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七卷林海音评传 作者:周玉宁-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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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谈。在林海音的照片簿里，谢冰莹的照片很多，包括她在抗战时期从军时的照片。她们的友谊是很深的，林海音也多次撰文提到谢冰莹。
林海音与凌叔华的往来并不密切，但林海音是一个“凌迷”，中学时代即心仪凌叔华的创作，文章中也多次提及凌叔华，但她们直接的交往也只有一次。林海音曾有两篇文章直接写凌叔华，一篇是收入《剪影话文坛》的《“凌迷”》、一篇是在《敬老四题》中所写《凌叔华》，两篇的叙述大致是一样的，只是口吻略有出入，《敬老四题》中说自见面后二人略有音讯往来，林海音并为凌叔华发表作品，并不可信，因为据《“凌迷”》所说，作品发表在见面前，著者以为《“凌迷”》离事件较近，所述也较为可信，可以说明二人交往的真实情况，兹转录如下：
去年5月曾有西之行，到了英国才想起来，临行匆匆，没有向人打听一下，多年未通消息的凌叔华女士可还在英国？住址又在哪儿？既然未做准备，也就不便临时打听跑去打扰了。
凌叔华是我中学生时代就心仪的作家。她的作品并不多，短篇小说不过是《花之寺》、《小哥儿俩》等数本，但却都印象深刻。我常常想，我写小说，无意中有没有多少受了凌叔华作品的影响？民国五十六年编《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时，开始就列入了她的短篇小说《绣枕》，并且请苏雪林先生写了一篇《凌叔华其人其事》，因为她们当年在武汉大学教书时，和另一位女作家袁昌英，被称为“珞珈山上三剑客”呢！
凌叔华自从到国外以后，就没再写小说，专从事艺术研究。没想到五十九年六月初，徐钟珮从西班牙寄来一信，内附凌叔华的一篇短剧《下一代》，说是给纯文学月刊的，我真是又惊又喜，凌叔华那么久没有文艺创作了，我何其荣幸能刊登她在台湾的第一篇作品呢！更令人兴奋的是，跟着她就返国参加故宫博物院的中国古画讨论会。我和另一当年“凌迷”（不是“波迷”）张秀亚便相偕直奔中山楼，在一两百人的茶会中，去寻找凌叔华。
秀亚比我迷得更积极，她在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就自己从天津坐火车到北平去找凌叔华。当天在凌家吃了晚饭，累得在饭桌上就要睡着了；后来凌叔华让这位可怜可爱的小女生在床上休息一下，谁知她和衣而卧，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是第二天早上了。
我们——还有谢冰莹先生，终于找到了凌叔华。谢冰莹首先问：“十年不见了，认识我吗？”凌叔华竟愣了半天没认出来，等到说明后，她才拉着谢冰莹的手说：“你瘦了好多啊，我简直认不出来了！”谢冰莹赶快又给我介绍，凌叔华很高兴地说：“我真高兴看见你们。”我们大伙儿就围着凌叔华谈话，对于秀亚当年的那段，几十年后她再做补充说，那晚还是她的妈妈替秀亚脱了鞋的呢！
《下一代》在五十九年七月号的《纯文学》刊出，是一篇藉对话形式写出侨居海外三代的思想，虽然没有什么曲折的故事，但却说出了剧中人的思想、背景和行动，该是凌叔华旅居国外多年的体验。
自从十三年前中山楼一别，她就再没有回来过，最近向苏雪林先生问起她可知道凌叔华的近况，苏先生来信说：“凌叔华是个惜墨如金的人，一年只和我通一次圣诞新年卡，附寥寥数语算是信。她比我年轻些，现在一个人住，但身体健康，可以照顾自己。她只有一个女儿，住得相当远，不常回来看她。”
“联副”三月间曾刊吴鲁芹先生的《维吉尼亚？吴尔芙与凌叔华》，详细地写出了这二人当年通信的经过，文中提及凌叔华于1953年在英国出版英文自传《古调》，说在台湾恐怕没有几个人曾看过这本书，其实一出版凌叔华就寄给苏雪林一本，苏先生在《凌叔华其人其事》中曾说书一到（苏译书名为《古韵》）就被当年武大一个学生借走，一去不还；因为借书人后来一病不起，她不好意思再向作者要，不久见中央日报副刊有人翻译了几篇，就没再继续，她很失望，曾写信请凌叔华自己译，可以在《自由中国》出版，可惜凌叔华说太忙，将来再说，而鲁芹也说连英文的在英国都买不到了，可是我们是如何盼望读到中文本啊！鲁芹那篇大文，我曾提供一张我在中山楼所拍摄的凌叔华，笑容满面。现刊出的这一张也是当天我拍摄的，是老姐儿俩初见面的刹那。
林海音与冰心也算是一段难得的两岸缘。早在林海音还在北平做记者时，就曾采访过冰心，后来林海音在台湾时也曾在《纯文学月刊》上介绍过冰心，林海音晚年回大陆还曾去看望冰心，这些写于1995年8月的《敬老四题》都有记录，兹转摘如下：
和本世纪同龄的冰心先生，出生于1900年，今年是九十六岁老人了。听说她自去年9月因病住进北京医院至今，也有十个月了。心里很惦记，便打电话给她的二女婿陈恕（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问冰心的近况。陈恕教授告诉我，去年8月她因肚子不适去医院，不久返家，但过一阵又因感冒于9月25日住院至今。她的手脚有些肿胀，反应也就不太舒适，但自3月起开始稳定了，谢天谢地！回想我于1993年在北京去拜访她的那一幕，实在有趣，也认识这位幽默老人的可爱处。我到京的第二天便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的舒乙先生陪我去拜访四老人（冰心，夏家老嫂子，老舍夫人，萧乾）。我和冰心说是初见，其实不然，半世纪前，我十几岁在北平《世界日报》做实习记者时就曾去访问过她，她那时正生小孩坐月子，我提到这事，她完全忘记了，一直追问我，到底是何年何月？生哪个孩子？我怎么说得出呢，便只好说：“我也老了！”谁知她听了便拍着我大笑说：“你呀！小意思！”惹得全屋人都笑了，我这“小意思”和大陆文艺界称为“中国文坛老祖母”的九六老人大笑不止的时候，我的侄媳妇便给拍入镜头了。是个很好的纪念，今刊于此，看看她的笑容比长她四岁的百岁老人苏雪林又如何？同是可爱的老人吧！
我采访冰心，正值她的新书《关于女人和男人》出版，她签名送我，我是多么高兴，当然也呈上我的作品。原来这本书原名是《关于女人》，1943年在重庆出版的，那时她以“男士”的笔名专写女人，风行一时，但渐渐也传开了为人所知，那就是冰心。如今这本著作加了“男人”（1987年在北京开始写的），她也以“冰心”原名出现。
两岸消息不通的时候，听说彼岸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造反的惨事，梁实秋先生曾对我说：“海音，如果那边的老舍、冰心有什么的话，我会给你写他们的。”果然不久消息传来，老舍受不了红卫兵的糟践，自沉于太平湖了，当时我们不敢确定的，是自大陆出来的马思聪说的，老舍自沉，是没错儿了。而且也还有一个消息，是说冰心也被整得没命了，但是有关冰心的，没有确实的消息，梁先生果然守约，给我写了《忆老舍》一文，刊于纯文学月刊。而对于冰心的，我们虽不能确定，但梁先生仍是写了一篇《冰心的诗》刊于第六卷第二期的纯文学上。事实上，梁实秋对于冰心比对老舍还更熟悉。我读冰心的《关于女人与男人》一书中，发现有两文：《悼念梁实秋先生》和《忆实秋》，都是写在梁先生逝世后，梁先生生前一直未和大陆亲友有任何联系，不想他要为文给冰心，没想到冰心活得好好的，反而是写了悼念实秋先生的文章，这人生际遇是很难说了。
沉樱是上世纪30年代女作家，是诗人、翻译家梁宗岱的妻子，她和梁宗岱离婚后独自带着子女来到台湾，林海音就是在台湾和她结识的，但林海音在学生时代就知道并读过她的作品了。林海音在文章中多次提到沉樱，专门写沉樱的主要有《没有散文的日子》、《念远方的沉樱》。林海音在文章中曾详细写了她和沉樱的交往：
回想我和沉樱女士的结识，是在1956年的夏天，我随母亲带着三岁的女儿阿葳，到老家头份去参加堂弟的婚礼。上午新妇娶进门，下午有一段空时间，我便要求我的堂的、表的兄弟姊妹们，看有谁愿意陪我到斗焕坪去一趟。我是想做个不速客，去拜访在大成中学教书的陈澹ǔ劣＃├鲜Γ恢欠裨谛！４蠹乙惶荚敢馀阄胰ィ蛭蟪芍醒峭贩葜乃搅⒅醒В吕鲜τ质悄嵌睦鲜Γ峒易拥芤灿卸嗳嗽诟眯６潦榈摹Ｓ谑俏颐且蝗壕秃坪频吹吹乩吹搅舜蟪芍醒А！�
到学校问陈老师住家何处，校方指说，就在学校对面的一排宿舍中。我们出了校门正好遇见一个小男生，便问他可知道陈老师的住家，并请他带领我们前往。这个男孩点点头，一路神秘不语地微笑着带我们前往（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他那神秘的笑容）。到了这座日式房子，见到沉樱，她惊讶而高兴地迎进我们这群不速客，原来带我们来的正是她的儿子梁思明。
1956年开始交往，至今整整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交往密切，虽然叫她一声“陈先生”，却是谈得来的文友。她和另外几位“写陈樱”（即陈金英。著者注）的文友也一样：比如她和刘枋是山东老乡，谈乡情、吃馒头，她和张秀亚谈西洋文学，和琦君谈中国文学，和罗兰谈人生，和司马秀媛赏花、做手工、谈日本文学。和我的关系又更是不同，她所认为的第二故乡头份，正是我的老家，她在那儿盖了三间小屋，地主张汉文先生又是先父青年时代在头份公学校教的启蒙学生。我们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话题甚多，谈写作、谈翻译、谈文坛、谈嗜好、谈趣事，彼此交换报告欣赏到的好文章，快乐无比！到了吃饭的时候，谁也舍不得走，不管在谁家，就大家胡乱弄些吃的——常常是刘枋跑出去到附近买馒头卤菜什么的。
这样的快乐，正如沉樱的名言——她常说：“我不是那种找大快乐的人，因为太难了，我只要寻求一些小的快乐。”
这样小快乐的欢聚的日子也不少，是当她在1957年应聘到台北一女中教书的十年里，以及她在一女中退休后，写译丰富、出版旺盛的一段时日里。
晚年的沉樱定居美国，林海音与她经常有书信往来，林海音赴美看子女时也去看望过沉樱，沉樱返台，也会与林海音欢聚。她们之间的友谊虽有辈分之别，却更像是同龄的朋友在交往。
第六章 林海音的文学交往
第二节 林海音与同辈作家
林海音与同辈作家的联系极其广泛，与当时台湾的许多作家都有交往。这里只介绍大家较为熟悉的一些作家与林海音的关系，仅及她交往范围的一二。
同辈作家中，钟肇政与林海音是很熟悉的。他们的认识是由林海音主持“联副”期间，钟肇政向“联副”投稿而起。认识后，他们谈起来竟发现彼此的父亲是日据时代国语学校师范部的同学，还睡上下铺。钟肇政的父亲钟会可先生还很高兴地到台北林家谈林海音的父亲。钟肇政经过日据时代，最早学的是日文，但他的投稿在林海音看来，并没有什么文字的障碍，是狠狠地下了一番工夫的。与他同样情形的还有施翠峰、廖清秀、文心、陈火泉、钟理和，他们当时分住在台湾南北各地，有一个非组织的写作通讯，由钟肇政联络组织，他们很积极地向林海音主持的“联副”投稿。钟肇政后来在《令人怀念的岁月》中这样说当时的情形：“对还在为文字障碍而苦苦格斗，弄得头破血流的我们受日文教育长大的一小撮写作者而言，大约二十年前（指民国四十四年左右）的‘联副’，可以说是一块珍贵而亲切的发表园地。篇幅是那么小，除了一个方块与一写一译的连载外，一篇小说只能有三千来字长，这倒好，因为所用的文字必须做到最节省的地步。我们相约拼命地向她投稿，收获还算很丰硕……”可以说林海音对钟肇政早期的写作是有一定影响的。林海音与钟理和的交往也是由钟肇政的介绍。钟肇政与林海音的交往持续了很久，林海音在文章中也多次谈及钟肇政，林海音在写《剪影话文坛》时，《说不尽》中就写有他的一段，并配有照片。
夏济安与夏志清兄弟是著名的文论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影响甚大。林海音与他们兄弟二人都有交往。哥哥夏济安在台湾时曾与吴鲁芹、刘守宜创办《文学杂志》，林海音与他的交往就起自那时。据林海音在《小说家应有广大的同情》一文中说：“我个人和文学杂志，也算有一份交情，因为一创刊就被邀写稿，认识
