”这样说了,就会立刻来修,快得很哪!大家都笑起来,夏妈妈说:“我并没有说错呀!本来就是张秘书长墙外的路灯嘛!” 
  捞鱼的日子,说来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光中家住厦门街,离我们的重庆南路三段很近,晚饭后散散步就到了。天南地北地聊一个晚上,喝喝茶,吃点儿零食,非常的轻松。我现在简直想不出,为什么那时候会过得比现在轻松,现在上哪儿找这种“潇洒”的日子! 
  光中是诗人,我一向敬佩诗人的文笔,他们写其他文章,用字也一样简练。尤其光中,你想在他的文章里挑一个不妥当的字眼儿、句子,是不容易的。几乎有三十年了,我和光中虽是文友,但我们相处的位置,常常他是作者,我是编辑,他的许多诗稿、文稿、翻译稿,都是经过我的编辑台的;接到他的作品,总是先欣赏一阵他的书法,再看内容。近年来我看许多编辑先生索性直接把他的原稿制版印在副刊上,这样会给那天的版面更美化。 
  光中因为文字运用得讲究,所以他对于现在许多白话文章的“不讲究”,颇不以为然,例如过分的欧化句子,或者过多使用“的”字什么的。他最近曾专为此写一文,我读了后对他说:“我发现我的大白话就犯了你说的毛病,呢呀吧啦的,我用得太多了。”是真的。 
  记得有一个捞鱼的日子,光中一进门坐下来就说:“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经验……”然后他说他曾经在文章中把自己说的话,故意加上帽子说“古哲学家说”如何如何,后来居然有人在文章中也说“古哲学家说”如何如何,把他说的话照抄上。他说完我们都笑了,我说你太淘气了,这件事光中也许自己都不记得了。 
  光中对于住了三十多年的厦门街长巷,有一份浓厚的感情。其实当厦门街附近的许多街道如汀州街、同安街、和平西路等都扩展成为大马路时,厦门街,尤其是他所住的这条长巷,就显得更狭窄。每次乘车到他家,稍一疏忽,就会走过头,而且车进窄巷也怕对面来车,可是他毕竟在这里写下了他的作品的大部分,所以他为文或诗著,屡次以“厦门街”为题,对这日渐落在人后的长巷,寄以深厚的感情。而我写这篇小文,则是看七个捞鱼的女孩,如今有的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师,在高兴她们的成长中,不免也有些“年华老去”的伤感。 
   
  林海音与同辈女作家的友谊也很深厚。孟瑶是台湾女作家,50年代因一部《心园》而奠定了在台湾文坛的根基。她与林海音是在50年代同给《中央日报》的“妇家版”写稿而结识的,林海音主持“联副”时,她也曾为林海音写过稿。孟瑶多才多艺,善唱评剧老生,以扮杨四郎出名,生活中不拘小节、不修边幅,林海音很欣赏她的名士风度,交往很密切。林海音在《婆娑一妪扮四郎》中举了两件事写她们交往的随意程度:“有一年她忽然问我:‘认识师大的杨希贤教授吗?’我说:‘听说过,不认识,干吗?’原来她要为大儿子向杨希贤的女儿求婚,她们的儿女都在美国。她拉了我同去,后来则由我权充大媒,送了订婚礼去。”“在台北,她到我家最舒服,进门扔下皮包,连老姐夫何凡进来都懒得起身,只‘嗨’一声。”她们的友谊是一种女性间可以互相进入日常生活的友谊,很亲密。这样的友谊,林海音还有很多。 
  琦君也是台湾女作家,她以散文闻名,也写过《一身飘零》等小说,与林海音也是因为为《中央日报》的“妇家版”写稿而结识,她们的友谊也是那种女性间可以相互进入日常生活的友谊。林海音在《一生儿爱好是天然》中这样介绍她们的交往: 
   
  琦君离开水晶宫搬了多次家,我则钉在重庆南路三段没挪窝,好在她迁移的新址总离我家不远,我们因为谈得来就时相往来。她有了孩子以后,到周末常带孩子到动物园去玩,然后再来我家。她对孩子说:“我们到动物园去看猴猴。”孩子总会跟一句:“看林阿姨和猴猴。” 
  她来了,我家女儿就会端茶拿瓜子,然后搬个竹凳坐在她脚下,听潘阿姨说故事。我们年龄相仿处同时代,虽然在大陆上一南一北,但所读书、所体验的生活是差不多的,因此有的是话题。只是她更勤于学问,又有好的国学根基,就不是我这“大白话儿”所能比的了。她故事多,说话又动听,多少年来除了学生以外,还交了许多年轻朋友。她没有女儿,特别喜欢女孩子,我家女儿们从小到现在做了母亲,一直都是喜欢听潘阿姨聊天的。当初,连我家的猫儿见她来了,都会跳上她膝头,咕噜咕噜地睡大觉。她不嫌脏,一边摩娑着猫儿,一边侃侃而谈。古今文学的比较,李杜诗篇的讲解,家乡西子湖畔的风光,都听得让人出神。 
   
  琦君也为林海音写稿,林海音办纯文学出版社时也为琦君出过书。 
  张秀亚小林海音一岁,河北沧县人,早有文名,在大陆时期即已出版四本小说集。到台湾后在大学任教并从事文学写作与翻译,与琦君、林海音、罗兰、潘人木等被并誉为台湾第一代具代表性女作家。她与林海音的友谊也是因为写作而走到一起的,林海音主持“联副”时期,她也是林海音的作者,林海音办纯文学出版社时,曾出版了她翻译的英国女作家吴尔芙的名著《自己的屋子》。林海音曾在《女子弄文诚可喜》一文中这样说她和张秀亚的友谊:“秀亚和我最谈得来的就是回忆小女生时代的读书生活,我们处同时代,又同在北方,同样喜爱文艺;但有一点我和她不太一样的,就是我青少年时代没有少女的梦幻,几乎一点点都没有,她却说她的少女梦幻时代可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期。我俩虽同是‘凌迷’,但是她所喜爱的另一位20世纪30年代著名作家庐隐女士的名作《海滨故人》,我却看不下去,这大概就是她的梦幻色彩浓的缘故吧!” 
  陈香梅是20世纪40年代著名女记者,抗战时期美国援华飞虎队队长陈纳德的夫人,居美时既从政、从事社会活动,也写文艺作品。林海音与她的交往都是因为文艺。两人相识于1954年下半年,那时,陈香梅开始为“联副”撰稿。林海音回忆:“记得她写过《男人》一稿,刊出后竟引来了几十封‘岂可沉默无言’的男性读者的来信。那时的陈香梅多写小说和散文,‘自由谈’刊登她的小说最多吧!她写小说或散文常喜欢在文前缀一句或一首中国古典诗词,现在许多作家也喜欢这么做,虽然不是学她,但可见她是开风气之先了。”陈香梅热情,1965年,林海音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访问四个月时,踏上美国国土第一个见到的,就是陈香梅。陈香梅到机场接了林海音,并热心地陪她到了旅馆,还替她安排了身边琐事。林海音在华盛顿的三个星期里,只要陈香梅没有外出旅行、林海音没有其他活动,陈香梅总会约林海音到她家谈一谈、吃吃中国家常菜。陈香梅还利用参加弗吉尼亚州温彻斯特城举行的第三十八届“苹果皇后”加冕典礼的机会,邀林海音共同出席,让林海音也实地体会了一次美国的商业文化。因而,两人不单单是编者和读者的关系,还有一份情谊与友谊在。夏祖丽为母亲出了传记后曾寄赠陈香梅一本,陈香梅感慨良多,在《文汇报》撰文回忆《林海音这位朋友》,写了她们早年的一些交往:“谈到海音当然又使我回忆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光。当年我和外子飞虎将军陈纳德也和众人一样从大陆迁移到台湾,住在台北。虽然我已不当中央社的记者,在民航空运公司上班。(办公室在台北中山北路二段,这栋办公楼有四层,现在已拆掉,并盖了新的大楼。)虽然不做新闻工作,但没有脱离新闻圈子,因为我担任了几家报纸的写稿人,同时也认真地开始了我至今未断的写作生涯,因此结交了不少文友。赵君豪创办的《自由谈》,卜少夫主编的《新闻天地》,中央社、中央日报、新生报也常有我的文字,以文会友,乐趣无穷。当时台湾百废待兴,一切简劣,大家一同过穷日子也没有缺乏文感。反而因为朋友多,众人多半是读书人、拿笔杆的人,对时事、对书本都有兴趣,为此聚在一起时谈兴甚高,海音当然也是会员之一。我因为生在北京,对她说话时的京片子颇欣赏,她为人爽快,说话多,但并不像一些人拖泥带水,她的意见总是一清二楚。海音在联合报编副刊,编了十年后另谋出路,办了《纯文学》又创办出版社,自己出书,这期间出了不少好书,也提拔了不少青年才俊,功不可没。”“林海音1994年出版了《生活者》,1995年10月我们在台北见面时她送了我一册,还亲自写着‘送给香梅。海音乙亥、一九九五、十、四’,我想这该是她最后的书籍。后来偶有来信,短短数行,不久渐行渐远。我想她已开始被病魔困扰了。”“1965年海音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访问美国。在美国华盛顿她逗留数日。记得当时我曾亲自到机场接她,又把她送到旅馆(那旅馆后来1979年由中国驻美大使馆买了下来,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至今仍在使用。真是旧事桑田沧海)。每天我也抽空陪她访问,和朋友相叙。那时的海音精力充沛,对于美国的一切既感新奇又充满兴趣,那是海音第一次访问美国。她回台湾后除了和朋友合办《纯文学》月刊之外,又成立了纯文学出版社,我的作品都由《自由谈》《传记文学》和时报出版社出版,因此纯文学没有出版我的书册!但海音从来没有作任何批评,只有一次她说:‘下次你若再出书也让我来安排一下。’可惜我的作品多在《传记文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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